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1-02-不平静的坟墓 [15]
影片——屋里的每个孩子都能认出电影里的那个地方。一个身着白衣的怪物跟着那男孩。一开始那怪物藏在树丛里，后来就能看得越来越清楚，最后它抓住了那小男孩并把他撕成了碎片。我们的朋友说他看了这部电影都做了恶梦，所以你们可以想像孩子们的感觉怎么样。这样做当然太过分了，于是法勒先生告诉卡斯韦尔必须停下来。卡斯韦尔先生只是说：“噢！亲爱的孩子们想回家睡觉了是吗？好吧，再放最后一部。”
“接着他放了一部短片，是有关一些长着翅膀和许多条腿的可怕怪物的。这些怪物似乎正从电影里爬出，到孩子们中来。孩子们当然十分害怕，于是都开始尖叫着从房间里跑出来。因为他们都想同时跑出来，所以有几个孩子受伤很厉害。后来村里出了最大的乱子。几个孩子的父亲想去勒夫德大教堂把所有的窗户都砸碎，可他们到那儿发现门都锁着呢。这回你明白卡斯韦尔先生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朋友了吧。”
“是这样的，”他丈夫也附和着说，“我觉得卡斯韦尔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谁与他为敌恐怕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是不是那个大约十年前写《巫术的历史》那本书的人呀？”秘书问道。
“是的，就是他，”贝内特先生回答，“你还记得报界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吗？”
“记得，”秘书说，“报界都说这本书确实很糟糕。而且我认识其中那篇最尖刻的评论的作者。当然你们也认识了。你们记得约翰·哈林顿吗？他和我们一起在剑桥大学呆过。”
“噢，当然记得。可从我们离开剑桥大学到在报上读到他出事的消息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他出了什么事？”其中一位夫人问道。
“事情非常奇怪，”贝内特先生说，“他从树上掉下来摔断脖颈而死。首先他为什么会爬到树上去就是个谜。他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夜晚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往家走着，突然就开始拼命跑起来，最后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树，一根枯枝折了，于是他掉下来摔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时，他脸上带着一种极度恐惧的表情。很明显后面有什么追他，人们说是疯狗什么的，可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这是1889年的事，从那以后他弟弟亨利，当时也和我们一起在剑桥大学的那位，就一直在努力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他觉得有人想害他哥哥，当然还从来没能找到任何证据。”
停了一下，贝内特先生问秘书：“你读过卡斯韦尔的《巫术的历史》吗？”
“读过。”秘书回答。
“果真像哈林顿说的那么糟吗？”
“噢，是的，写得很糟，而且内容也很糟，虽然卡斯韦尔似乎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
“我没读那本书，可我记得哈林顿的评论，”贝内特先生说，“如果有人那样评论我的某本书，我肯定不会再写书了。”
“我觉得卡斯韦尔没有这种感觉，”秘书回答说。“都3点半了，我们得走了。谢谢你们这顿极其丰盛的午餐。”
回家的路上盖伊顿夫人说：“我希望那可怕的家伙卡斯韦尔不会发现是邓宁先生说他的文章很糟糕。”
“我想他不大可能知道，”她丈夫说，“邓宁不会告诉他，我也不会。卡斯韦尔知道邓宁名字的唯一办法就是问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人谁在研究他们那些炼金术方面的古旧书籍。真希望他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可卡斯韦尔先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同一个星期后几天的一个傍晚，爱德华·邓宁先生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出来，回他那舒适的家，他在馆里用功了一整天，除了两个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女人，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回家的大部分路程是坐火车，最后一两里路再坐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时他已经看完了报纸，于是便看着对面车窗上各种各样的布告来打发时光。其中大部分他已相当熟悉，可有个角落似乎有一张新的，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张布告是黄底蓝字，他只看到一个人名“约翰·哈林顿”。一会儿汽车上便没有什么人了，于是他换了个座位，这样就能看清布告上还写了些什么。上面写着：
记住沃里克郡阿什布鲁克享有殊荣的约翰·哈林顿，他死于1889年9月18日。只让他活了三个月。
邓宁先生盯着那布告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到站时车上只剩了他一个乘客。下车时他对司机说：“我刚才在看窗子上新贴的那张布告，那张蓝字黄底的，是不是挺怪的？”
“先生，你说的是哪张呀？”司机问道，“我不知道有那么一张。”
“噢，这儿这张呀，”邓宁先生说着转身指向那张布告。这时他突然停住了——窗子上很干净。那张蓝字黄底的布告，连同上面奇怪的内容都彻底不见了。
“可是我明明……”邓宁先生盯着那车窗看着，接着转过身对司机说：“对不起，可能是我胡思乱想了。”
他匆匆下了汽车往家走，心里感觉很不安。那布告原本就在车窗上，他敢肯定，可后来不见了，这又怎么解释呢？
第二天下午，邓宁先生从大英博物馆出来往火车站走，这时他看见前面有个人手拿一些传单要发给过路的人们。可直到他走到那儿，不见那人发给任何一个人。他经过时那人往他手里塞了一张，那人的手碰到他的手，他感到又不舒服又诧异。那只手似乎粗糙而且热得出奇。邓宁先生往前走着，他扫了一眼那张传单，又看到了哈林顿的名字。他惊恐地停下脚步，在口袋里翻找着眼镜，就在这时有人从他手中拿走了传单。他迅速转过身——可人不见了，就连那拿传单的人也不见了。
第二天他在大英博物馆整理着桌子上的材料时，觉得身后有人低声叫他的名字，他急忙转过身，把一些材料碰掉在地上，可没见有自己认识的人。他捡起材料又要开始工作，这时坐在他后面那张桌旁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刚好起身要走，那人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给您。”他伸着手拿着几份材料说，“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您的。”
“是的，是我的，谢谢您。”邓宁先生回答。一会儿那人便走了。
此后，邓宁先生问图书馆员知不知道那大个子的名字。
“知道。他是卡斯韦尔先生，”馆员说，“其实有一天他还问过我哪些人是炼金术方面的专家，我告诉他您是国内唯一的一位。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您介绍给他，我想他肯定会很愿意见您的。”
“不，不，请不要这样做，”邓宁说，“他是我很不愿意见的人。”
从博物馆回家的路上，邓宁先生有种怪异的不适感。通常他很盼望读着书独自过一个晚上，可现在却很愿意有人和他在一起。不巧，火车和汽车上的人都少得出奇。到家时，他惊奇地发现医生在等着他呢。
“对不起，邓宁，”医生说，“没办法，我把你的两个仆人都送进医院了。”
“天啊！”邓宁先生说，“她们怎么了？”
“她们告诉我，她们从一个到门前来的人那儿买了鱼当午饭吃。吃了以后她们很难受。”
“真糟糕。”邓宁先生说。
“很奇怪，”医生接着说，“我和邻居们谈过，没人看见有人卖鱼。不过不用担心，她们病得不重，不过两三天中恐怕回不了家。你今天晚上来跟我吃饭吧，8点钟，你知道我的住处。”
邓宁先生和医生过了一个不错的晚上，11点半他回到了自己空落落的家里。他上了床快要睡着时，突然很清楚地听到楼下他书房的开门声。他很惊恐地下床到楼梯顶部倾听着。听不到任何动静或脚步声。这时他突然感到双腿被一股暖烘烘甚至是热乎乎的空气包围着。他回到房间打算把自己锁在里面，突然灯全灭了，他抻手去摸床边桌子上的火柴——却触到了一张嘴，上面长着牙齿，周围还有毛发。后来他说，那不是一张人嘴。接着他迅速进了另外一间屋子并且锁上了门。黑暗中他度过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夜晚，随时想着会听到有东西要开门的声音，却一直没有动静。
天一亮，他便心情紧张地回到卧室搜寻。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原来的位置。他找遍了整个屋子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
邓宁先生那一天过得很难受。他怕遇到卡斯韦尔，所以不想去大英博物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呆着又觉得不舒服。他在医院里呆了半个小时，发现两个女仆好多了。接着他决定到俱乐部去吃午饭。他很高兴在那儿遇到了他的朋友秘书先生，他们共进了午餐。他告诉盖伊顿他的仆人们住院了，却不愿把自己的其他麻烦事儿说出来。
“你这可怜的家伙，”秘书说，“不能让你孤孤单单的没人给你做饭呀。一定要到我家来，我和夫人很愿意你来。吃完饭回家，今天下午把你的东西拿到我家来。我不许你不答应呀。”
其实，邓宁先生很愿意接受朋友的邀请，独自一人在那套房子里再过上一夜的想法越来越使他惊恐不安。
那晚吃饭时，邓宁先生看起来很不舒服。盖伊顿夫妇同情他，于是就努力使他忘掉烦恼。后来只有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时，邓宁变得很平静起来。他突然说：
“盖伊顿，我想那个卡斯韦尔知道你是听了我的建议才拒绝接受他的文章的。”
盖伊顿很吃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问道。
于是邓宁解释了一番，“我倒不介意，”他接着说，“可我觉得他不是个和善的人，如果我们见面的话会很不愉快的。”
接着邓宁便一语不发地坐在那儿，表情越来越痛苦。最后盖伊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麻烦的事使他心烦。
“噢！很高兴你问起，”邓宁说，“我觉得是得跟人谈谈这事了。你知道一个叫约翰·哈林顿的人的情况吗？”
盖伊顿感到很奇怪，他只能问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接着邓宁把汽车里的布告，发传单的人和他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他。最后他又问盖伊顿是不是知道约翰·哈林顿的情况。
这回秘书先生不安了，他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朋友显然处在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哈林顿之死谁听了都会惊恐不安的。卡斯韦尔是不是可能与这两个人都有瓜葛？最后盖伊顿只说他在剑桥大学时就认识哈林顿，并且相信他突然死于1889年。他还说了几句有关这个人和他写的书的一些情况。
后来秘书与夫人单独在一起时谈起了此事。盖伊勒夫人马上说卡斯韦尔一定与这两个人都有关联，她说不知道哈林顿的弟弟亨利是不是能帮助邓宁先生。她要去问问贝内特夫妇亨利住在哪儿，然后把这两个人召集到一起。
两人一见面，邓宁首先告诉亨利·哈林顿他是以什么奇怪的方式知道了他哥哥的名字，并且描述了自己近来的一些其他经历，然后问起哈林顿他能记得的哥哥死前的一些情况。
“确实，约翰死前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亨利·哈林顿说，“其中有一点就是他觉得一
“接着他放了一部短片，是有关一些长着翅膀和许多条腿的可怕怪物的。这些怪物似乎正从电影里爬出，到孩子们中来。孩子们当然十分害怕，于是都开始尖叫着从房间里跑出来。因为他们都想同时跑出来，所以有几个孩子受伤很厉害。后来村里出了最大的乱子。几个孩子的父亲想去勒夫德大教堂把所有的窗户都砸碎，可他们到那儿发现门都锁着呢。这回你明白卡斯韦尔先生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朋友了吧。”
“是这样的，”他丈夫也附和着说，“我觉得卡斯韦尔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谁与他为敌恐怕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是不是那个大约十年前写《巫术的历史》那本书的人呀？”秘书问道。
“是的，就是他，”贝内特先生回答，“你还记得报界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吗？”
“记得，”秘书说，“报界都说这本书确实很糟糕。而且我认识其中那篇最尖刻的评论的作者。当然你们也认识了。你们记得约翰·哈林顿吗？他和我们一起在剑桥大学呆过。”
“噢，当然记得。可从我们离开剑桥大学到在报上读到他出事的消息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他出了什么事？”其中一位夫人问道。
“事情非常奇怪，”贝内特先生说，“他从树上掉下来摔断脖颈而死。首先他为什么会爬到树上去就是个谜。他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夜晚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往家走着，突然就开始拼命跑起来，最后爬上了路边的一棵树，一根枯枝折了，于是他掉下来摔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时，他脸上带着一种极度恐惧的表情。很明显后面有什么追他，人们说是疯狗什么的，可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这是1889年的事，从那以后他弟弟亨利，当时也和我们一起在剑桥大学的那位，就一直在努力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他觉得有人想害他哥哥，当然还从来没能找到任何证据。”
停了一下，贝内特先生问秘书：“你读过卡斯韦尔的《巫术的历史》吗？”
“读过。”秘书回答。
“果真像哈林顿说的那么糟吗？”
“噢，是的，写得很糟，而且内容也很糟，虽然卡斯韦尔似乎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
“我没读那本书，可我记得哈林顿的评论，”贝内特先生说，“如果有人那样评论我的某本书，我肯定不会再写书了。”
“我觉得卡斯韦尔没有这种感觉，”秘书回答说。“都3点半了，我们得走了。谢谢你们这顿极其丰盛的午餐。”
回家的路上盖伊顿夫人说：“我希望那可怕的家伙卡斯韦尔不会发现是邓宁先生说他的文章很糟糕。”
“我想他不大可能知道，”她丈夫说，“邓宁不会告诉他，我也不会。卡斯韦尔知道邓宁名字的唯一办法就是问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人谁在研究他们那些炼金术方面的古旧书籍。真希望他不会想到这个办法。”
可卡斯韦尔先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同一个星期后几天的一个傍晚，爱德华·邓宁先生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出来，回他那舒适的家，他在馆里用功了一整天，除了两个给他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女人，只有他一个人住。他回家的大部分路程是坐火车，最后一两里路再坐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时他已经看完了报纸，于是便看着对面车窗上各种各样的布告来打发时光。其中大部分他已相当熟悉，可有个角落似乎有一张新的，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张布告是黄底蓝字，他只看到一个人名“约翰·哈林顿”。一会儿汽车上便没有什么人了，于是他换了个座位，这样就能看清布告上还写了些什么。上面写着：
记住沃里克郡阿什布鲁克享有殊荣的约翰·哈林顿，他死于1889年9月18日。只让他活了三个月。
邓宁先生盯着那布告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到站时车上只剩了他一个乘客。下车时他对司机说：“我刚才在看窗子上新贴的那张布告，那张蓝字黄底的，是不是挺怪的？”
“先生，你说的是哪张呀？”司机问道，“我不知道有那么一张。”
“噢，这儿这张呀，”邓宁先生说着转身指向那张布告。这时他突然停住了——窗子上很干净。那张蓝字黄底的布告，连同上面奇怪的内容都彻底不见了。
“可是我明明……”邓宁先生盯着那车窗看着，接着转过身对司机说：“对不起，可能是我胡思乱想了。”
他匆匆下了汽车往家走，心里感觉很不安。那布告原本就在车窗上，他敢肯定，可后来不见了，这又怎么解释呢？
第二天下午，邓宁先生从大英博物馆出来往火车站走，这时他看见前面有个人手拿一些传单要发给过路的人们。可直到他走到那儿，不见那人发给任何一个人。他经过时那人往他手里塞了一张，那人的手碰到他的手，他感到又不舒服又诧异。那只手似乎粗糙而且热得出奇。邓宁先生往前走着，他扫了一眼那张传单，又看到了哈林顿的名字。他惊恐地停下脚步，在口袋里翻找着眼镜，就在这时有人从他手中拿走了传单。他迅速转过身——可人不见了，就连那拿传单的人也不见了。
第二天他在大英博物馆整理着桌子上的材料时，觉得身后有人低声叫他的名字，他急忙转过身，把一些材料碰掉在地上，可没见有自己认识的人。他捡起材料又要开始工作，这时坐在他后面那张桌旁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刚好起身要走，那人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给您。”他伸着手拿着几份材料说，“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您的。”
“是的，是我的，谢谢您。”邓宁先生回答。一会儿那人便走了。
此后，邓宁先生问图书馆员知不知道那大个子的名字。
“知道。他是卡斯韦尔先生，”馆员说，“其实有一天他还问过我哪些人是炼金术方面的专家，我告诉他您是国内唯一的一位。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您介绍给他，我想他肯定会很愿意见您的。”
“不，不，请不要这样做，”邓宁说，“他是我很不愿意见的人。”
从博物馆回家的路上，邓宁先生有种怪异的不适感。通常他很盼望读着书独自过一个晚上，可现在却很愿意有人和他在一起。不巧，火车和汽车上的人都少得出奇。到家时，他惊奇地发现医生在等着他呢。
“对不起，邓宁，”医生说，“没办法，我把你的两个仆人都送进医院了。”
“天啊！”邓宁先生说，“她们怎么了？”
“她们告诉我，她们从一个到门前来的人那儿买了鱼当午饭吃。吃了以后她们很难受。”
“真糟糕。”邓宁先生说。
“很奇怪，”医生接着说，“我和邻居们谈过，没人看见有人卖鱼。不过不用担心，她们病得不重，不过两三天中恐怕回不了家。你今天晚上来跟我吃饭吧，8点钟，你知道我的住处。”
邓宁先生和医生过了一个不错的晚上，11点半他回到了自己空落落的家里。他上了床快要睡着时，突然很清楚地听到楼下他书房的开门声。他很惊恐地下床到楼梯顶部倾听着。听不到任何动静或脚步声。这时他突然感到双腿被一股暖烘烘甚至是热乎乎的空气包围着。他回到房间打算把自己锁在里面，突然灯全灭了，他抻手去摸床边桌子上的火柴——却触到了一张嘴，上面长着牙齿，周围还有毛发。后来他说，那不是一张人嘴。接着他迅速进了另外一间屋子并且锁上了门。黑暗中他度过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夜晚，随时想着会听到有东西要开门的声音，却一直没有动静。
天一亮，他便心情紧张地回到卧室搜寻。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原来的位置。他找遍了整个屋子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
邓宁先生那一天过得很难受。他怕遇到卡斯韦尔，所以不想去大英博物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呆着又觉得不舒服。他在医院里呆了半个小时，发现两个女仆好多了。接着他决定到俱乐部去吃午饭。他很高兴在那儿遇到了他的朋友秘书先生，他们共进了午餐。他告诉盖伊顿他的仆人们住院了，却不愿把自己的其他麻烦事儿说出来。
“你这可怜的家伙，”秘书说，“不能让你孤孤单单的没人给你做饭呀。一定要到我家来，我和夫人很愿意你来。吃完饭回家，今天下午把你的东西拿到我家来。我不许你不答应呀。”
其实，邓宁先生很愿意接受朋友的邀请，独自一人在那套房子里再过上一夜的想法越来越使他惊恐不安。
那晚吃饭时，邓宁先生看起来很不舒服。盖伊顿夫妇同情他，于是就努力使他忘掉烦恼。后来只有他们两个男人在一起时，邓宁变得很平静起来。他突然说：
“盖伊顿，我想那个卡斯韦尔知道你是听了我的建议才拒绝接受他的文章的。”
盖伊顿很吃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问道。
于是邓宁解释了一番，“我倒不介意，”他接着说，“可我觉得他不是个和善的人，如果我们见面的话会很不愉快的。”
接着邓宁便一语不发地坐在那儿，表情越来越痛苦。最后盖伊顿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麻烦的事使他心烦。
“噢！很高兴你问起，”邓宁说，“我觉得是得跟人谈谈这事了。你知道一个叫约翰·哈林顿的人的情况吗？”
盖伊顿感到很奇怪，他只能问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接着邓宁把汽车里的布告，发传单的人和他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全告诉了他。最后他又问盖伊顿是不是知道约翰·哈林顿的情况。
这回秘书先生不安了，他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朋友显然处在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哈林顿之死谁听了都会惊恐不安的。卡斯韦尔是不是可能与这两个人都有瓜葛？最后盖伊顿只说他在剑桥大学时就认识哈林顿，并且相信他突然死于1889年。他还说了几句有关这个人和他写的书的一些情况。
后来秘书与夫人单独在一起时谈起了此事。盖伊勒夫人马上说卡斯韦尔一定与这两个人都有关联，她说不知道哈林顿的弟弟亨利是不是能帮助邓宁先生。她要去问问贝内特夫妇亨利住在哪儿，然后把这两个人召集到一起。
两人一见面，邓宁首先告诉亨利·哈林顿他是以什么奇怪的方式知道了他哥哥的名字，并且描述了自己近来的一些其他经历，然后问起哈林顿他能记得的哥哥死前的一些情况。
“确实，约翰死前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亨利·哈林顿说，“其中有一点就是他觉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