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 [7]
图7 随时间变化越来越趋于理性的领导力
图8 二元模型A：集权—分权
图9 二元语言模型B：科学与文化
图10 政治时代精神
最后，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这些只是学者和咨询顾问们传播的历史碎片的集合，他们希望最好能对某个没有意义的事物建构意义，或至少能出售自己建构的规律作为谋生手段。领导力的历史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失败接着另一个失败，但它本有可能更糟：它本有可能是同一个失败不断重复。所以我们不妨努力一下，起码能避免这后一种更糟的情况发生。
第四章 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这或许是我在教学生涯中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了。通常我都会以不同的措辞回答说“两者兼有”：我们对此实在所知不多，无法做出任何非此即彼的断言（不过那也未能阻止人们继续提出同样的问题）。本章，我想提出一个四重分类法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对前提加以扩展，不仅包括“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还包括“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这不是回避问题，而是试图明确，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所讨论的是哪一种领导力。首先来看最传统的回应，即领导力是个人的、天生的——这是卡莱尔的观点；然后考察这一个人主义观念的后天培养的变体，可追溯至古代雅典人。继而探讨集体主义观点，先考察雅典人的“天然”死敌斯巴达人，最后再讨论卡尔克斯式观念，即在实践社团中培养出来的集体主义者。这一四重分类模型的图示见图11。
图11 关于领导力培养的一种分类法
图12显示了与“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这个问题有关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学校团体，画圈的人物是少年斯大林。第二张是奥地利的一个学校团体，画圈的人物是少年希特勒。两人在照片中都处于领导者所在位置——后排中间位置，这一点令人心惊，也是巧合。斯大林是组织照相的人，他负责收费，把利润据为己有——他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导者。希特勒没有参与组织照相；要说起来，他在学校里根本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是个没出息的废物。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在巴伐利亚后备步兵兵团服役，该兵团的高级长官在谈到当时的希特勒时说：
希特勒不是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不过）他是个出色的士兵。他是个勇敢的人，踏实可靠、寡言少语而谦虚低调。但我们找不到提拔他的理由，因为他缺乏作为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我最初认识他时，希特勒根本没有任何领导才能。
（引自刘易斯，2003：4）
图12 斯大林和希特勒。第比利斯宗教学校的斯大林（上）和莱昂汀学校的希特勒的照片（下）
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希特勒变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被英国人的毒气弹所伤——曾被撤离前线，跟很多同伴一样，宣称自己永久失明了。但在其他所有士兵都要求退伍时，希特勒却要求重返前线。既然没有一个士兵永久失明，军队高层这时也就知道了大多数人都企图蒙蔽（这还真是蒙蔽的本意）上峰，逃避这场已经失败了的战争，不过他们觉得希特勒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于是就把他送到一个精神病医生那里。那位精神病医生又宣称，只有被“选中”成为拯救德国之人，希特勒的视力才有可能恢复。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自然是希特勒恢复了视力，并逐渐“了解”到，他命中注定要担当远比陆军下士重要得多的大任。这个小插曲是真是假无关紧要，问题在于很多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成就，都是因为相信某种命中注定的力量。那种命运是由神明事先告知的（圣女贞德、奥利弗·克伦威尔、马丁·路德·金、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还是某种历史力量使然（成吉思汗、纳尔逊子爵、斯大林、巴顿将军、温斯顿·丘吉尔），都没有其结果重要：它似乎能够产生一定水平的自信，促使其铤而走险，这两者都被追随者认定为伟大领袖的鲜明特征。当然，也有很多这类“命中注定的”领导者壮志未酬身先死，只不过我们不曾听说过他们的故事罢了。相反，只有成功者的故事会传颂千古，其宿命的传说令后人心荡神驰。事实上在这样的例子中，询问“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本属多此一举，因为他们可能生来“普普通通”却因为某种经历而转变成了“卓尔不群的”人。但这种类型的领导者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卡莱尔式：天生的领导者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坚信“真正的”领导者——英雄——都是天生的而非后天培养的。那些“只会喝酒吹牛”的群众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而新的资产阶级老板“工业巨头”整日只会汲汲于赚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在卡莱尔看来，伟大的领导者不可能是在特权的濡化教育后出现的，而只能通过个人原生的——也就是“自然的”——天赋，再加上一种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而产生。卡莱尔的英雄是“天生的领导者”却不是“天生伟大”，因此他列出的名单包括穆罕默德、路德、（后来成为的）腓特烈大帝、克伦威尔和拿破仑——这些人都（和他自己一样）天生就有“自然意志”和领导能力，除此无他。因为正如卡莱尔所说：
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
（卡莱尔，2007：1）
卡莱尔很可能会对他所处时代的人们关于领导力所持的演化观报以同情——该观点认为领导力是人类在一个需要集体行动方能采集食物和保护种群、存活下来的时代演化出来的对协调问题的应对机制。狩猎——采集者社会的日常活动或许是我们借以考察更新世（大约从180万年前到1万年前，即最后一个冰川时代末期）期间人类领导力早期模式的最接近的实例了，在那一时期，50——150个智人组成半游牧的、有亲缘关系的群体开展活动，大概在20万年前从非洲的起源地出走四散。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结束之后，定居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储备和资源，或许人们正因此而宁愿抛弃狩猎——采集者文化，以及与其各种同期变体相关的平等主义和参与式领导模式。简言之，盈余的产生或许促使人们朝着更为静态的社会发展，其领导者是有能力保护/剥削所在社会并消灭对手的军阀，霍布斯谈到在“污秽、野蛮和短命”的生活中，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时，大概所指的就是这个。
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在连年战争的条件下，对领导者的选择或许会重点关注相对较少的一群“雄性领袖”，也就是卡莱尔的“英雄”。随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自然选择淘汰了一切，只留下最适应的，或者说只留下了最适于担任领导职位的人，但这同时意味着当代的各种组织形式被认为“不适合”我们（几乎没有发生）演化的领导形式。事实上在这种观点中，对领导力的要求是人类所固有的，时空变换，斗转星移，那些要求却相对固定。
事实上要确定哪些特质是人类天生固有的实在难乎其难。首先，我们很难在人们受到教育的影响之前对他们进行评估——评估婴儿的领导能力绝非易事。更何况有些行为本来就没有逻辑可循：比方说，如果繁殖的结果更有利于领导者而非追随者的话，还怎么会有人甘居某一位领导者之下呢？
这种观点往往认为，人类显然普遍适用且亘古不变的领导力与我们的动物本性有关，因为动物中间的领导力似乎是不变的，也是最为等级森严和残酷暴虐的。比方说，狮群中的领导模式主要是由母狮负责狩猎和照顾幼狮，而雄性领袖在摄食和交配方面享有特权。但并非所有动物都采用同样的领导模式：以斑鬣狗为例，它们的性别角色就是相反的——雌性的体量大于雄性，因而前者控制交配过程并领导鬣狗群；雄性进行大部分的狩猎，而雌性控制雄性，并可以优先获得被雄性杀死的猎物。有些演化观点暗示说，雌性之所以能在斑鬣狗群体中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雄性没有分担抚育幼兽的职责；很奇怪怎么没有人把这种领导策略传授给猎豹。狼群稍有不同：由一对老大领导2—12只狼组成的家庭单位，担任领导的那一雌一雄单独负责哺育后代。狼群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阶序，雄性老大领导捕食和守卫地盘，雌性老大领导幼崽。
但如果说人类领导力是动物世界的镜像，那么我们应该最像我们最近的遗传近亲黑猩猩才对。然而德瓦尔关于黑猩猩的论述表明，领导力并非由体量决定，也不一定是黑猩猩天生固有的，而是由占优势的雄性在年长雌性的支持下结盟形成的。此外，博姆指出，对当代狩猎——采集者的分析表明，领导者时时处处会受到“逆向统治等级”的抵制——后者结成暂时的同盟，共同反抗暴君。事实上，领导者的合法化取决于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身基因的“牺牲品”，那么我们或许还想质疑一下自由选择或自主权的概念。与决定论相对，意志力就是指行使自由意志或主动选择，因此，如果人类行为是由生物基因决定的，就消除了领导力的主动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