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13]
帝国追求
在《论罗马史》中卷开头，马基雅维里告诉读者，关于制度的讨论他才进行一半。此前他已经证明，城邦若想强盛，就要建立恰当的法律和制度，确保公民在“内部”事务中表现出最高程度的德性。现在他提出，为了鼓励公民在“外部”事务（他指的是与其他君主国和共和国的军事及外交关系）中也表现出同样的德性，建立另一套制度也势在必行（339页）。整个中卷，他都在阐述这个问题。
添加这些法律和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所有国家，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处于一种敌意的竞争状态。人永远不会“满足于靠自己的资源过活”，永远有“竭力控制别人”的欲望（194页）。因此，“一个共和国不可能与世无争，安享自由”（379页）。任何城邦若采取这种和平主义的政策，很快就会陷于无休止的政治波动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会永远“沉浮无常”，无法“保持稳定”（210页）。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进攻作为最好的防御，执行扩张政策，确保自己的祖国“既能击退来犯之敌，也能摧垮任何阻碍其强盛的人”（194页）。这样，在海外追求霸权就成了在国内享受自由的前提。
和前面一样，在阐述这些观点时，马基雅维里又到早期罗马史里找论据。他在第一章中宣称，“从来没有别的共和国”像罗马这样，制定过如此多适合扩张和征服的制度（234页）。为此罗马应当感谢它的首位立法者罗慕路斯，他的远见让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通过军事征伐发展出了“罕有的卓越德性”（332页）。这一点和超乎寻常的好运结合起来，帮助罗马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最终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国力”和“无远弗届的霸权”（337、341页）。
罗慕路斯正确地认识到，一个城邦若要称心地处理“外部”事务，就必须采取两项根本措施。首先，一定要保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可以用于防御和扩张。为实现此目的，必须执行两条相关的政策。第一条（见第三章）是鼓励外国人移民本国：确保“希望到本城邦生活的外国人能安全通畅地前来”，对城邦显然是有利的，尤其在人力方面（334页）。第二条（见第四章）是“为自己赢得盟友”：你需要与周边的国家结盟，让他们居于服从的地位，但要用你的法律保护他们，以换取他们为你提供兵源（336—337页）。
与扩大兵力储备相关的还有另一条重要措施。为了最大限度地用好军队，从而最大程度地服务城邦利益，一定要让战争“时间短，规模大”。罗马人就是这样做的，“一旦宣战”，他们总是“率军直扑敌人，立刻发动进攻”。马基雅维里干脆地总结道，没有什么政策“更保险、更强力、更有用”，因为你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谈判中的优势地位（342页）。
概述了这些军事制度后，马基雅维里开始考虑，他能从罗马的成就中发现一系列更具体的作战要诀。他在第十章提出这个话题，并在中卷的剩余部分展开讨论。后来他在《战争的艺术》的中间章节继续做了分析，虽然文字更多雕饰，风格却基本未变。
马基雅维里在这些章里的结论都是以否定形式表述的，这或许表明，他越发怀疑现代世界能否恢复古代的军事德性。他考虑的不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促进德性和国家的强盛，而几乎只关心哪些错误的战略战术不仅不能赢得胜利，反而会导致“死亡和毁灭”（377—378页）。结果，他列出了一长串需要警告的行为。相信“财富是战争支柱”的流行之见是不明智的（348—349页）；做决定时“举棋不定”或者“缓慢拖延”是有害的（361页）；认为作战“最终只靠火炮”是完全错误的（367、371页）；使用扈从军或雇佣军（马基雅维里提醒我们，该观点已经“在另一部著作中详细论证过”）是毫无用处的（381页）；把堡垒作为主要防御体系，在战争时期是无效的，在和平时期更是招祸的（394页）；如果公民觉得受到了侮辱或伤害，却不能“痛快复仇”，是危险的（405页）；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受到优势军队攻击时，“拒绝任何谈判”，却不计后果地企图击败对方（403页）。
马基雅维里谴责上述各种做法的理由是一样的：它们都没认识到，若要赢得城邦的荣耀，最需灌输给本国军队也最需警惕敌国军队具备的品质是德性，或者说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捍卫祖国自由的决心。
马基雅维里指出，上述一些做法的危险在于，它们会激发对方超常的德性。例如，依赖堡垒就是这样的错误。它们提供的安全感会让你“在压迫臣民时更无忌惮”，但这却会“让他们怒不可遏”，那时“引发这一切的堡垒却再也不能保护你”（393页）。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不让公民复仇的做法。如果公民蒙受了严重羞辱，他可能出于义愤而爆发出惊人的德性，不顾一切地实施报复。保萨尼亚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他遭人凌辱后，马其顿国王腓力却不许他复仇，结果他以弑君作为回应[60]（405—406页）。
其他一些做法的危险在于，你的命运可能会落到一些毫不关心公共利益的无德之人手中。如果你的政治决策过程缓慢犹豫，就可能招致这样的结果。因为一个基本可靠的假设是，希望阻止某项决策的人往往“被自私的欲念驱动”，其实在尽力“搞垮政府”（361页）。使用扈从军或雇佣军的道理与此相同。既然这类军队本性败坏，他们“通常不仅劫掠雇佣者的敌人，也劫掠雇佣者本身”（382页）。
最危险的情况是意识不到德性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军事领域也是头等重要的品质。所以用财富来衡量敌人是取祸之道，显然你应该用德性来衡量他们，因为“作战是用钢铁，而不是用黄金”（350页）。希望以火炮取胜的错误也是一样。马基雅维里当然承认，罗马人“如果在那个年代有枪炮可用，会赢得更轻松”（370页），但他坚持认为，如果以为“有了这些火器，人就不能像古代那样表现出德性，靠德性作战”，那将是大错（367页）。他因此得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结论：“如果能与古人的德性融合，火炮在军队中还是有用的”，但“面对一支德性卓越的军队它就完全失效了”（372页）。最后，同样的原理也解释了为什么拒绝与优势军队谈判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即使对德性最卓越的军队来说，这种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它等于是“把结果完全交给时运处置”，而“任何智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冒这样的险”（403页）。
和其他两卷一样，马基雅维里在本卷检视罗马历史之后，再次将祖国彻底朽败的状况与古代世界的经典德性做了一番沉痛的比较。佛罗伦萨人可以轻易地“了解到罗马人的军事手段”，“完全可以仿效他们的做法”（380页）。然而，他们根本不肯以罗马人为师，结果掉进了每一个想象得到的陷阱（339页）。罗马人透彻地懂得犹豫迁延的危险，但佛罗伦萨的领导人从未理解这个显而易见的历史经验，结果“我们的共和国遭受重创，尊严无存”（361页）。罗马人从来都知道雇佣军和扈从军派不上用场，佛罗伦萨和许多其他君主国、共和国却仍在依靠这些朽败怯懦的军队，招致本可避免的羞辱（383页）。罗马人意识到，在监督自己的盟友时，“修建堡垒来胁迫他们效忠”的政策只能制造仇恨和动荡。相反，“在佛罗伦萨，却有所谓智者散播的一种说法，声称只有堡垒才能让比萨这些城市就范”（392页）。最后，马基雅维里痛心疾首地谈到了他斥为最无理性的做法：在直面优势军队时拒绝谈判。古代史的所有事例都证明，这是以孤注一掷的方式挑衅时运。然而，当费迪南德的军队于1512年夏进犯的时候，佛罗伦萨人正是这么做的。西班牙人刚越过边境，就因为缺粮而想休战。但“佛罗伦萨人听闻消息，骄气更盛，没有接受提议”（403页）。直接后果是，普拉托被攻占，佛罗伦萨投降，共和国倒台，美第奇家族复辟专制——所有这些本来都很容易避免。和前面一样，谈及他效劳过的政权的种种愚蠢，马基雅维里又是在近乎绝望的愤怒中收笔了。
第四章 佛罗伦萨史家
历史之用
写完《论罗马史》之后不久，时运的轮子突然转向，马基雅维里终于得偿所愿，被美第奇家族看中了。马基雅维里曾在1516年朱利亚诺死后将《君主论》献给洛伦佐·德·美第奇，三年之后洛伦佐突然身亡，接替他掌管佛罗伦萨大权的是他表弟红衣主教朱利奥（他很快就当选教皇，即克雷芒七世）。红衣主教碰巧与马基雅维里的密友洛伦佐·斯特罗齐（后来马基雅维里的《战争的艺术》就是题献给他的）是亲戚。由于这层关系，1520年3月马基雅维里被引荐进入美第奇宫廷，很快他就听到风声，自己可能获得某个职位（虽然是文学而非外交性质）。这次他没有失望，同年11月他获得美第奇家族的官方授命，负责撰写佛罗伦萨史。
马基雅维里的余生几乎都在创作这部《佛罗伦萨史》。这是他最长也是最从容的著作，也只有在这部作品中，他才最严谨地遵循了自己喜爱的古典权威作家的创作规范。古典（也可以说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两条基本箴规是，历史著作应当讲授道德教训，史料的选择和组织也应最大限度地突出这些教训。例如萨卢斯特就曾在著名的段落中阐述这两条原则。他在《朱古达战争》中提出，史家的目标必须是以“有用”和“有效”的方式反映过去（IV.1—3）。在《喀提林阴谋》中，他进一步推论道：史家的正确方法只能是“选择值得记录的材料”，而不是提供一份完整的编年记录（IV.2）。
图5 马基雅维里故居（位于佛罗伦萨以南的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书桌，1513年他就是在此撰写《君主论》的。
马基雅维里一丝不苟地遵行了上述要求，这在他处理记述的过渡段落和高潮部分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第二卷的结尾，就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讲述了雅典公爵如何于1342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僭主，又如何于次年被赶下台。第三卷在简单勾勒了此后半世纪间的情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