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设计，无处不在 [10]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公司在管理上开始实行宽松的管理机制。总的来说，它强调的是领导而不是控制，它鼓励工人进行团队配合，更积极地为生产过程服务。例如，在一些大型的日本公司，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使得公司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减少了大笔的开销。从工厂空间布置的特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偏重。例如，在工厂里辟出几块区域设置舒适的椅子，方便工人们定期会谈讨论工作事宜。这种创新帮助很多日本公司在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办公室里另一个并行的创新就是所谓的“办公室景观设计”。基于类似的观念，这种设计也期望加大员工的参与。它的布局更为灵活，大量地使用隔板将办公室隔成若干个小的单间，既为员工提供了一定的私人空间又确保相互之间能够融洽相处。
随着设计各个领域的发展，观念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这些观念被接受的过程是曲折的，放眼全球，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处于不同阶段的工作组织。即便开发了新的技术，泰勒昔日最糟糕的观念也能被保留下来。在一些文件录入公司，为防止不必要的分心，办公区域内没有窗户，办公桌按照等级排放。这些公司设有摄像头，监控员工的一言一行，甚至电脑的按键次数，以确保工人能保持一定的工作速度。在众多的例子中，技术的影响并未指向任何具体的方向，它们在运用者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被改造和表现。
然而，人们在许多现代技术发展的潜在机动性中也发现了一些有利的方面，这些有利的方面也得到了有效的应用。与制造企业的发展不同，日本的办公室仍然十分拥挤，不同级别的钢制桌子反映了等级态度，以及城市空间的普遍缺乏。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大批的“智能型”建筑完工，这些建筑的目的在于开发新的电子技术的潜能。例如，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市政厅于1991年完工。大楼最初安装的十二台超级电脑，加上随后又增加的数台超级电脑，配合大量的传感器，可以计算出人们的活动，并依此对光线和温度进行调节。它们也控制了大楼保安、电话线路、防火门以及升降梯。办公室是典型的隔断分区，色调温暖且柔和。一万三千名员工使用智能卡刷卡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在这栋综合性建筑物内，这些智能卡也能用来在餐厅消费和在商店购物。在效率操作方面与先前的环境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并不表示在办公室工作理念上的任何提高。
但是，日本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探索智能型建筑理念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对工作模式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工作日内，日本员工通常只有40%的时间在使用他们办公室内的办公桌。为了寻求更大的效率，一些公司引进了更有弹性的工作系统。根据员工的工作性质，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办公桌上办公，以便跟同事交流。只要使用智能卡，他们的个人电话就可以追踪到任何一张办公桌上。
我们要将工作从办公室内转移出来，而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走了一小步而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公司（如资生堂化妆品公司）就将大部分的销售活动移交下来了。员工可以在家中或临近的办公室里办公，而不必每天在高峰时期花上四个小时，费时费力地往返于公司和住地之间。销售员工只需要配备一台手提电脑，通过手机联网，进入公司主机，就能够即时地为客户取得重要信息，比如是否有货、价格高低和货物投递问题等。
虽然这些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但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毫无疑问，将工作向下移交可以节省空间，同时可以省下在市中心昂贵的租赁费，但还是需要有一个主要的办公室让员工可以办公（即便只是偶尔）。对于顾问公司而言，就更是如此了。顾问公司里的许多员工大部分时间都与客户在一起。他们有时一周甚至一个月内只有一天在总公司办公。在美国，一些大型的公司，如德勤会计公司、安永会计公司、安达信咨询公司，已经开始试验一种名为“旅馆式办公”的解决方案。
基本上，这就是一项空间配置计划。员工可以通过电子技术与总公司进行交流，在特定时间内预约空间，甚至可以预定食物和饮料。在办公室内，个人电话号码和网线都接入预定的办公桌。一个名为“门房”的后勤职员负责将个人文档放入一个小推车内，安置在办公桌旁，并将所需的设备、文具和材料都准备好。即便是家庭照片这类物品有时也在工作人员抵达之前就被放置好了。工作人员离开之际，文档会叠放在推车里归还，贮备会得到补充，办公区域会被整理干净，以待下一位使用者。这项设计很明显借用了酒店运行的方式。
由于这种短暂的工作模式要求彻底改变工作行为和态度，许多员工起初并不适应。但只要技术开发达到一定层次，尤其是在软件和辅助活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员工能够克服这类方案带来的空间丧失感。
但从TBWA/Chiat/Day广告公司的例子，我们看到了贸然进行这种大规模改变所带来的危害。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TBWA/Chiat/Day广告公司就开始参与旅馆式办公试验，这是当时覆盖范围最广的试验之一，但是这个试验给它带来了种种问题，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公司在当时设在洛杉矶和纽约的办事机构内大范围地进行了所谓的“虚拟办公室”实验。然而，没多久员工们便起来反抗这种持续的流动模式，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了不必要的分裂。他们开始要求有自己的工作空间。为了应付不断改变的商务环境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人们似乎需要有一个稳定和安全的避风港。
当然，对于商界变化规则的认知总是滞后于对新型环境模式的探寻。许多管理人员，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意识到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最大的危险就是满足于现状。尤其，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可获得的数据量和信息量呈指数增加，很明显，只有在创造性地理解和运用它们的前提下，这些信息才具有价值。随着工业技术上的改变，这种管理思维上的发展趋势被大大地加强了。这些改变包括从大规模生产到利基市场的弹性制造，还包括对服务行业越来越多的关注。结果，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我们重申创新是必需的，其重中之重依赖于创造力。这便要求员工们能够积极参与工作过程，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运用于解决快速改变的环境下出现的种种几乎从未遇到过的问题。结果，制约合作和交流的机构等级制度与环境被新的环境所取代。新环境有一个令人愉悦的组织结构，鼓励相互交流，巧妙地结合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人们相信在一个通常很随意的日常环境中，通过相互作用和私人交流，能产生各种观点，激发人们的创造力。
如果企业策略强调培养新观点和创造新产品，现在工作环境、设备和器材的设计所面临的挑战就变成了如何对空间进行布局，使它能够激励员工之间的互动，增加活力和创造力。将多种强调创新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一个由许多小团体构成的办公室环境，组织内不同元素之间可以进行高水准的潜在互动。
1999年，TBWA/Chiat/Day广告公司在吸取了先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位于洛杉矶的一个十二万平方英尺的仓库改装成了新的办公地点，由克莱夫·威尔金森负责设计。这反映出了解决方案上一个有趣的转变：从旅馆式办公系统中所体现的临时工作地点理念到能灵活地同时包含不同工作模式的社区理念。通过向每个员工提供单独的工作区，这样便解决了之前虚拟办公室试验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但是，员工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以团队形式待在专门处理大客户问题的办公室里。社区概念在一些环境中十分明显，比如在一些工作区附近会有一条商业街横穿整个地区，还有一个中央公园，里面栽种了一些无花果树，供人们休闲。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集合个人、团队和社区资源的场所。这个场所建立在高度灵活性的基础上，意在鼓励日常交流和互动，反映了公司考虑问题的方法发生了改变。
图19 类似社区的办公室景观：由克莱夫·威尔金森为洛杉矶的TBWA/Chiat/Day广告公司设计。
与自适应邻域式室内空间概念直接相对的是现代生活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即标准环境的指数式增长。美国首创了这一原型形式，后扩展到了其他很多国家。我们可以在高消费市场找到早期的例子。比如，为了使在旅途中的管理人员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够很快地找到一种连贯性与熟悉感，希尔顿饭店旗下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按一个标准模式来建造的。基于这个概念，希尔顿饭店成为了全球知名的连锁饭店。
然而，只有当这个原则扩散到低收入消费者市场以后，它的影响才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发挥。曾经有一度，美国无数的小镇和郊区最有特色的景观之一就是道路两旁长达数英里的“商业街”。这些商业街上不过是一些商店、餐馆以及服务行业，这些早先高度集中的行业现在沿着商业街四处分布，看似杂乱，但为机动车辆提供了快捷通道。然而，在这样的混杂中，特殊公司有着高度的识别系统，尤其是快餐专营店。麦当劳、必胜客或汉堡王等专营店的建筑，在全国范围内，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采用类似的模式，顾客能马上识别它们。无论个别场所的具体空间维度是怎样的，它们内部的装修、设备和家具也能为顾客提供即时识别模式。同样，它们的菜单上提供高度标准化的食物和清晰的报价。因此，设计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可以覆盖所有活动和设计元素的完整的样式，并且能根据具体地点在细节上灵活变动，但是所有的变动都是在总的标准框架内进行的。
图20 广告牌林立：美国商业街。
在英国或者欧洲，空间更加有限，规划控制大大地限制了这种蔓延，主要商业街都是以大体一样的模式出现，各类连锁店和食品专营店占据了所有的城市。博姿化妆品、W.H.史密斯连锁书店、莫凡彼冰淇淋或者维也纳森林烤鸡餐厅的室内设计都遵循标准方针，无论位于何地，它们都呈现出一个熟悉的模式，出售的大部分产品也都一样。
另一个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设计诸多方面的商业趋势是对“体验”和“娱乐”的偏重，尤其是在一些环境设计范畴中。有些设计公司的职位种类中甚至还包括了所谓的“体验设计师”一职。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新闻出版业，又或者是类似于足球和摔跤这样的体育项目，无论是购物还是上馆子吃饭，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已经变成了大众娱乐规则下的附属物，而这只不过是大趋势下的一部分。
图21 逛商场就像是在逛戏院：位于芝加哥的耐克体验中心。
英国的酒吧长期受制于“主题酒吧”的发展之下，酿酒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