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 [8]
雅典式：后天培养的外行
“雅典式”是指以古代雅典公民（只包括男性）为典范的领导力学习模式，他们通过相对较高的社会出身再加上博雅教育，并适当地辅以“培养人格”的体育教育，来获得领导职位。最初接受教育的时间段是8—14岁，富裕阶层的男孩子会接着上学，直到18岁，按照规定，那以后会有两年时间在军中服役。其目的是要培养（男）孩子，让他们通过参与往往是独立思考的省察式学习，为雅典公民提供下一代通世故、有担当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认为自己是“后天培养的外行”——他们不是填鸭式教育系统的成果，后者培养出的是他们的死敌斯巴达人那样的职业士兵；相反，他们是最为文明的社会培养出来的最知书达理的人。至于当代读者觉得有奴隶存在，且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根本算不得文明社会，就是另一回事了。
整个19世纪，英国军队里就采用这种领导力培训的“后天培养”做法，结果形成了一个极为忠诚、勤奋和实用的上层阶级军官群体，但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力，对科学技术也不感兴趣或不予支持。这造成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段，特别是1930年代的困境，以及英国全面丧失技术领先的地位。无论商场还是陷入僵局的战场都需要创业家的胸怀和丰富多元的想法，然而他们的做法却造就了“监护制”伦理规范，它提倡责任感和浪漫的理想主义却不理会创新组织结构、程序和战略。结果，人们对军事理论或战略漠不关心，却过于倚重作战军官的个人主动性，以及英国人良好的“常识”。
这样一来，领导行为就成为下属们无法参与的事情——德国军队却一直都在培养下属的参与感——而主要源于一种交换机制：用家长作风来换取忠诚，用威严来换取尊重。结果，领导者们有义务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士兵，士兵们则必须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军官的命令。正如1914年第一国王兵团的一位中尉所说：“士兵们太像幼儿了。离开了我们，他们什么也做不了……这大概能够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军官的伤亡比例如此之大。”因此，军官群体所获得的特权不一定会引起士兵们不满——只要那些特权不会破坏军官们照顾士兵的社会责任，而这所谓的照顾往往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说记得某个士兵的生日、询问其家庭生活，以及尽可能改善士兵的伙食，等等。
“斯巴达式”：监管者
卡莱尔和雅典模式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领导模式，前者认为领导力是天生的，后者认为领导力是后天培养的，但斯巴达模式却不遗余力，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地鼓吹集体主义，亦毫不掩饰其自然主义态度：领导能力的确是许多斯巴达人天生拥有的，但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必须对其加以约束，且必须在集体主义框架下对其加以改善。此外，只有通过同样的领导系统对追随者进行培训，让他们服从监管者的领导时，领导力才有可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该监管过程在婴儿出生时就开始了，由一个长老会对每一个婴儿进行评估，把那些被定义为“软弱”的婴儿留在泰格托斯山的山坡上过夜，把他们的生死交给命运。
斯巴达人把年龄在7—18岁的男孩们送到阿高盖（agôgê，字面意思是“抚养”，类似饲养动物），该机构集教育、社会化和军训为一体，将男孩子们变成合格的勇士。斯巴达教育的内容很少包括省察式学习，最重要的是培养对国家的忠诚。教育那些男孩子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支忠诚尽职的军队，13岁时，他们要接受一位义忍（irens）的指挥，后者是一些20岁的下级领导者，培养其指挥经验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大批勇士中注入斯巴达式领导特质。少年们还必须经历一段“隐藏期”，那段时间他们须到乡下去独自生活，或在自我管理的小团队内生活，还要参与杀死斯巴达奴隶的行动，那些奴隶有的被认为过于强壮，有的可能怀有领导的野心。18岁时，会挑选出一组人加入精锐的皇家卫队，再从那里走向正式的军事领导职位，不过军事训练一直要持续到30岁才会结束。但在斯巴达，就连忠诚也有着一种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倾向：每年一度选出的民选五长官——监督人——宣誓支持双王，但条件是双王必须维持法治。因此，如果某一位斯巴达国王坚持领军作战（他可以这么做），民选五长官中的两位长官将始终伴其左右，并向国内汇报其言行操守。
明显参照了选择领导并将其集体化的斯巴达式做法、距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恐怕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级组织了。特别是在各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里，德国男孩们要在战场上和家乡接受领导力训练。1921—1925年出生的德国人中死于战争的比例为三分之一，但曾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受训的人有50%命丧沙场。到1935年，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所有德国人中，有一半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1926年出生的人中入团的比例高达90%。事实上1939年以前入团还是自愿的，但很少有人拒不入团。希特勒青年团采取军事化组织，包括由150人的群体组成的分部一直到由10名男孩组成的少年团小组（女孩组成的叫少女团小组）。“青年领导青年”是希特勒的口号，不留任何盲点：单1934年一年，就有12727名希特勒青年团（14—18岁）领袖，24660名少年团（10—14岁，女孩子组成的叫作少女团）领袖参加了287次领导培训课程。上完这些包括体育和军事训练及意识形态洗脑的课程之后，这些年轻领导者会领取关于如何领导追随者的手册，其内容详尽，每节课都包括导言、歌曲和课文。不允许有任何讨论或分歧，但最重要的经验似乎是周末营和夏令营，那些短期训练营积极进行社团建设，通常是确保12岁以上的每一个孩子都能轮流领导自己的少年团小组或少女团小组。“那样一来，”一个男童学校的一位教职工写道，“他就能够学习发号施令，并在潜意识中获得自信的力量，要想命令他人服从，这是十分必要的。”成功完成了少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训练之后，会有少数人入选某所奥登斯堡（党卫军学校），这些学校将斯巴达精神奉为圭臬。“我们这些培训青年领袖的人希望看到的，”一位培训教师在1937年说，“是一个以那个古希腊城邦为榜样的现代政府。选出人口中最优秀的5%—10%来治理国家，其他人则必须工作和服从领导。”然后，这些未来的领袖会在福格尔桑党卫军学校学习一年的“种族哲学”，继而在克罗辛茨学习一年的“人格培养”，最后在松特霍芬学习一年的行政管理和军务。在1935年的结业会操上，纳粹党组织部长罗伯特·莱伊[30]说：
我们想知道这些人的心中有没有领导的主人翁意志，简言之，就是统治意志。纳粹党及其领袖们必须渴望统治……我们乐于统治，不是为了成为暴君或在施虐的专制政权中获得快感，而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不管形势如何，只有一个人可以领导，也只有一个人能够负责。权力当属于那一个人。
（引自诺普，2002）
在纳粹看来，这最终的“一个人”当然就是希特勒，随着战争的深入，希特勒开始日渐背离纳粹的集体主义核心以及战前德国鼓励下属发挥主动性及领导者与追随者相互反馈的军事理念（任务式指挥），这极大地加速了希特勒的溃败。例如，显然，在1939—1941年入侵波兰、西欧和苏联期间，希特勒与将军们进行过多次谈话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虽然他并非总是采纳他们的建议。希特勒只有一次亲自干预过入侵波兰的行动，还被冯·伦德施泰特驳回了。然而当入侵苏联的行动在1941年冬受挫之后，希特勒开始“亲自过问”武装部队的大小事务，也不再倾听将军们的意见了。于是随着战争的推进，希特勒与下属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单向，他接收到的信息不再来自建设性的反对者，而是来自破坏性的赞同者。也就是说，随着独立思考的人被排除在顾问圈外，他收到的建议的质量急剧下降，以至于他所能听到的建议只剩下那些下属认为他想听到的，而不是他需要听到的。
与此相反，二战开始时任职于海军部，且因为某一位塔尔伯特上校不同意他的反德国潜艇战略而将其开除的温斯顿·丘吉尔，却在担任首相之初招募了很多就他所知最独立的自由思考者。因此，他邀请了厄内斯特·贝文加入战时内阁并担任劳工及国民服务部长，此人曾是1926年大罢工的领袖之一，而丘吉尔镇压过那次大罢工。确实如此，他甚至与自己最痛恨的两位政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伯爵共事。在军事领域也是一样，虽然他与艾伦·布鲁克意见不合是人尽皆知的，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丘吉尔仍然把他留下来，因为丘吉尔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独立精神提供他所需要的逆耳忠言。这种独辟蹊径的领导力学习法就是第四种学习模式——卡尔克斯模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卡尔克斯式：实践社团
第四种领导力学习方式，即卡尔克斯式是后天培养的观念加上集体主义倾向。事实上，它指出领导者既非无所不知也非无所不能，因此领导力必须在整个组织分布开来；此外，这样一种深入或分布式领导是可以通过培养习得的，它能够获得社会支持，我们也不需要仅仅依赖“天性”来让领导力走上正轨。这一观念还声称，参与社会实践是人类学习的基本过程，因此学习是一项集体或社会活动而不是个体活动。的确，正如温格所说，学习事实上是通过一种“实践社团”发生的，在该社团中，参与社会实践构成了一种社会化社团，并因而构成了一种可以被领导的社会身份。
有史以来，人类组成了各种社团，将集体知识积累起来形成社会实践——实践社团。部落就是个早期的例子。更近代的例子包括中世纪对行业加以管理的行会，以及共同确定某一特定研究领域内的有效知识的科学社团。不那么明显的例子包括地方园艺俱乐部、病房内的护士、街头流氓团伙，或者定期在咖啡厅里集会、分享经验、互通消息的一群软件工程师。
（格林特引用温格，2005：115—116）
然而实践社团的成立并不仅仅因为物理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