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9]
马基雅维里最后考虑的是，如果统治者希望治理好国家，戒绝与肉体相关的次等恶德秽行是否重要。为君主建言的作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普遍采用了非常严厉的道德说教。他们的祖师西塞罗在《论义务》第一卷称，行为中正[40]“对道德至关重要”，因此所有掌权者都切忌在私人生活方面不守节操（I.28.98）。马基雅维里对此却不以为然。明智的君主如果能做到，“就会努力避免这些恶德”；但如果他发现自己改不了，就一定不会为这些普通的道德毛病花费不必要的心思（55页）。
图3 爱德华·戴克斯的《君主论》英译本（最早出版的英译本）扉页。
第三章 自由论者
写完《君主论》，马基雅维里心里重新燃起了回归政坛的希望。他在1513年12月给韦托里的信中说，他最大的抱负仍然是“为美第奇官长们效劳，即使他们让我从滚石头做起都行”。他在盘算，要实现这个理想，最有效的办法会不会是直接揣着“我的这本小书”，到罗马面见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向他证明“有我辅佐，对他将是一件乐事”（《书信集》305页）。
最初，韦托里似乎愿意支持他的计划。他回信让马基雅维里把书寄给他，他好“看看是否可以进献给教皇”（《书信集》312页）。马基雅维里立刻把前几章的定稿发给他，韦托里的反应是“非常喜欢”，虽然他谨慎地加了一句，“我还没看到书的其余部分，还不想下最后的断语”（《书信集》319页）。
然而很快便可看出，马基雅维里的希望又将被击得粉碎。1514年，韦托里读完了《君主论》，却没给任何反馈，情况不妙。他再没提过这本书，却在信里用自己最近的风流韵事来充篇幅。虽然马基雅维里只好以同样轻佻的笔调回信，他却难掩自己日益焦虑的心情。到了年中，他终于意识到前途黯淡，极度愤懑地告诉韦托里，他放弃努力了。他在信中称，显而易见，“我将注定继续过这种龌龊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记得我当初的功劳，或者相信我能干一番事业”（《书信集》343页）。
遭受这次打击之后，马基雅维里的生活彻底转向了。他丢掉了使臣生涯的梦想，让自己逐渐适应了文人的角色。这一新定位的主要标志是，在乡下过了一年多“穷极无聊”的生活后，他开始积极参加一群人文主义学者和作家举办的活动，他们定期聚集在佛罗伦萨近郊科西莫·鲁切拉伊的花园里，切磋学术，观看表演。
他们在奥里切拉利花园的部分讨论与文学有关。他们会争辩拉丁语和意大利语作为文学语言的优劣，还会朗读甚至表演戏剧。受此影响，马基雅维里为自己的创造力找到了一个新方向：他决定创作一部戏剧。他写出的喜剧《毒参茄》[41]虽然冷酷，却很精妙，讲述的是一位老法官年轻美貌的妻子被人引诱的故事。原作大概完成于1518年，而且很可能先在花园朗读给马基雅维里的朋友听，然后才在后面两年于佛罗伦萨和罗马首次公开表演。
然而，花园聚会时争辩最激烈的显然还是政治话题。其中一位参与者安东尼奥·布鲁乔利[42]后来在《对话录》中回忆说，他们反复讨论过共和政权的命运：它们如何崛起，如何保持自由，如何衰落，如何朽败，最后如何无可挽回地崩溃。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不只停留于空谈。群体的一些成员激烈反对复辟的美第奇“专制”，并卷入了1522年刺杀红衣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的未遂政变。事败之后，雅各布·达·迪亚切托被处决，扎诺比·布昂德蒙提、路易吉·阿拉曼尼和布鲁乔利本人都被流放。他们都是奥里切拉利花园集团的核心成员，政变失败后，聚会活动就骤然终止了。
马基雅维里从来都不曾激烈支持共和制的自由，所以不愿让自己卷入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各种密谋。但与科西莫·鲁切拉伊圈子的接触对他的影响显然还是很深的。参加这些讨论的一个结果是，他写了《战争的艺术》这本书，并于1521年出版。书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地点就在奥里切拉利花园，鲁切拉伊主持讨论，布昂德蒙提和阿拉曼尼扮演主要的对话者。但与这些共和制拥护者交往最重要的效果是，他决定撰写《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这是他最长的著作，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他对治国理论最具独创性的贡献。马基雅维里不仅把它献给布昂德蒙提和鲁切拉伊，而且在献词中明确感谢他们：“若没有他们的督促，我永远不会写这本书。”（188页）[43]
强盛之道
马基雅维里的《论罗马史》名义上是对李维《罗马史》前十卷的评注。在这一部分，李维追溯了罗马击败当地竞争对手、驱逐国王、建立“自由国家”的崛起过程。但马基雅维里涉及的李维文本远远超过了书名的限制，而且他在讨论时，常自由联想，不成体系，偶尔甚至显得很破碎。有时他仅仅把李维的记述当作一个连接点，借机广泛探讨治国理论的某个重要话题；有时他只引用李维书中的一位人物或者一个故事，然后总结出一条道理。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迷宫没有主线可循。《论罗马史》分为三卷，上卷主要关注自由国家的政体，中卷讨论如何有效地保持军事实力，下卷研究领导术的问题。我会按照上述轮廓介绍这本书，但需要记住，马基雅维里原作的结构远没有我勾勒的这么清晰，或许他要避免的正是这种效果。
马基雅维里开始研究早期罗马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心头。他在《论罗马史》上卷开篇就提到了它，在书的其余部分它也常是未点明的主题。马基雅维里称，他的目标是发现“使罗马共和国成为霸主”的因素（192页）。罗马究竟靠什么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国力？
这一问题显然与《君主论》的主旨有关。的确，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拒绝考虑共和国，而在《论罗马史》中，他的主要论据都与共和国有关。但如果据此推论，《论罗马史》仅仅关注共和国，而忽视了君主国，那就错了。马基雅维里在第二章强调，他的兴趣不在共和国政体本身，而在如何统治城邦，无论它们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195页）。而且，两本书有颇为相似之处：《君主论》是希望向君主进谏，如何通过建立“伟业”赢取荣耀，《论罗马史》是力图解释某些城邦为何“能够崛起”，罗马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超级强权”，创立“辉煌功业”（207—211页、341页）。
那么，罗马“成为强国靠的是什么方法”（358页）？对马基雅维里而言，这个问题很有实践意义，因为他认可传统人文主义的一种信念：“考察今古之事，任何人都会明白，所有的城邦[44]和民族都有共同的欲望和性格。”这意味着“勤于思索历史的人易于预见未来”，“能够借用古人的疗救之法”，至少“能利用事件的相似性发明新的药方”（278页）。《论罗马史》通篇洋溢的振奋人心的希望是，一旦发现罗马成功的秘诀，我们就有可能复制它。
根据《论罗马史》中卷开篇的说法，对古典时期历史的研究表明，罗马成功的关键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经验显示，除非处于自由状态，城邦的疆域不会扩大，财富不会增长。”马基雅维里提到，古代世界有两个突出例子可以证明这条普遍真理。首先，“雅典摆脱皮西斯特拉托斯的专制统治之后，仅仅一百年间，就取得了多么长足的发展，想想就令人惊叹”。但“更令人惊叹的是罗马，它摆脱国王的禁锢后，变得多么强盛”[45]（329页）。然而，“在那些受奴役的国家，情形正好相反”（333页）。“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一旦被专制挟持”，第一样灾祸便是这类城邦“不再前进，国力和财富不再增长，在多数情况下（事实上没有例外）都会倒退”（329页）。
马基雅维里如此强调自由，是因为他首先抱着一个信念：一个城邦若要强盛，就必须摆脱一切形式的政治奴役，无论是暴君统治的“内部”奴役，还是霸权国家的“外部”奴役（195、235页）。下一步的推论是，说任何城邦拥有自由，就等于说除了共同体本身的权威外，它独立于其他任何权威。所以，“自由城邦”就意味着“完全自治的城邦”。这一点马基雅维里在上卷第二章表达得很清楚。他宣布，自己将“放弃讨论”一开始就“臣服于人的城邦”，只考虑从自由起步的城邦，即“从建国之初就靠自己的判断管理自己”的城邦（195页）。在该章的后面部分，马基雅维里重申了这个选择：他首先称赞梭伦的法律创立了“一种建立在民治基础上的政体”，接着又把这种体制等同于“自由”生活（199页）。
因此，《论罗马史》的第一个普遍结论便是，“只有受人民控制”，城邦“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走向强盛（316页）。这并没有让马基雅维里丧失对君主国的兴趣，他有时（虽然并非始终）愿意相信，君主制政体下仍有可能保持民众的权力（例如427页）。但在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他显然还是更倾向于前者。他在中卷开篇强有力地阐述了理由。“城邦强盛”靠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公共福祉”，而“无疑只有在共和国中，公共福祉才受重视”。君主制下“情形相反”，因为“对他有利的通常对城邦不利，让城邦获益的却让他受损”。这样，君主统治的城邦很少能“进步”，而“世界上任何享受自由的城邦与行省”却总是“有巨大的收获”（329、332页）。
如果自由是强盛的秘诀，如何才能得到和保护好自由呢？马基雅维里首先承认，一定的好运总是不可少的。一个城邦若想有荣耀的前景，关键在于“开始就是自由的，不受制于任何人”（193、195页）。如果从悲惨的奴役状态开始，城邦“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发明让它们保持自由”、为它们赢得美名的“法律”（296页）。
然而，和《君主论》中的想法一样，马基雅维里认为，把城邦崛起完全归于无常的时运是极其错误的。在下卷开头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指出，按照普鲁塔克和李维等“重量级”作家的看法，罗马民族的荣耀崛起全是拜时运之赐。但他回应说，自己“绝不承认这一点”（324页）。他随后承认，罗马人的确享受了时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