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设计，无处不在 [16]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最后阶段，英国政府成立了工业设计委员会，后更名为设计委员会。尽管由政府出资，但是它仍是一个以半独立状态运营的机构。它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工业设计来刺激出口贸易。如果按它最初的目标来评判，那么这个机构的运营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四十年后，英国制成品的贸易差额出现了两百年来的首次赤字。设计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试图通过劝导的方式来行使职责，致使它无法有效地改变任何事情。1995年后，政府对它进行了机构精简，大力将设计作为政府鼓励工业创新的一个方面。然而，英国在成品贸易上仍处于赤字，它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德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即设计委员会。它成立于1951年，也是由政府出资的，事实上，应该说是由联邦政府出资的。它一度对设计在工业和普通大众中的宣传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它不仅强调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影响，也重视设计的文化作用。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出资减少了。尽管如此，它仍坚持运作，只是将宣传工作的重心移交到了联邦政府下不同的设计中心，而这些设计中心更强调区域的发展。
对于这类团体而言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时常要受到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由荷兰政府于1993年投资成立的荷兰设计中心，在约翰·萨卡拉的管理下曾一度充满活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在那里讨论设计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各种富于首创精神的实践层出不穷。但是2000年12月，在文化部长的建议下，资金被撤走，它因此而被迫关闭。显然，当这类机构的实际运行与政客们预期的构想之间产生分歧时，后者通常具有决定性的权力。
说到这类关系，丹麦设计中心在欧洲众多宣传团体中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它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已成为丹麦设计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设计不仅仅是丹麦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同时也参与到了有关丹麦社会特性的对话之中。如果没有政府一直的支持，这一点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2000年初，在哥本哈根的中心基于特定目的而新建成的总部，不仅显示了政府对设计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设计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国民的生活中。
令人诧异的是，与之相反，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制定任何的设计政策。有关当事人，如专业设计机构，纷纷抛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这样一个领域仍拒绝接受，只有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对设计在提高竞争力方面的能力表示出了一点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一部分与经济思维方式有关。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设计是表面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容易就会被国外的同行剽窃，所以政府不应该资助这种事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实施经济重建计划时，就借鉴了美国在两次战争之间利用设计作为商业工具以取得发展的例子。在日本，负责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政府实体是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简称MITI）。它的政策是为了协调日本企业在特定部门内的种种行为，使它们具备立足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日本提高其设计水平的方法是这些政策当中的一部分，也是MITI运作下的典型模式。实际上，日本人采用的方法有力地证明了重商主义原则的变体在现代社会仍然很活跃。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工业界早在二战前就已经有了专门的设计技术。这些技术源自欧洲以艺术或手工艺为基础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一直通过翻版国外的设计来生产廉价产品。战败后，日本的工业生产力几乎被完全摧毁。MITI以贸易出口为基础，制订了重建和经济扩张的计划。MITI的早期政策包括两个主要的政纲条目：一是引进国外最新技术，二是重建并保护国内产业。因此，国内市场就成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平台。
图33 设计是国策：丹麦设计中心。
作为政策的一部分，MITI开始积极推广设计。它从国外聘请了拥有杰出设计师的咨询小组，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还成批地派遣有才华的年轻人赴往美国和欧洲接受培训，培养出了一批合格的设计师骨干。随着MITI旗下的日本工业设计促进组织的成立，以及“优秀设计选拔系统”的形成，设计宣传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所谓的“优秀设计选拔系统”，又称为“优秀设计奖”竞赛，旨在宣传日本最好的设计。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MITI的大力推动下，众多大型日本公司渐渐成立了设计部门。设计很快融入到了开发过程中，并成为了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海外归国的一些设计师或受聘于企业的设计部门，或独自创立咨询公司。比如，荣久庵宪司成立了GK工业设计研究所，平野拓夫成立了平野设计株式会社。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机构都处在领先位置，在工商业界取得了一定的设计口碑。由于新的教育课程不断增加，在职培训不断发展，到九十年代初时，在日本从业的工业设计师已经多达两万一千人了。尽管在九十年代出现了经济衰退，MITI仍然坚持把设计当作国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资源。它不断审视当下政策，提供思想框架，并对新的发展做出回应。日本最初生产仿制品，后来转向生产技术先进、设计优良的产品。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受到过日本这种转型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和它的生活标准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也都沿用了日本设计宣传的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在过去，台湾地区的产品被称为廉价的仿制品。现在，台湾地区的“经济事务部”坚持把设计宣传与技术开发作为提高对外出口产品内在价值的手段。负责这一政策的出口贸易协会卓越地提升了台湾产品的形象。新世纪的经济政策有两个对等的目标，概而言之，就是要把技术与设计的结合作为未来发展的基础。现在，台湾人对他们的产品有着十足的自信，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杜塞尔多夫、米兰和大阪等地建立了设计宣传中心，积极地向主要竞争者传达自己的观念。
韩国也展示了一个类似的发展模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战争让韩国变成一片废墟。到了六十年代，政府开始效仿日本工业化的模式，同样鼓励公司依靠设计师来提升产品的标准和声誉，同时，由政府出资，谨慎地扶植设计的教育和推广。与日本的情况一样，过去韩国的产品也仿造国外的设计。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韩国的设计教育设施得到了快速、充分的发展，在企业设计和设计咨询两方面的表现也都上了一个台阶。
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将设计宣传作为提高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手段。在整个亚洲，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广这种标准的时候，都伴随种种公开的或者非公开的限制，以确保本国市场免遭海外产品的渗透。
很显然，许多政府都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有用的。它们一直坚持贯彻这种政策，并时常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兑现它们的承诺。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国力增强了，我们才能抵制全球化的侵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设计咨询公司在发挥最大的效力和创造力时，可以是无国界贸易全球化模式中灵活性最强的。比如，新加坡就鼓励国内的设计部门成为一个自主的服务性行业，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行使职能，这比仅仅将它定位为国家政策时所产生的实用性要强得多。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为国民提供设计教育服务也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尽管没有任何建议表明要将现行的设计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期谋求未来的利益。就政府而言，政府尽管大力资助了对其他很多商业能力（如技术和竞争力）的研究，但是却明显地忽略了对设计及其功效的认真研究。
另一个突出的事实是，现代及专业意义上的设计似乎已经在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我们尚未有明显的例子能够证明设计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但它仍有可能成为有利于新兴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建设的工具。
基于语境，最后我们需要引证的具体问题还包括：既然设计能产生如此广大的效应和深刻的影响，它是如何被广大公众理解的呢？媒体如何描述设计，它与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二者做出的贡献，还有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在设计适用中承担的角色，这些方面都是讨论此点的要点。这些要点要么极度含混，要么因其缺失而引人注目。在二十世纪，由于大部分设计还是取决于生产者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使用者的定位，所以，我们毫无意外地拥有大量的市场数据。然而，关于人们对于设计真实的想法，我们却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研究设计是如何被人们接受的，并依此来建立清晰的指标。
第十章 未来
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主题一是设计活动变化的范围，二是在技术、市场和文化中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变革影响设计活动的方式。设计不可能远离这些影响力广泛的模式而独善其身，但是它与这些模式相处的情形却没有什么章法。在变革的早期，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变革意识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由于我们不能确定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人们一方面试图改造旧的形式和程序使其适应新的目标；另一方面则在大刀阔斧地试验，对远景进行大胆地判断。如果本书的基本观点认为，设计的历史发展是分层的而不是线性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设计的发展是依靠新生事物对已有模式进行补充，进而改变它的功能和关系，而非简单的新旧置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设计方法和理念，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继续发展。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提到的，基于复杂的系统理念，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辐射到了全球市场。计算机并非总能取代现存的概念化手段以及再现和分类的方法，但却能对它们进行大量的补充和提高。毫无疑问，计算机作为一个工具对设计起到了深刻的乃至革命性的影响。人们在巨型电脑屏幕上，通过虚拟技术再现现实，能同时对不同地点的工作进行十分细致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