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6]
为了阐明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这个想法，马基雅维里仍然采用了源于古典时代的意象。他强调“时运是一位女人”，自然会被男人阳刚的品质打动（87页）。所以，他相信人的确可能将时运女神变为自己的盟友，学会与她的力量协调行动，抑制她反复无常的本性，这样在所有的事务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样的思路将马基雅维里引向了古罗马道德论者最初提出的那个关键问题。我们如何才能与时运女神结盟，如何引诱她赐福于我们？他的回答与古人没什么不同。他强调她是勇者的朋友，喜欢“谨慎不足、冒险有余”的人。他提出的看法是，最能让她兴奋并采取行动的品质是阳刚男性的德性。他先从反面落笔，称缺乏德性尤其令女神愤怒和憎恶。正如拥有德性就像筑起了抵挡她汹涌洪水的大堤，她的怒潮也总向“没有任何堤防”的人奔腾而去。马基雅维里甚至提出，她只在拥有德性的人无力抵抗她时才施展自己的大能，这意味着她对这个品质如此钦慕，永远不会对显示出德性的人发泄她致命的敌意（85、87页）。
马基雅维里不仅重复了这些古典的论述，而且给它们添加了一点罕见的情色味道。他暗示，时运女神甚至可能有些乖戾，渴望人们狂暴地对待自己。他不仅声称，“时运是一位女人，如果你想控制她，就必须对她粗暴些”，还说她事实上“更愿屈服于敢于侵犯她的人”（87页）。
人们可以如此占时运女神的便宜，这种观点有时被视为马基雅维里的专利。但即使在这里，他的灵感也来自一系列现成的熟悉意象。塞涅卡早就强调过，必须用暴力对抗时运女神，皮科洛米尼在《时运女神之梦》中甚至已经开掘过这种观念的情色意蕴。当他问女神“谁能和你相伴最久”时，她承认，最吸引她的是“最激烈地抵抗她、让她的大能无法施展的人”。他最后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生者中谁最合你的意？”她告诉他，自己鄙视“见了我就逃跑的人”，而“把我赶跑的人”却能激发她的欲望。[32]
如果人能扼制时运的负面作用，从而实现他们的最高目标，下一个问题便是新建立政权的君主该为自己设立什么目标。马基雅维里从最低条件开始论述，这个短语在《君主论》中反复出现。最基本的目标必定是维持政权，他的意思是新君主必须守住原来的局面，尤其是控制好主要的管理体系。然而生存之外，还应追求更高的目标。从他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是古罗马史家和道德论者的真正传人。他相信，所有人最希望获取的是时运女神的宝物。因此，他完全忽略了正统的基督教律令（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君主统治》中就强调了这一点），那就是好的统治者应当拒绝尘世荣耀和财富的诱惑，以确保获得天国的奖赏。相反，马基雅维里认为，显而易见，人注定要竞逐的最高奖赏正是“荣耀和财富”——时运女神所能赐予的最美妙的两件礼物（85页）。
然而，和罗马道德论者一样，马基雅维里也把获取财富视为庸俗的追求，宣称对“具远见和德性”的君主而言，最崇高的目标是创立一种“能给他带来名誉”、为他赢得荣耀的统治形式（87页）。他补充道，新君主甚至有机会获得“双重荣耀”：他们不仅可以创建新的君主国，而且能够用“好的法律、强大的军备、忠实的盟友和典范的行为”来巩固政权（83页）。这样，和李维、西塞罗一样，马基雅维里也把赢取现世的名誉和荣耀看成最高的目标。他在《君主论》末章设问：意大利的现状是否有利于新君主获得成功？他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具备德性的人是否能“将它塑造成一种为他赢得名誉的样式”（87页）。他在表达对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同时代政治家中他最敬仰的一位）的钦佩之情时，给出的理由便是，费迪南德所成就的“伟业”已使他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最著名、最荣耀的国王”（76页）。
马基雅维里认为，如果君主继承了一个“已经习惯本家族统治”的国家，实现这些目标（至少在最低程度上）并不特别困难（6页），但对新君主国的统治者来说任务就异常艰巨，如果他是借助好运登上高位的，难度就更大。这类政权“无法形成坚实的根基”，很容易在时运女神随意刮起的第一场风暴中就被吹得无影无踪（23页）。而且，他们不可以（更准确地说，绝对不能）相信时运会继续善待自己，那样做就是依靠人类事务中最不能依靠的力量。所以，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下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应当给新君主提供怎样的建议、规诫，一旦“在实践中熟练应用”，就能让他“仿佛磐石般稳固”（83页）？《君主论》剩下的部分主要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马基雅维里革命
马基雅维里给新君主的建议分为两大部分。他的第一个根本论点是，“所有国家的主要基础”都是“好的法律和好的军队”。而且，二者中好的军队更重要，因为“没有好的军队，就没有好的法律”，相反，“有好的军队，就一定有好的法律”（42—43页）。他以典型的夸张语气说，真谛就在于，明智的君主除了“研究战法战例”，“不应有其他的目标和兴趣”（51—52页）。
然后，他把军队分为两个基本类型：雇佣军和公民军。意大利各国几乎全部采用雇佣军，但马基雅维里在第十二章集中火力攻击了这一制度。“多年以来”，意大利人一直“被雇佣军控制”，后果令人震惊：整个半岛“被查理蹂躏，被路易洗劫，被费迪南德扫荡，被瑞士人羞辱”[33]（47页）。这样的结局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所有的雇佣军都“百无一用，反添危险”。他们“彼此不和，各怀野心，军纪废弛，毫无忠信”，如果他们还没毁掉你，那只是暂时的，“一旦需要他们上阵，你就在劫难逃”（43页）。对马基雅维里而言，结论不言而喻，他在第十三章中极力主张，明智的君主永远“不要使用这种军队，而要组建自己的武装”。他甚至按捺不住加了一句荒谬的断语，说他们“宁可率领自己的军队承受失败，也不愿借助外国军队获取胜利”（49页）。
如此激愤的语气令人困惑，如果考虑到多数史家都认为雇佣军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就更需要解释一番了。一种可能是，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只不过遵循了某个文学传统。亚里士多德、李维和波里比阿都曾强调，为国从军是真正公民精神的体现，从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师徒开始，佛罗伦萨的数代人文主义者都继承并发扬了这个观点。然而，即使在效法他最敬重的权威时，马基雅维里也极少如此亦步亦趋。更合理的解释是，虽然他是在普遍意义上攻击雇佣军制度，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家乡的悲惨遭遇，在与比萨的长期战争中，雇佣军将领的确让佛罗伦萨蒙受了一系列的耻辱。不仅1500年的战役惨不忍睹，1505年的新攻势同样可悲：战斗刚打响，雇佣军的十位连长就在阵前哗变，不到一个星期，计划就流产了。
我们已经知道，1500年的灾难发生时，马基雅维里发现法国人对佛罗伦萨人冷嘲热讽，这让他深受刺激，鄙视的原因就在于军力太弱，甚至连比萨的叛乱都无法平复。1505年噩梦重演后，他决心采取行动，制订了一份用公民军取代佛罗伦萨雇佣军的详细方案。大议事会于同年12月暂时批准了提议，授权马基雅维里招募士兵。第二年2月他已准备好在市内举行首次阅兵游行，卢卡·兰杜奇观看了表演，大为叹服，在日记中写道：“大家认为，这是佛罗伦萨有史以来最好的仪式。”[34]1506年夏，马基雅维里写了《论筹建步兵》[35]，强调“难以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雇佣军身上”，佛罗伦萨应当“用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公民武装起来”（3页）。到了年末，大议事会终于被说服了，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公民军九人团”，马基雅维里任秘书，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最珍视的一个理想终于变成现实。
1512年，马基雅维里的公民军奉命守卫普拉托，却被进攻的西班牙步兵轻松击溃——我们或许以为，如此悲惨的表现会浇灭他的热情，然而，他对公民军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一年后，他仍在《君主论》篇末极力劝说美第奇家族，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佛罗伦萨自己的武装（90页）。1521年发表《战争的艺术》（他生前唯一出版的治国术著作）时，他还在重复同样的观点。整个第一卷都在反驳质疑公民军作用的人，极力维护“建立公民军的做法”（580页）。马基雅维里当然承认，这样的军队并非战无不胜，但他坚称，它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武装都优越（585页）。他夸张地总结称，把一位质疑公民军想法的人称为智者完全是自相矛盾（583页）。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马基雅维里为何觉得切萨雷·博尔贾是一位非凡的军事统帅，并且在《君主论》中断言，给新君主的最佳建议就是仿效这位公爵的行为（23页）。我们知道，公爵残酷地决定处死雇佣军首领，建立自己的军队时，马基雅维里正好在场。这个大胆的策略似乎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君主论》第十三章刚谈到军事政策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到这个例子，并把它作为新君主应当采取的典范措施。他首先称赞博尔贾清楚地认识到雇佣军首领由于缺乏忠诚，是潜在的威胁，应当无情地除掉。马基雅维里甚至夸张地吹捧博尔贾，说他已经抓住了任何新君主若要维持政权都必须理解的基本道理：不再依靠时运和外国军队，招募自己的士兵，做“自己军队的绝对主宰”（25—26页、49页）。
军备和君主，这就是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的两大关键词。因此，他要让同时代的统治者明白的第二个道理是，希望登上荣耀顶峰的君主不但应有强大的军队，还必须培养君主领导术的恰当品质。关于这些品质的内涵，古罗马的道德论者曾做过影响深远的分析。他们首先指出，所有伟大的统治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除非时运女神保佑，单靠人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实现最高目标的。但我们在前文谈到，他们也相信一些特定的品质（阳刚男人的品质）易于获取这位女神的眷顾，从而保证我们几乎没有悬念地赢得名誉、荣耀和声望。这种想法的逻辑在西塞罗的《图斯库兰论说集》中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宣称，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源于对德性的渴望，而不是赢得荣耀的盼望，那么只要时运女神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