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15]
如果说上述事例证明了超现实主义者在真正陷入无意识的危险境地时言行不一，那么他们与无意识的理论联系则意味着他们有意对资产阶级传统（特别是性欲方面的传统）进行剖析。接下来我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构想。但是我们有可能不得不认同达达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声称对一种社会类型的适应最终构成了布勒东理解无意识的基础。作为日常存在不充足的辩证对应物而出现的满足欲望的节点，无意识对布勒东而言是获得一种性质不同、形态改变的生活经历的途径。同时布勒东又感到日常生活应该按照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来加以改造。在许多达达主义者看来，布勒东认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存在一种新的辩证契约，这一信念是以一种可疑的人文主义为基础的。相比之下，达达主义者则提倡反人文主义的观点。
反人文主义
柏林和纽约达达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人即机器”。由于感到人类已不可更改地将自己的命运扔进了机械化，这两个城市的达达主义艺术家逐渐形成了一种非常精细的肖像画法——“机械生成论”，即人和机器的混合体。1920年5月，乔治·格罗兹在柏林创作了《多姆1920年5月嫁给了书呆子机器人“乔治”。约翰·哈特菲尔德对此很高兴》（图13）来影射他自己新近的婚姻。在画中他将新婚妻子多姆（戏仿她的绰号姆德）画在左边，而他自己则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站在右边。在维兰德·赫茨菲尔德看来，格罗兹的画抨击了资产阶级体制中的婚姻状况。维兰德·赫茨菲尔德认为，婚姻“永不停息地把男人变成了它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庞大的车轮和传动装置中的一个小齿轮，因此当妇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由时，男人却‘陷入了其他严肃、迂腐且工于心计的任务之中’”。这一论断也许掺入了些许厌恶女性的色彩，但它却揭示了这一观点：达达主义者认为机械化已是四处蔓延。有趣的是，婚姻图像学在达达中十分盛行。1919年，另一位柏林达达主义艺术家汉娜·赫希创作了一幅关于这一主题的女性场景，描绘了一对被束缚在现代精巧机械之中的夫妇（图18）。此时身在纽约的马塞尔·杜尚正辛勤工作，试图通过《甚至，新娘也被她的男人剥得精光》这幅画为“人与机器”作一陈述。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在玻璃上的这幅复杂作品中，漂浮在上方的一位“新娘”与身下那群地面之上的“单身汉”形成对照。新娘和她的配偶们都被描画成机器。正如赫茨菲尔德对格罗兹的画作出的解释一样，新娘保留一定的自主权，而单身汉们却被视为自淫的躯壳。
此处无论有多少关于婚姻的不同态度，但有一点是清晰无误的，那就是浪漫的爱情，特别是在杜尚的作品中，它已经沦为机械式的操作了。人类的身体被假定为是同灵魂或思维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机器。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可以看见潜伏在这些思想后面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影子。构成现代科学方法基本哲学前提的笛卡尔的二元论声称，思维作为一种思考的物质是脱离身体而存在的，就像拉美特利等人所认为的那样，身体纯粹是一种机械装置。尽管达达主义者带有极度的嘲讽，但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支持笛卡尔的观点的。例如杜尚的纽约达达主义的盟友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就针对“性欲”创作了一些极端冷嘲热讽的作品，他在1915年创作的《裸体状态的年轻美国女郎肖像》（图11）中就将女性的性能力和一只运转的火花塞相提并论。
皮卡比亚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表现了反人文主义对精神性和深层内在情感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柏林达达主义者分享了他的观点。比如劳乌尔·豪斯曼就宣称：“达达绝对缺少那些所谓的精神的东西，在一个机械化运行的世界里为什么要有精神呢？”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表现主义者关于现代人的灵魂同机械之间的冲突的言谈成为了豪斯曼批评的笑柄。实际上，柏林的达达主义者对机械所持有的态度总的来说比起纽约的达达主义者要积极得多。他们认为一种机械式的审美观可以成为削弱个人主义、宣扬集体性的一种方式。他们借助富有活力的唯物主义，设法避开了人文主义的陈词滥调，但是也许除了格罗兹之外，他们根本不赞同纽约达达主义者（无论有多么讽刺）所认同的灵肉二元论。如我们后来所见的那样，苏黎世和柏林的德语达达主义者更多倾向于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一元论哲学观，其中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性被整合为矛盾的统一体。在这一方面，若不是布勒东的观点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他们本来是赞同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观点的。但是“唯心主义”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再回到超现实主义。
1929年布勒东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曾出名地宣称：“所有的事情都企图使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思维中的确存在某一点，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发现生和死、现实和想象、过去和将来……都不再被视作是矛盾的了。”这段引文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在超验主义的基础上理解“超现实主义”中“超”的含义所在。但最有趣的是，它表明了布勒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完全信奉。布勒东在1912年左右开始接触这位19世纪早期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后来他承认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直觉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布勒东是利用黑格尔使自己早年对无意识探索的强调同1926年以后他自己以及整个超现实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协调起来。黑格尔思想的唯心主义倾向对布勒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黑格尔深奥抽象的哲学思想中，思维或是精神通过一系列不断发展的辩证统一体来认识自身。对于布勒东来说，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也经过类似的运作，通过矛盾之间的冲突而产生一个新的“更高”的统一体。
布勒东在论及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时，提倡精神的自我实现，因此更像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这是否也表明，许多达达主义者反对的其实是一种隐蔽的自由人文主义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来自达达主义者，而是来自布勒东最敏锐、最理智的对手乔治·巴塔耶。
正如上文所述，巴塔耶从来都不是超现实主义的一分子，但却是它的对话者和鞭策者。当布勒东在1929年将这一组织的不同成员——特别是米歇尔·莱里斯、安德烈·马松和罗贝尔·德斯诺斯等人驱逐出去之后，他们中的好几个人随即转投巴塔耶，成为他创办的杂志《文献》的拥趸。在很多方面，于1929年至1930年间发行的《文献》与超现实主义杂志相类似，都有一个“科学”光环，但是《文献》上刊登的准理论性文章更加关注人类文化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问题，中和了爵士乐以及流行文化其他方面的议题。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与我们目前讨论的议题的相关性，我们发现连篇累牍的文章，特别是巴塔耶的文章抨击了布勒东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假设。有时这些评论并不直接而是多以讽喻的方式出现。在那篇被多次引用的散文《大脚趾》中，布勒东将大脚趾说成是人的体格特征之一，是它使得人类得以同类人猿区分开来。同样也是它使得人类可以直立起来，将心思集中在更高处的事情上。但巴塔耶却辩称，人们认为“陷在烂泥里”的大脚趾是一个基本的而且可被忽视的东西，他坚称只有恋物癖者才会重视脚。因此，巴塔耶追求一种价值的彻底转变。这种颠倒在其他写作中将号召人们起来庆祝人性中基础的或排泄的方面，以此来反对唯心主义的逃避。
尽管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宣称废黜传统道义，但是巴塔耶依然认为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设想受到了“品位”和美感的束缚。在1930年第二期《文献》上发表的《本性的背离》一文中，巴塔耶详述了人类对于自然畸形如连体双胎的迷恋。这篇文章其实可以视作是对人文主义者提倡的两性体象征的间接批评。男性和女性合一之类的事在魔法寓言中经常出现。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布勒东式的超现实主义者对此尤为着迷。但巴塔耶还是间接将两性体视作再次影射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一。巴塔耶总是念念不忘自然发生的事情，认为两个人的连结所产生的不是理想的结果，而是怪胎。我们发现关于怪胎的玩笑贯穿《文献》的始终，这些玩笑用直截了当的物质性来反对唯心论。例如，乔治·林布发表了一篇关于面具的文章，坚称唯一能与大洋洲部落面具所拥有的仪式影响力相媲美的西方对等物是类似煤气罩那样的物件。在为这篇文章所配的插图中，《文献》刊登了一系列由J.-A.博依法德拍摄的著名的狂欢节面具照片。大概是为了让人们联想到欢快，其中一幅照片上的人乍看起来好像已经把眼睛烧穿了。
1929年，布勒东和巴塔耶之间爆发了一场直接冲突，其时布勒东授意当时的超现实主义新兵萨尔瓦多·达利拒绝让巴塔耶在《文献》上翻印他当年的重要画作《悲伤的游戏》，画的旁边还附上了巴塔耶为《文献》撰写的注释。巴塔耶很满意这幅画的示意图，但是在他的注释里，他却总是专注于达利的绘画中所传达出的对手淫和阉割的焦虑感，就达利自己公开宣称过的对交媾中断、粪便学和腐烂的着迷程度，揭示出达利是典型的巴塔耶式的艺术家。布勒东似乎对达利作品中真正“痉挛”的方面视而不见，但同一时期他在反对安托南·阿尔托不纯的超现实主义本性时却并不迟缓。虽然巴塔耶理所当然地声称达利归属于自己的团体，但达利在那段时间还是留在了布勒东阵营里。
图24 J.-A.博依法德，《狂欢节面具》，刊登在《文献》第二期上的照片（巴黎，1930年）。
其他艺术家则基本明确地选择了背离布勒东，其中一位是安德烈·马松，他更倾向于尼采思想和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