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设计，无处不在 [17]
在某些机构内，设计师承担的角色原本就有明显的差别。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差别会越来越大。有一些设计师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执行的是他人提出的想法。即便是在这些执行者中，他们的工作也不尽相同。根据产品特点和传达情况，一些人对产品进行常规性的改造，另一些人则对产品的功能和形式进行具有高度原创性的重新界定。根据公司从事的商业类型、产品的使用周期情况，设计师的工作可分为模仿、改装、重新界定主要功能和开发全新理念。同时，设计师慢慢进入到公司战略的决策层。这不仅对未来的形式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今后商业的整体模式。比如，索尼公司旗下设有一个战略设计小组，它直接向总裁汇报工作，为规划索尼公司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不断出谋划策。在这些发展的背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设计的价值是否主要体现在与现有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一系列技巧上？设计是否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独立的知识形式？设计是否能够形成一整套全新的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职能上来甄别设计师，将他们分为形式制定者和形式提供者。前者设计的形式不允许发生任何变异，要么被用户接受，要么被拒绝；后者利用信息技术和强大的微型系统，为用户提供改造形式和系统的方法，以实现用户不同的目的。人们发展电子技术，制造功能强大的微芯片，开发越来越精密的软件，并以低廉的价格供给消费者。这一切都表明产品和系统在满足用户的具体需求时具有高度的弹性。无论是制定形式还是提供形式，这两种职能我们都需要。基本价值观和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两者的差别，以至于它们构成的行为模式在每一点上都有实质性的不同。
更为精细的技术和方法无疑会层出不穷，甚至会以更强大、更系统的方式出现。然而，随着工具变得日益强大，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设计活动中所渗透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产品的内容、生产目的的未来模式是否仍然主要由商业公司决定，体现设计师个人的价值观，还是由用户决定，设计师和企业提供服务以满足用户的需求？相对自由的经济意识形态认为后者才是未来应该采取的模式。然而，现实的经济行为明确地指出，前者在很多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以电话应答系统为例，它们首先会对用户表示这次通话对公司是多么重要，然后一步步把致电者引入一个混乱的、无应答的电子迷宫，令人愤怒的是，最终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机器应答系统。在商业社会里，意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顾客受到的待遇。一方面，制造商试图控制市场；另一方面，新技术为用户提供了获得信息和对照标准的潜在渠道，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日俱增。大部分情况下，设计师无法参与决策制定，但是在表现产生的结果上，设计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了解设计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所指向的群体变得尤为重要。发达工业化社会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小，其成员的基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满足。大部分人有足够的饮食，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错，在选择医疗和教育的问题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性。生活选择、教育机会以及信息获得上的开放性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美国在计算机个人拥有和网络访问水平方面都位于世界前列。大多数美国人能使用设计优良的交互式网站自由获取信息，提高产品定制的水平，这些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并不确定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会沿用美国的模式。出于不同目的，系统设计技术既能提高也能限制信息自由度。
此外，贫困也是一个相关因素。工业化国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要求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设计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改善贫困和无技术人员的教育设备（在美国和英国，约占人口比例四分之一的人属于职业性文盲）；在不断改变的经济形式下，通过提供各种再教育的机会，减少失业问题；关注老龄人口的需求；提供灵活性的福利和医疗措施；解决种种环境问题——我们不仅要忙于解决严重的生态问题，也要关注噪声污染和人类环境压力等更为直接的问题。
剩余财富主宰着市场，无节制的消费蔚然成风，往往会把这些问题掩盖。以美国为例，据统计，仅在2000年年内，这个人口占世界人口3%的国家消费了世界上25%的有效资源。在美国，人们不仅越来越重视产品和传达的设计，同时也开始关注各种“体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基本的实用性已经基本完善。同时，它也暗示了生活对于没有能力亲自体验任何事物的人是无意义的。人们则不断被动地接受各种人造的、商业化的以及产品化的体验。这些体验往往都以客观逼真的形式呈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设计用庸俗的方式阻挡了任何棘手的或令人不安的事物。
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或称“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拥有世界上约90%的人口。随着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关于设计在经济、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是这些国家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一些全球性企业已经基本“腾空”了在本土作业的员工，仅保留些许核心管理和设计的职位，而将生产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力的地方。这些公司并不关心这个生产过程对多样的当地文化造成的影响。企业圈子里盛行的说法是，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中央政府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这听起来明显像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除了少数发达的工业国家之外，许多国家的政府可能是唯一能抵制商业扩张和文化蚕食的机构。总之，这些侵略不是来自国外，就是来自国内。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政府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腐败的基础之上，它们自发成为了这类剥削的同盟。
然而，我们不能把全球化进程简单地描述为某些大企业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世界收归旗下。基于这种认识，人们掀起了各种反抗浪潮，以抵制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那样的实体。不计其数的中小型企业逐渐加入到世界贸易的行列，它们推出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这种情况与对于资本主义的残酷印象并无多少关联。
这样的例子在小型的商业公司中比比皆是。这些公司秉承着对顾客负责的态度进行生产。芬兰的费斯卡公司对现有的剪刀在设计和制造上进行了改造。该公司对剪刀的实际使用过程进行了仔细的功效学研究，所有的设计都建立在这些研究结果之上，以使每件产品都能安全、高效地应对具体的工作。这个方法相当成功。随后，公司得以将它的业务拓展到其他产品，如园艺工具和手斧上。这样的发展确实证实了商业成功是可以建立在符合社会价值观的设计之上的。
然而，有些设计师宣称他们在固有方式上代表的是用户立场，这一理想化的声明明显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在世界上还有着那么多的基本需求没有被满足甚至被忽视的同时，一大批设计师却忙于满足富有阶级奢侈消费的需要。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问题被意识到并引起关注后，我们显示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不强，但还是充满希望的。比如，特雷弗·拜利斯提出的“无电源发条式收音机”的概念，帮助了非洲南部的政府往电力供应缺乏的边远地区传送关于对抗艾滋病的信息。在智利，两名年轻的设计师——安赫洛·加拉伊和安德烈·乌梅雷斯——将通常被人们丢弃的电灯泡包装袋加以设计，以方便那些常使用裸灯泡照明的贫困家庭将它改装成一个灯罩使用。如果更多的公司能够将自身的利益定位在为生存确保必要的赢利，更多地关注客户及潜在客户的需要，那么，类似这样的、灵活的小规模设计方案会越来越多，继而会产生巨大的、渐增的影响。为满足当地特殊的需要，对某个具体问题所做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常常能运用到其他许多地方，满足其他的需求。比如，拜利斯为小收音机设计的发条式动力装置现已被改装用在了手电筒上。
满足用户需要会带来大量商机，但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基本需求逐渐被满足，全世界会不会都开始追求过度消费？随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设计不仅仅是一种靠设计师制定方针的行为，它反映的是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认可的生活质量。设计师虽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能参与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在考虑设计未来所能扮演的角色时，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设计师是否只是技术专家？他们是否只需要将技术出让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不需要考虑会产生的后果？在他们的工作范围中是否还存在一个尚待确认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即便是在发达社会，还有多少最为基本的方面被人们忽略了？比如，200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所采用的投票表格和处理程序明显地漏掉了与选民的交流的设计。选民在投票以后，无法获得反馈信息，也无法确认投票结果，甚至没有任何纠错能力。有关解决方案的讨论一直停留在硬件设备和费用支出上。如果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在程序上也出现同样的纰漏，那会引起公众强烈的抗议。显然，对民主权利的认可远没有履行商业功能那么重要。
如果技术真的要趋于人性化，并用来造福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执行技术操作的各个具体层面都是由设计师设计的。这些设计所要体现的价值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利润、为人们提供服务，或者协调各种生态问题。所有这一切是否都能进入到某种可行的商业决算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回答这些或许多其他重要问题时，我们需要设定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始终认定设计是塑造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身边的物品和传达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地，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了设计的影响。设计所有的表现形式不过是种种选择的结果，表面上由我们做主，但实际上，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设计的意义在当下社会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只有当我们对设计进行充分地讨论和了解，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