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马基雅维里 [12]
马基雅维里为纷争唱赞歌，让同时代人大为震恐。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在《〈论罗马史〉读后》中的回应代表了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赞扬纷争，就像因为药方的效果而赞扬疾病本身。”[56]马基雅维里的论证违背了佛罗伦萨共和思想的整个传统，该传统自13世纪末以来就反复强调两个信条：一是所有的纷争都应视为派系活动加以禁止，二是派系构成了城邦自由的最大威胁。雷米焦·德·吉罗拉米、布鲁内托·拉蒂尼、迪诺·孔帕尼，尤其是但丁都猛烈抨击过公民同胞拒绝和平相处、危害共同自由的行为。因此，坚持马基雅维里的惊人之论——古罗马的种种争斗“配得上最高的赞扬”——就意味着摒弃佛罗伦萨人文主义最珍视的一个观念。
然而，马基雅维里对这条正统信念的攻击毫不留情。他明确提到，“很多人认为”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反复冲突让国家“陷入了巨大混乱”，幸亏“好运和军事优势”挽救了它，才没有分崩离析。但他仍然认为，谴责罗马纷争的人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冲突防止了派系利益得胜，因此他们“苛责的其实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源头性因素”（202页）。于是他总结道，即使这些纷争本身是邪恶的，它们也是“罗马走向强盛的必要之恶”（211页）。
预防道德朽败
马基雅维里接着提出，为了保持自由，混合政体虽然必要，却并不充分。原因在于（他再次提醒我们），多数人更忠诚于自己的野心，而不是公共利益，“除非形势所迫永远不会做任何善事”（201页）。这样，势力强大的公民和利益集团就永远倾向于为了个人和集团的目的而打破政体平衡，从而在政治体中播下朽败的种子，威胁它的自由。
为了应对这个不可根除的威胁，马基雅维里提出了另一条与政体相关的建议。他声称，自由的代价就是需要永远保持警惕。首先必须学会辨认危险信号，识别某位公民或某个政治派别“越过权力红线”的手段（265页）。其次，必须建立一套特别的法律和制度来处理这类紧急情况。他说，每个共和国“都应有监督公民的制度，防止他们在行善的幌子下为恶，这样他们获得的支持就只会促进而不会伤害自由”（291页）。最后，每个人都必须“睁大眼睛”，不仅随时准备发现这类朽败的苗头，而且要在它们开始形成威胁之时（甚至更早）就用法律的力量予以铲除（266页）。
在分析过程中，马基雅维里指出，从早期罗马史中还可学到与政体相关的重要一课。既然罗马的自由保持了四百余年之久，它的公民一定找到了真正对自由构成严重威胁的因素，并制定了恰当的制度来应对。因此，我们若要理解这些威胁和相应的防范措施，最好的途径就是重温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以便汲取古代的智慧，来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
古罗马的例子表明，任何混合政体最初需要面对的危险总是来自旧政权的受益者。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这就是来自“布鲁图斯的儿子们”的威胁。他在第十六章首次谈到这个问题，在下卷开头又特别加以强调。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将罗马从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苏佩布的专制政权下解放出来，但他自己的儿子们却曾“受益于暴君统治”（235页）。因此，确立“人民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几乎等于奴役。于是，他们“密谋反叛自己的祖国，理由就是，在执政官[57]管理下，他们无法像当初在国王统治下那样非法牟利”（236页）。
扑灭这种危险，“再没有比杀死布鲁图斯的儿子们更有力、更有效、更可靠、更必要的手段了”（236页）。马基雅维里承认，布鲁图斯竟然愿意“担任主审法官，而且他不仅判处自己的儿子们死刑，还到现场观看”，这似乎很残忍；接着他又用最冷酷的语气说，这的确是“历史记录中的罕见样例”（424页）。但他坚称，这样的严厉手段事实上是必需的。“谁夺取了专制的权力，却不杀死布鲁图斯，或者谁给一个国家自由，却不杀死布鲁图斯的儿子们，都注定不能长久。”（425页）
威胁政治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表明，自治的共和国往往不知感恩，反而诽谤中伤它们最杰出的公民。马基雅维里在第二十九章首先提到这个缺陷。他说，任何一个城邦在“力图保持自由”的时候都容易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即“伤害它本该报答的公民”。这样的痼疾若不医治，将非常危险，因为遭受此类不公待遇的人通常都有强力反击的能力，从而让城邦“迅速滑向专制——例如凯撒就是凭借武力夺回了罗马吝于给他的东西”（259页）。
唯一的药方就是建立特殊的制度，防止妒忌者和忘恩负义者破坏杰出人士的名声。最好的办法是“开辟充分的诉讼渠道”。任何公民如果觉得自己受到诽谤，都必须能够“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要求对方出庭证实他们的指控。如果一项指控“进入正式程序并经严格调查”，最后发现不能成立，法律必须规定对诽谤者处以重罚（215—216页）。
最后，马基雅维里讨论了他心目中对混合政体的平衡威胁最大的因素：有野心的公民或许会企图建立以个人效忠而不是公共福祉为基础的派别。他在第三十四章开始分析这个动乱根源。上卷剩余部分主要都是在考虑这样的道德朽败如何产生，需要用怎样的制度来堵死通往专制的大门。
延长军事指挥权的时限会鼓励派系力量的成长。马基雅维里甚至暗示，“一些公民”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权力”是后来“罗马沦为奴隶”的最主要祸根（267页）。“长期获得这种不受束缚的权威”总会“危害自由”，因为绝对权威永远会腐蚀人们，让他们成为“朋党和拥趸”（270、280页）。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军队就是如此。“当一位公民长时间担任一支军队的统帅，他们的支持和忠心就全归向他了”，结果将士“逐渐忘了元老院的存在，而把他视为领袖”（486页）。这时只需苏拉[58]、马略[59]以及后来的凯撒聚集起“肯为自己反对公共福祉的士兵”，政体的平衡就会被猛烈打破，专制接踵而来（282、486页）。
面对这一威胁，不应当畏惧独裁权威的想法本身，因为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将权力赋予一人有时是非常必要的（268—269页），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适的制度确保这种权力不被滥用。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目标：一是为所有的绝对指挥权“设定一个期限”，“不允许终生享有”；二是确保该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处理最初设立此职的事由”。只要遵守这两条规则，绝对权力就不会必然导致朽败，“削弱政府”（268页）。
形成派系的另一个主要源头是巨富之人的恶性影响。富人总是能对其他公民施以恩惠，比如“借钱给他们度日，帮他们的女儿操办婚礼，保护他们免遭官长责罚”以及诸如此类的好处。这种赞助制度尤其阴险，因为它会“让人成为赞助者的拥趸”，而牺牲公共利益。如此一来，“他们追随的人就会得意忘形，以为自己能够腐蚀公众，挑战法律”（493页）。因此，马基雅维里认为，“道德朽败，缺乏自由生活的素质，其根源是城邦内的不平等”。所以，他也一再警告，“城邦如果不能通过各种手段压制住富人的野心，很快就会败亡”（240、274页）。
解决上述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秩序良好的共和国保持国富民贫的状态”（272页）。马基雅维里没有明确指出实现这种效果的制度，却滔滔不绝地列举了该政策预期的好处。如果法律“让公民贫穷”，即使他们“缺乏道德和智慧”，也能剥夺他们“用财富腐蚀自己和别人”的能力（469页）。如果此时国库又充盈，政府就能比富人更慷慨地“笼络民心”，因为它给服务城邦者的奖赏总是比公民效劳私人获得的报酬更丰厚（300页）。马基雅维里于是总结道：“一个自由共同体能造出的最有用之物就是公民的贫穷。”（486页）讨论的最后，他以夸饰的修辞语句宣布，如果说“他人的著述往往不能让人发现这个话题的光芒”，自己却能够“用一篇长文论证贫穷比财富更能结出善果”（488页）。
到了分析的这一步，我们很容易看出，和下卷一样，马基雅维里在一般性论述的外表下始终思考着家乡佛罗伦萨的命运。首先，他提醒我们，城邦若要保持自由，它的政体就必须包含某种安排，以遏止诽谤和猜忌杰出公民的流行恶德。他接下来便指出，“我们的城邦佛罗伦萨在这方面从来就做得很差”。“阅读这个城邦的历史”，任何人“都会发现，身居要职的公民从来就被无数诽谤包围”，结果“纷扰不断”。这些内耗全都损害了城邦的自由，但它们其实都可轻易避免，只要他们曾在某个时候设计出“起诉公民和惩罚诽谤的制度”就行（216页）。
当佛罗伦萨没能阻止科西莫·德·美第奇发展出忠实于自己家族私利的派系时，佛罗伦萨朝着奴役的深渊又前进了一步。马基雅维里已经告诉读者，如果一位势力很大的公民企图用财富收买民众，城邦该采取什么策略：要比他还慷慨，重赏为公共福祉服务的行为。然而，科西莫的对手们却决定把他逐出佛罗伦萨，他的追随者因此怨恨满怀，最终“把他召回，拥立他做城邦的君主——若没有对手的公开抵制，他永远也无法登上这样的高位”（266、300页）。
佛罗伦萨确保自由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1494年，当时美第奇家族被再度放逐，共和政体完全恢复。然而，城邦的新执政者在皮耶罗·索代里尼的领导下，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在政权剧烈更迭之际，他们没能采取一项绝对必不可少的政策。马基雅维里已经指出，任何“读过古代史”的人都知道，“从专制到共和”的革命一旦发生，就必须处死“布鲁图斯的儿子们”（424—425页）。但索代里尼“却相信凭着耐心和善意，他能抑制布鲁图斯的儿子们卷土重来的欲望”；他认为无须流血，“自己就能消灭邪恶的派系”，并用奖赏“化解一些人的敌意”（425页）。他的天真令人震惊，结果“布鲁图斯的儿子们”——美第奇家族的拥趸——逃过了灭顶之灾，反过来趁着1512年的祸乱推翻了他，复辟了美第奇专制政权。
索代里尼没能践行马基雅维里治国术的核心原则。他不肯为了求得善果而作恶，所以不肯镇压自己的敌人，因为他明白，只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