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16]
巴塔耶对布勒东的反人文主义批判看起来好像同达达对超现实主义“教皇”的批评一致，但巴塔耶同达达的立场却并不相同。与他早年冲动的20世纪20年代相比，巴塔耶在以后的岁月中显得更加接近超现实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公开支持超现实主义的总体见解，认为现代人的困境部分源自缺乏神话或“神圣的”东西，以应对人性中黑暗的、无法无天的冲动。随着1939年战争的到来，当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由于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被人们回顾时，对于它们的智识继承者而言，解构人文主义的“人”就变得尤为迫切。巴塔耶的思想被米歇尔·福柯之类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继承。但是巴塔耶本人的反人文主义也未能给出解决的办法。这甚至促使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某一阶段开始接近法西斯主义。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企图绕开人文主义价值观和灵肉二元论的另一途径是借助于神秘思想或炼金术。
神秘思想和炼金术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达达盘旋于水面之上，当上帝说：让这儿有光！哈，这儿并没有光，只有达达。”柏林达达小组成员的这一联合声明反映了他们对于传统宗教的诙谐态度。我们已经讨论过超现实主义者恶毒的反天主教的例子了。像达达主义者一样，超现实主义者最痛恨的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灵肉二元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杜尚和皮卡比亚用二元论的语言来讽刺现代人的科技至上论，达达主义者还是格外支持前苏格拉底或非西方的哲学原理。在这些哲学理论中，精神与物质是均衡发展的。这是对现代心灵更大规模的批评的一部分。
达达主义者利用的资料来源多样，各不相同。苏黎世的雨果·巴尔特别钟情希腊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强调的世上万物都在永恒的流动之中，而汉斯·阿尔普却更喜欢17世纪的德国作家雅各布·伯麦所代表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以及中国的道家哲学家如老子。我们知道汉斯·阿尔普在1917年苏黎世的一次达达晚会上曾经朗读了伯麦的一段文章，意味深长地选择了一些强调“在不断的演变中保持平衡的重要性”的段落。在中国的影响方面，汉斯·阿尔普有可能将古老的先秦道家关于变化的理论（如《易经》）加以变形来创作他自己的拼贴，在这幅作品中，长方形的纸片“按照机会定律”被排列（图15）。《易经》对道家思想有过重要影响，旨在预测在自然界，甚或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变化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在人类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变化模式。当对话人考虑这种模式时，他通过投掷一些蓍草棒（现在可能是用硬币了）来让自己服从机会的摆布。这些掷出的蓍草棒会形成一系列抽象的“六边形图案”，然后他将这些图案同《易经》中晦涩难懂的某一句卦辞相对应。虽然很明显阿尔普不是在占卜，但是他在投下那些长方形纸片时，也同样是让自己服从于自然的规律而非人类的法则。
身在柏林的劳乌尔·豪斯曼在1918年前后好像也在读老子的书，此外他还对德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理论颇感兴趣。恩斯特·海克尔察觉到一个单一的原则，即“物质定律”，并用它来统一物质与精神。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学家理查德·谢泼德的信念，即达达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和反艺术的偶像主义就其根本而言都来自深层次的哲学需求。达达中的一派（主要是苏黎世，当然也包括豪斯曼等非共产主义的柏林艺术家）旨在发现混乱无序的自然模式与它的内在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派以纽约的杜尚、巴黎的皮卡比亚和柏林的乔治·格罗兹、瓦尔特·塞纳为代表，在本质上更多关涉存在，而且更倾向于虚无主义。这当然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一致：与巴黎和纽约的达达相比，苏黎世的达达从本质上而言更具“建设性”。
当我们转向超现实主义时，我们很少发现阿尔普或是豪斯曼所热衷的自然神秘主义，尤其是因为表现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他们的兴趣，却对法国运动的影响很小。超现实主义的反二元论更多源自中世纪及后中世纪的西方炼金术传统。炼金术几乎是这场运动中所有主要作家和理论家的兴趣所在。其中混杂着占星术和四大元素，时常出现在视觉超现实主义之中。从根本上来说，炼金术关注的是物质转变，因此我们在马松等人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多重意象。在他的作品《鸟的诞生》（图16）中，鸟从一个女性阴户中飞出的意象同炼金器皿的花纹中出现的上下翻飞的象征性的鸟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器皿是物质实现转变的地方，而整幅画就采用了隐喻形象来表现出生这一主题。马松可能在不经意间比其他超现实主义者更接近阿尔普的自然神秘主义，并且马松还深受赫拉克利特的影响。但是在米罗的作品（图19）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对丰富的、有神秘样式的宇宙的影射。这和13世纪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拉蒙·鲁尔的哲学观相一致，他和米罗一样都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
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对超现实主义而言，炼金术使人联想起的是中世纪后期某一特定的世界观，而不是常见的想象中的许多神秘之事。一般来说，超现实主义者对超自然的事情，特别是19世纪红极一时的一些学说（如唯心论）兴趣不大。布勒东竭力指出，超现实主义者在“朦胧运动”期间所经历的恍惚与同死者的交流无关。超现实主义的最佳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强调，超现实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从物质存在而非宗教、“来世”或麻醉药中获取“渎神的启示”，并且我们必须记住，超现实主义者的兴趣经常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致。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布勒东早年曾经十分迷恋19世纪法国作家埃利法斯·莱维的魔术思想，尽管莱维本人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并一直致力于物质和精神的调合。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超现实主义对炼金术的理解上来。一方面，这一派受到十足古怪且古老神秘的雕版画的吸引，这些雕版画寓言般地揭示了炼金术物理变化过程中被注入的精神元素。马克斯·恩斯特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早期为“拼贴小说”创作的那些插图就从上述先驱中受益匪浅。另一方面，超现实主义者赞同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在其1944年的著作《心理学与炼金术》中对炼金术所作的精妙解释。荣格在书中争辩说，虽然基督教强调从原罪中获得救赎，但这却暗示了对肉体的怀疑，神秘主义者却将炼金术寓言用作评论基督教的一种方式，强调精神和物质的调和可以通过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在两性体中的结合来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清晰地与超现实主义者对天主教教义的全面否定相吻合，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吃惊地看到，两性体的形象在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写作中随处可见。但我们也应记得在上一部分谈到过的乔治·巴塔耶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巴塔耶认为对立面的合一将导致畸形而非调和。这是超现实主义玄奥思想的另一面。
如果说炼金术唤起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那么一群重要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此开始颠覆后启蒙时代的知识分类。在这方面，超现实主义者对16和17世纪“奇珍异宝室”的传统特别感兴趣。这些陈列柜采用类比或异想天开的关联原则先于物种或种属原则的方法，为人造或自然的物品提供了另一种排序或归类模式，这些模式与最终将取代它们的博物馆中的分类模式是截然不同的。超现实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情景下，闹着玩似的谈到了可供替代的分类系统。他们倾向于这样来安排自己的艺术藏品，使得达利或德·基里科的绘画经常同一些富于异域色彩的自然物品和“原始”的人造物并列展出。出于同样的原因，达利在1936年创作了《超现实主义物件》，作品由一托盘的物体组合而成，包括一只鞋、几张有图案的馅饼皮，以及上面画有一对夫妇在做爱的小件装饰品，达利根据个人的恋物癖费尽心机地将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后期加入超现实主义的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美国人约瑟夫·康奈尔将其职业生涯全部用来创作那些打开的盒子。通常这些大小不超过18英寸×12英寸的盒子里放着陶制水管、药剂师的罐子和星表之类的东西，唤起了人们对一个微型世界的幻想。
杨·史云梅耶的一个惊人形象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超现实主义在这一方面的作为。我们在上一章提及的这位捷克斯洛伐克漫画家和电影人实践了一种复杂的后期超现实主义形式。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云梅耶创作了一大批铜版画——《自然科学》。在动物的插图部分，动物及其骨骼强行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些令人反感的混杂物。杨·史云梅耶在这里有意向马克斯·恩斯特表示了敬意，恩斯特曾出版了一整套擦印画《自然历史》。但史云梅耶让恩斯特的遗产焕发了新的活力。史云梅耶还为他那怪异的分类系统作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模拟科学的注解。例如在《含阳式的俄狄浦斯》（图25）中，我们被告知有一种巨大、畸形的澳大利亚动物，雌兽产卵，雄性的幼兽用自己的阳物破壳而出。雌兽接着同它们刚生出的幼兽口交，吞下幼兽的精液从而产下更多的卵，然后它们合上下巴，将幼兽阉割，以确保成年兽群实际上都为“雌性”。
这儿所包含的黑色幽默以及对心理分析一贯的调侃，同超现实主义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但史云梅耶之所以不通情理地弄乱自然数据主要还是同他的身份密切相关。身为艺术家，他继承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超现实主义传统。布拉格也许曾经是16世纪晚期最大的“奇珍异宝室”，也就是鲁道夫二世的“奇珍异宝室”。史云梅耶的作品嘲讽地回顾了这种收藏的神奇之处。这反过来又说明一个可替代的知识系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而非普遍性。它也间接地对超现实主义是以巴黎为中心的假设作出了评注，这一主题与超现实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相互呼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这一论述被用来缓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亲法倾向。
尽管超现实主义者表现出了颠覆传统分类的独创性，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声称他们还是一直遵循西方的知识传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都有回归“原始”的返祖倾向，这一倾向可被视作是针对西方假设的人性而开展的更为直接的斗争。这使我们再次想起巴塔耶思想中的反人文主义倾向。他的兴趣在于反对西方极难同化的唯心主义思维习惯。但这一讨论我们将留到下一章继续进行。由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运用了神秘主义和炼金术的思想模式从内部出发反驳西方的二元论。就像超现实主义时常坚称的那样，他们所追寻的是解放。但是巴塔耶肯定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