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20]
但你能杀死拥有美丽脸庞的自责吗？如同一位英国淑女在带盖汤碗中惊愕地发现了何腾托人的头盖骨？……我想要重新发现伟大的演讲和伟大的燃烧之后留下的芬芳气味。我想说暴风雨，我想说河流。我想说旋风。我想说叶子……
这种激情与另一位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人的视觉艺术相得益彰。这位艺术家长期浸淫于欧洲文化，后来回到他的殖民地故乡。他就是韦尔弗雷多·兰姆。兰姆来自古巴，在马德里受训。身为一名画家，他先是深受毕加索的影响，而后又于1938年深受超现实主义者的影响。他在回古巴的途中，曾陪伴布勒东一起经过马丁尼克岛，此次归途促使他创作了一幅主要作品《丛林》。
图29 韦尔弗雷多·兰姆，《丛林》，油画，1943年，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在这幅画中，一群瘦长的裸体人形被围在使人感到幽闭恐怖的植物之中。它在一般意义上运用了由超现实主义衍生出来的“尚古化”一词，把它与法国“天真”画家亨利·卢梭画中展示的富于纯粹异国风情的原始森林和毕加索于1907年创作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先立体主义代表作《亚维农的少女》中所表现的妓院里外形分裂的女性形象交织在一起。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殖民主义对丛林所做的一切，兰姆写道：
卢梭……没有谴责在丛林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却谴责了。看看我画中的怪物，看看它们摆出的那些姿势。右边的那个撅着屁股，淫秽下流得像个娼妓。再看看右上角的剪刀……
超现实主义被请来明确表达处于酝酿阶段的“黑人文化与精神价值”，这可能意味着超现实主义在种族身份上被政治化了。然而，这些姿态的原动力来自外部而非巴黎的主流运动内部。直到1938年，那些“正式的”超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布勒东，仍然能够将其他文化变得富有异域风情。例如，墨西哥因为在1910年至1917年间经历了一场人民革命而被认为是卓越的革命国家。布勒东1938年访问墨西哥时，热心地宣传超现实主义，扩大其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与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和其他边缘地区的发展情况一致，超现实主义在墨西哥的发展并不全然是布勒东所景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的功劳，而是里维拉的妻子弗里达·卡洛的功劳。布勒东声称弗里达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的，尽管她对该运动一无所知。相反，卡洛却认为她的作品——主要是自传性质的——在精神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的参照标准是特别富有墨西哥特色的。在《我的出生》（图28）中，早先被描述过的极其痛苦的个人被以下这一事实强化了：画中出现的画像源自天主教供奉在锡盘上的还愿祭品，同时它还是向阿兹台克女神塔拉罗泰罗祈祷的一种形式。对那些死于分娩的女性而言，女神塔拉罗泰罗是神圣的。对于布勒东来说，身份本质上并非某种努力争取之物，而是要受到诘问的，他肯定对她探寻墨西哥的根源无动于衷，而她似乎已经厌倦了他的说教。从根本上说，布勒东赋予弗里达异域风情，并以一种典型的男性超现实主义者的态度，一度将她描述为“缠在炸弹上的丝带”。
某些超现实主义评论家，例如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把超现实主义的言论看成是“普适的”。尤其在文化方面，他还运用布勒东的黑格尔哲学思想，将超现实主义调和矛盾的欲望等同于否认“差异”的存在，尽管我们看到，超现实主义也是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主体性为基础的。对卡彭铁尔来说，欧洲的超现实主义仅仅是渴望其他文化环境，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这样的地方仍然存留着神奇的信仰，它们是超现实主义真正的故乡。
考虑到这一点时，我们甚至会质疑达达和超现实主义所奉行的国际主义文化精神的自由度。虽然达达出现的地点多种多样，但它却是高度西化的，虽然近期有关东欧与达达运动的研究承认苏黎世的查拉和扬科都曾在故乡罗马尼亚与这一先锋艺术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另外，1920年至1925年间达达运动在日本的兴盛表明，我们很快可以将达达放在一个更加宽泛的全球范围内加以审视。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在南斯拉夫、丹麦、加那利群岛以及再一次在日本（1937年东京和京都分别举办了一次国际展览）兴起，但从总体上来说，达达基本上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1955年，布勒东回顾了超现实主义者对非西方文化的崇拜，并遗憾地承认“我们能够从它们的艺术中获取的灵感最终还是没有奏效，因为我们缺少基本的感官接触，只能给人留下毫无根基的印象”。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哀怜并敬佩他的诚实。
政治同盟
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与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的密切关系自然源于他们对个人自由的关注，但这些运动与“强硬”的政治世界的联系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认为达达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同时发生，并且超现实主义是和希特勒的上台同时出现的话，我们可能会奇怪他们对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思虑怎么能达到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选择的预期要求。尽管如此，正如先锋力量在美学和社会经验之间建立了联系一样，这两个运动也都与政治建立了联盟。
拿达达来说，我们几乎要完全依赖柏林的达达团体。纽约和巴黎的达达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派别大失所望，基本上都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这和他们强烈的个人主义立场并行不悖。苏黎世达达团体也赞赏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巴尔沉迷于俄国思想家巴枯宁的著作，尽管他最终否定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人性本善”的假设并引人注目地重新皈依天主教。当苏黎世达达走向衰退时，瓦尔特·塞纳和特里斯坦·查拉变得越来越消极，团体中的某些成员短暂受到在德国有可能发生革命的鼓舞，参与到了像“新生活”展览团体这样的乌托邦计划之中。像阿尔普和达厄贝曾做过的那样，这一展览团体也注意到了中世纪统一艺术和手工艺品的理想。然而，从柏林传来的关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的消息最终使苏黎世达达团体陷入绝望，只好接受抽象而非政治。汉诺威的舒维特把这当成是一项信条。然而在柏林，达达主义者依然要面对政治现实。
正如上文已述，柏林达达团体分解成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共产主义党派。劳乌尔·豪斯曼和约翰内斯·巴德尔构成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苏黎世达达团体一样，被小规模团体的理念所吸引，质疑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因此豪斯曼会这样写道：“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山顶布道，是一种经济公正的信仰，是一次美丽的荒唐行为。”我们应当通过赫茨菲尔德－哈特菲尔德－格罗兹，从这些正式的德国共产党成员身上发现达达是否会变成一种政治观念。
来看《人与足球》（图12）。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谋杀后不久，代表这一派系的杂志便出版了。该杂志独特地显示了他们与这一团体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力合作，这样就不用对他们的政治同情心持任何怀疑态度了。我们在已发表的声明中发现了《革命正处在危险之中》，我们也看到乔治·格罗兹的卡通画表现了柏林新上任的多数派社会主义政府的成员。他把他们描绘成天主教会的傀儡，激起了大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瓦尔特·梅林回忆达达主义者是如何在一个小乐队的伴奏下，穿过城里的工人阶级住宅区兜售此杂志。该杂志在1919年2月15日被正式取缔前居然销售出了7600份。
赫茨菲尔德所办的左翼出版社——柏林马立克出版社随后出版了几期《失望》杂志，这份杂志明显的亲苏维埃立场让赫茨菲尔德在狱中待了两周。出狱后，该杂志的第三期将格罗兹创作的有针对性地直指斯巴达克联盟成员被屠杀的图画作为封面，画中国防大臣古斯塔夫·诺斯克一手持剑，另外一只手拿着盛满香槟的酒杯，站在满是尸体的大街上。画的下面是充满讽刺性的标题：“为诺斯克干杯——无产阶级被解除武装了！”
此处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但是斯巴达克联盟被镇压之后赫茨菲尔德——哈特菲尔德——格罗兹派系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甚少。赫茨菲尔德经常对德国共产党吹毛求疵，嘲弄他们的反智论和缺乏领导力。达达主义者从别处寻找他们的理想；主要是投向苏维埃共产主义，同时美国机器时代的神秘性也是哈特菲尔德和格罗兹某些照片蒙太奇理想化的主题。哈特菲尔德后来还在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猛烈抨击希特勒的兴起，但是柏林达达在最兴盛时期很少支持德国共产主义，因此德国共产党对达达也是不冷不热的。针对达达运动最主要的批评就是，达达在革命尚未来到之前就在创作高级的革命艺术。无产阶级怎么可能理解达达的语言呢？
如果说这一批评看来妨碍了达达政治，那么它其实是超现实主义者在1926年至1935年间试图联合法国共产党时反复出现的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和达达一样，超现实主义者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但布勒东不断呼吁团体要同心同德，也不断地按照政治集团的原则开除成员，故意把超现实主义变成了一场运动。说到底，他是在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布勒东相信，男人的思想自由应该与社会革命相适应。（总的来说，他很少谈到女人的权利。）然而，从实际的政治来看，这就像试图把一个圆圈变成正方形那样。
超现实主义的第一次严重倒退发生在1927年，当时他们正试图与法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超现实主义的成员之一，皮埃尔·纳维尔质疑精神革命可以先于物质革命的设想。尽管超现实主义者在该年正式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们仍然因“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态度和明显缺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而备受质疑。布勒东接替了托洛茨基的位置，后者被驱逐出苏联令超现实主义者深感遗憾。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布勒东声称，虽然超现实主义艺术几乎不能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但它仍然是革命的，并为无产阶级艺术在后无产阶级形势下的可能发展指明了道路。法国共产党仍然未被说服。布勒东受到不同委员会的严厉斥责，被分配到巴黎煤气工人的小房间，还被要求撰写关于意大利重工业经济情况的报告；当然，布勒东觉得这个任务对他而言是力所不及的。
1932年，“阿拉贡事件”的发生使事情发展到紧要关头。路易·阿拉贡已经不再遵循正式的超现实主义政策。1930年，他代表超现实主义团体参加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办的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同意对超现实主义者的托洛茨基思想进行批判，同时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