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14]
人文主义历史写作还有一条规则是，为了让读者牢记这些最有益的教训，史家必须锻造出一种引人入胜的修辞风格。正如萨卢斯特在《喀提林阴谋》的开头所说，史书的特别挑战在于，“风格与措辞必须与记录的事件相配”（III.2）。马基雅维里同样严肃地追求这种理想效果，他甚至在1520年夏天决定为史书创造一种风格“模型”。他在奥里切拉利花园的朋友中间传阅自己的草稿，希望听取他们对写作风格的意见。他选择的题目是给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14世纪初卢卡的僭主）作传。但他并不太关心卡斯特鲁乔的生平细节——有些干脆就是他编造的，而更注意用一种雅正且富教益的方式选择和连缀材料。开篇关于卡斯特鲁乔出生的记述是虚构的，他并非弃儿，但这让马基雅维里有机会庄严地议论一番时运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533—534页）。在接受了神父的教育之后，年轻的卡斯特鲁乔开始“勤于学习使用武器”，马基雅维里又借机讨论了一个经典话题：文学和军事孰轻孰重（535—536页）。这位僭主临终前悔过的演说同样遵循了古代最优秀史书的写法（553—554页）。故事末尾还辑录了卡斯特鲁乔的许多隽语，其实这些话多半是出于修辞效果的考虑，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直接偷来的（555—559页）。
当《卡斯特鲁乔传》交到朋友阿拉曼尼和布昂德蒙提手中时，他们已知道马基雅维里有写一本历史巨著的打算，所以都把它当作某种“预演”。布昂德蒙提在1520年9月的回信中，称这篇传记是“你未来史书的样本”，因此他认为最好“主要从语言和风格的角度”来评论马基雅维里的手稿。他盛赞文中最富修辞效果的段落，说那段编造的临终演说“尤其”让他喜欢。他接下来所说的一定是马基雅维里最想听的，因为他正准备到这个文学的新领域探险：“我们都认为，你现在就应该全力以赴，创作你的《历史》了。”（《书信集》394—395页）
几个月后，当马基雅维里着手撰写《佛罗伦萨史》时，上述风格技巧全被他精心编织进去了。这本书构思缜密，妙语连珠，结构对称，节奏铿锵，他政治学说的主要观点披上修辞的华裳，悉数登场。例如第二卷中，一位执政[61]面对雅典公爵，就“自由之名”慷慨陈词：“没有力量能摧毁它，没有时间能侵蚀它，没有任何利益能与它抗衡。”（1124页）下一卷中，一位普通公民在执政团面前发言，讨论德性与朽败，呼吁每位公民在任何时候都为公共利益服务，同样文采飞扬，激情四溢（1145—1148页）。第五卷中，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兹为了争取米兰公爵的支持，对抗美第奇家族扩张的势力，又献上了一篇关于德性与朽败的精彩演说，声称爱国的义务就是效忠“平等地爱所有公民”的城邦，而不是“对极少数人卑躬屈膝，却无视其他所有人”的城邦（1242页）。
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权威作家那里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史家必须关注祖先最杰出的成就，以鼓励后人效仿他们最崇高、最光荣的行为。虽然古罗马的伟大史学家普遍比较悲观，并且经常感叹世界不断朽败，但他们反而因此更加热烈地履行纪念美好过去的责任。正如萨卢斯特在《朱古达战争》中所说，只有让“伟大事迹的记忆”长存，我们才能在“崇高人们的胸中”点燃这样一种雄心，“它一旦开始燃烧，便永远不会熄灭，除非他们的德性终于能够与先祖的荣名媲美”（IV.6）。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研究李维、萨卢斯特和其他古罗马作家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便是史家事业的这种颂赞的特性。例如，国务厅长官波焦·布拉乔利尼在1450年代完成的《佛罗伦萨人民史》的献词中，便显然是按此思路讨论历史功用的。他说，“信史的最大益处”在于“我们可以看到最杰出的人物凭着德性可以成就怎样的事业”，可以知道“对荣耀的渴望，对祖国自由的珍视，对子孙福祉的关心，对神灵和一切仁善之事的爱”如何鼓舞他们行动。最后，我们自己也因他们的光辉榜样而“热血沸腾”，“仿佛他们亲自在鞭策我们”赶超他们[62]。
毫无疑问，马基雅维里完全熟悉人文主义历史书写的这一面，他在《佛罗伦萨史》序言中甚至称赞了波焦的著作（1031页）。然而到了这里——在如此谨严地模仿了人文主义写法的每一步之后——他突然打破了此前为读者建立起的心理期待。在第五卷篇首，当他开始考察上世纪佛罗伦萨的历史时，他宣称，“我们的君主所行之事，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无法像古人那样，因为德性卓越、影响深远而供人在仰慕中阅读”。我们无法“讲述士兵的英勇，将军的德性或者公民对祖国的爱”，只能描绘一个日益朽败的世界，只能看见“君主、士兵、共和国的首脑，为了保住他们根本配不上的名声，用尽阴谋诡计做各自的事”。这样，马基雅维里就通过精心设计，彻底颠覆了关于历史功用的流行见解：讲述故事不是为了“激励自由心灵去效法前人”，相反，他的目的是“警告这些心灵避免和消灭当今的种种恶行”（1233页）。
因此，整部《佛罗伦萨史》的中心议题是衰亡。第一卷描绘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进入意大利。第一卷末尾和第二卷开头描绘了“罗马废墟上出现的新城市、新国家所显示出的非凡德性”，“它们解放了意大利，保护她不被蛮族霸占”（1233页）。但这有限的成功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剩下的故事（从第二卷中间部分到第八卷）在马基雅维里笔下是一部日益朽败和溃灭的历史。他的叙述终结于1490年代，最低谷是1494年，意大利遭受了最极端的羞辱，曾经被她赶跑的蛮族“却反过来让她做了奴隶”（1233页）。
佛罗伦萨的衰亡
贯穿《佛罗伦萨史》的主题是朽败。马基雅维里描述了它的可怕魔爪如何攫住了佛罗伦萨，扼杀了它的自由，最终将它推入了专制和屈辱之中。他基本沿用了《论罗马史》的思路，指出了朽败因素最容易滋生的两个主要领域。他在序言中做了相应区分后，便用它们来组织全书的叙述。首先，在处理“外部”政策时，永远存在朽败的危险，主要的症状就是在军事决策上越来越犹豫、怯懦。第二，在“内部事务”中也存在相似的危险，朽败的扩散主要体现为“公民之间的争斗与敌对行动”（1030—1031页）。
马基雅维里在第五卷和第六卷讨论了前一个方面，也就是佛罗伦萨处理外部事务的历史。然而，他没有像在《论罗马史》中那样，详细分析城邦的战略失算与错误。他只是满足于用嘲讽的口气展示佛罗伦萨在军事上的无能。这允许他在保持人文主义史书通行模式（永远浓墨重彩地描绘著名战役）的同时揶揄它们的内容。马基雅维里的战争场景特写有一个独特之处：他描写的战斗都极其可笑，毫不激烈，更谈不上光荣。例如，他写到扎哥纳拉战役[63]（1424年进攻米兰的首战）时，首先评论称，这在当时被视为佛罗伦萨的一次惨败，“消息传遍了意大利”；然后补充说，只有三名佛罗伦萨人阵亡，“他们坠马后，淹死在泥浆里”（1193页）。后来记述1440年佛罗伦萨人在安吉亚里的著名大捷[64]时，他同样用了讽刺的笔法。据他说，在这场漫长的战斗中“只死了一个人，而且他既没受伤，也没英勇地承受敌人一击，而是掉下马被踩死的”（1280页）。
书的其余部分回顾了佛罗伦萨在内部事务方面日益朽败的可悲历程。在第三卷开头转向这个话题时，马基雅维里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内部朽败（和《论罗马史》中的说法一致）指的是城邦法律和制度“不为公共利益设计”，却为个人或派系牟利（1140页）。他批评此前的著名史家布鲁尼和波焦在他们各自撰写的佛罗伦萨史中没能注意到这个危险（1031页）。他提出，自己如此关注这个话题，是因为当一个共同体失去这方面的德性后，随之而来的内斗“会导致城邦中出现各种灾难”，佛罗伦萨的悲剧已经是雄辩的证明（1140页）。
最开始，马基雅维里承认，任何城邦永远都会有“平民和贵族之间天然的、严重的对立”，因为“后者希望统治，而前者拒绝被统治”（1140页）。和《论罗马史》的立场一样，他绝不认为所有这样的对立都应当避免。他重申了以前的观点：“有些纷争伤害共和国，有些纷争却于国有益。有害的纷争伴随着派系和集团，有益的纷争却没有派系和集团的操控。”所以，明智立法者的目标不是“彻底消灭对立”，而只应当确保“没有派系”从不可避免的对立中产生（1336页）。
然而在佛罗伦萨，内部纷争却总是“以派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337页）。结果它就堕入了不幸共同体的行列，仿佛遭受天谴，在同样悲惨的两极之间震荡，“不是在自由与奴役间”变换，而是“在奴役和放纵间”交替。平民是“放纵的制造者”，贵族是“奴役的制造者”。城邦因而无助地来回摇摆，“从专制倒向混乱，又从混乱倒向专制”，两个对立集团的敌人都很强大，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维持稳定的局面（1187页）。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13世纪以来佛罗伦萨的历史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疾速冲撞，城邦和它的自由最终都裂成了碎片。第二卷从14世纪初贵族掌权开始落笔。这一局面直接导致了1342年雅典公爵的专制统治，当时公民们“眼见政府的威严被摧毁，习俗被扫荡，法律被废除”（1128页）。于是他们奋起反抗，赶走了僭主，成立了自己的平民政府。但正如马基雅维里接下来在第三卷所讲，民主又堕落成了放纵，“毫无节制的暴民”于1378年成功地控制了共和国政府（1161—1163页）。然后钟摆又滑回了“平民派背景的贵族”手中，到了15世纪中期，他们企图重新限制人民的自由，于是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专制统治（1188页）。
的确，进入书的最后阶段（第七卷和第八卷），马基雅维里在论述时变得更含蓄，更谨慎。这部分的中心内容无可避免地是美第奇家族的上台，他明显觉得，既然是这个家族授命他创作这部史书的，他在评价他们时就不能太严厉。虽然他花了很多功夫掩饰自己的敌意，但如果我们把他刻意分开的一些论点连缀起来，其实很容易发现他究竟怎样看待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七卷开头，他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上层公民腐蚀民众，进而发展派系，为自己夺取绝对权力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