牛津通识读本：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6]
这一时期，伏尔泰酒馆的其他达达演出达到了高潮。事实上，为了反对战争并重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和混乱，达达主义者释放了让他们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的力量。因此，达达的系列活动在1916年中期到1917年初有所减少。
此后，苏黎世达达逐渐变得“体面”起来。该团体搬到了利马河的另一边，在口碑不错的资产阶级市民大楼里举办晚会。曾在史宾利糖果店楼上的房间里举办过很多活动的画廊达达，最终将被理查德·许尔森贝克描述为“工艺美术的修甲沙龙，其特征是一群喝茶的老妇人借助于某种‘疯狂之物’，试图恢复其正在失去的性能力”。此处的达达晚会门票昂贵，客人的名单也都预先拟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我们认为达达有多么放荡不羁，它还是迅速被资产阶级模式同化了。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达达主义者极具讽刺意味地发现他们必须吸引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的观众，以求得他们的“理解”。这一讽刺将作为贯穿达达和超现实主义先锋活动的主题而延续下去。
有关达达的流言最初来自一些参与者很少的活动。因此，从一开始达达就依赖于自我神话的创造过程。从创办初期开始，达达团体自我推销的另一途径是效仿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杂志《蝎虎座》和英国的漩涡主义杂志《冲击波》，借助团体出版物来实现。苏黎世团体的第一份出版物《伏尔泰酒馆》于1916年6月面世，这是一份相对严谨的出版物，其中刊登了毕加索等著名先锋派人物和达达主义者的作品。它甚至用原版木刻印刷了精装版。苏黎世达达的第二份评论是1917年至1919年出版的《达达》，其设计更加大胆，使用了不一致的字体，这在《达达》第三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它也更加自信、更为“国际化”，刊登了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和路易·阿拉贡等其他地方的达达主义者创作的诗歌。
在某种意义上，苏黎世达达因其传奇般的酒馆活动和部分手工刻印的杂志而显得相当“自助”，它确实较少使用现代宣传技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后来的柏林达达交易会，就会发现相反的发展进程。
图5 第一届国际达达交易会的布置图，柏林，1920年6月。
这一活动的著名先驱是1920年4月20日的科隆达达交易会，它不甚严谨却十分讽刺地模仿了一场商业交易会。科隆交易会的设计旨在引起观众最大程度的反感。人们通过啤酒大厅的公共小便池进入展场。在展览会开幕式上，一名穿着圣餐仪式服装的年轻女孩朗诵色情诗歌以招待观众。展出的作品包括马克斯·恩斯特的一件雕塑，旁边系着一把用来破坏它的斧子。1920年6月30日至8月25日在一家商业艺术馆举办的柏林展览会被授予“第一届国际达达交易会”的称号，展出了约两百件用各种材料制作的物品。虽然它同样是反抗传统的，但从一开始它就想要尽可能获得最广泛的宣传。那张艺术馆主展厅的著名照片（图5）被广泛复制。照片显示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普鲁士军官制服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颈上还配着一只石膏猪头；乔治·格罗兹和约翰·哈特菲尔德构想的时装模特的头颅是一只发光灯泡。世界各地的报纸——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刊载了有关这一活动的文章。与伏尔泰酒馆一样，柏林的达达交易会也将会是一次非常迷惑人的经历。正如我们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交易会的展示墙上挂着豪斯曼等人制作的照片蒙太奇和格罗兹或奥托·迪克斯的画作。与之争辉的是那些写着“达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做达达”、“艺术死了：塔特林的新机器艺术万岁”等标语的海报。观众很难将展出的（反）艺术和这些接二连三挑起论战的一大堆事物区分开来。当然，这正是举办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尤其是支持塔特林的那条标语揭示出了柏林团体的整体战略。塔特林是俄国建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尽管柏林达达主义者只是部分地了解他的作品，他们却认为他体现出了与表现主义所代表的伪信仰正好相反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的艺术姿态。但有关这一活动的主要一点是，大量出现的标语显示出柏林达达主义者意识到了广告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正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并非远离商业世界的发展进程，而是借助它的策略以传播自己的思想。
模拟审判和模特街
我们已经审视过的两种达达宣传活动——一个很“自助”但很快被当作神话，另一个明显地转向大众宣传——标志着达达运动推翻现有价值观或使之相对化的愿望。再来看看两个类似的活动——一个是原始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是完全超现实主义的——我们也许可以强调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差异，其中的首要差别揭示了1921年至1924年在巴黎发生的从达达到超现实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作为“朦胧运动”的一部分而出现。
1921年5月13日，安德烈·布勒东和一群他的达达盟友们以及许多文学和政治名人参与了一场古怪的“模拟审判”，以检验布勒东的信念。他坚信著名的右翼作家莫里斯·巴莱斯犯了“危害精神安全罪”。我们看一下这一活动的照片，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形进展到多么荒谬的程度。达达主义者们把自己精心装扮成高级法院的法官，而不愿屈尊前来为自己辩护的巴莱斯就由一个木偶来代表。然而，这次审判是精心安排的，其基调是冷静清醒的，其中并无上文已经讨论过的先前那些达达示威活动的自发特性（如伏尔泰酒馆里发生的一切）。
图6 对莫里斯·巴莱斯的模拟审判照片： 1921年5月13日。从左至右：路易·阿拉贡、无名人士、安德烈·布勒东、特里斯坦·查拉、菲利普·苏波、泰奥多尔·弗伦克尔、代表巴莱斯的木偶、乔治·里伯蒙-德塞涅、邦雅曼·佩雷和其他达达成员。
在很多方面，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被设想成是布勒东所作的一次“立场陈述”，同时也是一次拍照机会（这一策略将在后文详细讨论）。一些人花钱出席这次审判，但它的重点却明白无误地放在参与者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的看法上。重要的是，这些参与者中不仅有达达主义者，还有受邀的“目击证人”，包括民族主义者兼小说作家拉希尔德和在法庭上为政治犯辩护的共产党员乔治·皮奥奇。该审判在巴黎市郊俱乐部曾经的会址里进行。该俱乐部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个辩论社团，曾邀请著名的公众人物在一个相当放荡不羁的特别法庭上讨论政治事件。（有一次俱乐部会议鼓动攻打巴士底监狱。）
布勒东及他的同庭“法官们”认为，阿拉贡曾尤为欣赏的巴莱斯背叛了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体现出的个人良知。如此一来，他就屈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政治右翼转向。因此，布勒东要通过一次达达活动来检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还是对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关注想象权利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产生了明显的作用。这次活动也是文化政治学的一次演练。特里斯坦·查拉对达达竟然承担审判工作感到吃惊和鄙视，认为布勒东的行为标志着达达转向了一个统一的先锋计划；这一转向将在第一章已提及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完成并最终转变成超现实主义。
如果说这次原始超现实主义的“模拟审判”与达达主义者在伏尔泰酒馆的自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话，在许久之后的另一次活动中，羽翼已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举办的一次展览则与柏林的达达交易会形成鲜明对比。总体而言，超现实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会把展览布置得比较传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主要是为了显示该运动的日益国际化，团体成员们才开始像达达主义者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展会设计上进行实验。1938年在巴黎乔治·维尔登施泰的美术馆举办的一场大型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布勒东充分挖掘前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的天赋来布置展会。杜尚颁布“法令”，1200个满是灰尘的装煤口袋被塞满报纸，低低地悬挂在主展厅的上方，整个展厅只用一只点燃的火盆来照明，因此很难看到展品。开幕式为观众配备了火把。展厅的两个角落各放一张大床，使得展厅空间里的活动更像是发生在夜间。
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花样。在该建筑的庭院里，参观者可以窥见到萨尔瓦多·达利的《下雨的出租车》：一个穿着暴露的女模特，身上爬满蜗牛，坐在后座上，后座上方垂下一条小瀑布。进入展区，人们不得不沿着一条“模特街”走一遭，因此，会在想象中对这16位穿着性感的模特加以“选择”。这些模特可被塑造为“街头妓女”，她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想象的结果。
图7 巴黎美术馆内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的布置图，巴黎，1938年。
这些效果与柏林达达主义者在交易会上创造的效果区别很大。两个团体一开始都让人迷惑，但是超现实主义者明显注重诱发人的无意识想象，而非关注达达主义者偏爱的物质材料所引发的震惊。1938年展览的主展厅所使用的夜景布置明显会引发梦境，而“模特街”则以某种方式鼓励了色情想象，这些对达达的讽刺本能来说都将是陌生的。像达达主义者一样，超现实主义者也把展会布置当作获取公众注意的一种手段，但他们与时尚界联系之密切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先驱。例如，这些模特是从知名时尚工作室借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1937年萨尔瓦多·达利开始与埃尔莎·夏帕瑞丽在服装设计领域进行合作并非巧合。在达达交易会上，达达主义者滑稽地模仿着商业，而超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与商业串通一气。诚然，这与他们决心建立的国际化形象密切相关：先前已有两次国际化的超现实主义展览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在布拉格和伦敦举行。对比之下，柏林达达交易会看起来几乎是地区性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超现实主义者冒着“出售给”商业世界的风险。如果说1921年的“模拟审判”证明了该团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简单朴素，那么1938年的展览则揭示出其想要获取公众注意力的天性是如何危害其政治的。这一主题以后还会再现。
成为达达，成为超现实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活动，现在来看看人。如果说在寻找机会开展商业实践以及在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和展览中，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原则通过最高的营销天分被推销了出去，那么这些运动中的诗人和艺术家是如何专注于个人形象的塑造的？成为达达或成为超现实主义者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普遍会把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看作是怪异行为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