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 [6]
切萨雷·博尔贾被人认为是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切萨雷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被毁灭了。
（第十七章）[25]
事实上，马基雅维里并不是说领导者都应该卑鄙龌龊，而只是说为了保护社会的利益（这一点在《论李维》中有更加明确的论述），君主必须不择手段——为的是顾全大局。因此人的行为应该放在具体的形势背景中考虑，而不该放在某个神秘的道德世界中单独分析。当然，问题是如何定义“大局”。
而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设问句“究竟是被人爱戴比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时，马基雅维里毫不含糊地选择了站在畏惧一边。
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因此，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人们说的话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
（第十七章）[26]
现代领导力研究
托马斯·卡莱尔——很多人认为他是关于领导力主题的首位“现代”作者——曾在1866年就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兴奋地提到了马基雅维里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两人，卡莱尔将克伦威尔比作英国内战时期绝对必要的诸多君主之一。事实上现代时期领导力研究的兴起——与工业社会的兴起同步——可以追溯至卡莱尔在更早的1840年发表的演说，因为崇拜和迷恋历代“伟人”，他认为普通人的角色纯属“多余”。他所建构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型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关于领导力的普遍设想：它不可更改地是阳刚的、英雄的、个人主义的，有着规范化的倾向和本质。它源于你依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规范应该做些什么；的确，跟古典时期和近代零星出现的同一模型别无二致。
该模型似乎成为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主导模型，直到19世纪末，第一个专业管理团队开始取代原始的“英雄主义的”所有人——经理人时，才受到质疑。那以后人们认为，随着工业规模和后向合并（backward integration）水平开始产生巨型工业（特别是在美国），需要大量行政管理人员来确保组织连贯性，领导力的背景——因而也包括其“要求”——从英雄主义的个人转变成为理性主义的系统和过程。这类组织领导力模型中有很多都来源于军队、文职机关、邮局和铁路，大多将领导力确定为正式等级结构内部的行政职位。继而随着这些庞然大物所释放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鼓励激烈的市场竞争并侵蚀利润率，人们的注意力又很快转向了节约成本战略和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的创始人F.W.泰勒就专注于管理层不惜损害工人的利益而严格控制知识，在细化劳动分工的同时，大大降低各个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力就被重新设计为“知识领导力”，领导者成为大量生产知识的保有者，因而产生了可以控制生产的权力——与以前由作坊工人对生产加以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1920年代的经济萧条正好与领导力模型的下一个重大转变在时间上重合，就本书讨论的目的而言，那一次重大转变又重新强调规范性权力的作用，偏离了前2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系统和过程的合理性。这个向以往的规范性模型的“回归”最初起源于1920和1930年代在通用电气公司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工厂进行的霍桑实验。在那里，为优化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泰勒式科学实验据称产生了第一个困扰，继而让人们意识到，劳动是无法客观测量的，因为测量行为本身就改变了经验，因而也改变了那些被测量之人的行为。这一所谓的“霍桑效应”后来又引发了一系列相关试验，最终先是说服了通用电气公司，继而又说服了整个美国各家公司的管理层，让他们明白工人只能通过规范而非理性获得激励，他们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组织文化。
可以说，上述交替出现的领导力模型——先是19世纪下半叶卡莱尔的“规范”模型，接着是20世纪前20年泰勒和福特的“理性/科学”模型，继而又被霍桑实验的“规范”模型回归所取代，而这最后一种模型又在1930和1940年代被巩固成为“人际关系”方法——反映了两个更为笼统的现象：首先是当时的经济周期，其次是当时的政治模式。这些经济周期构成了康德拉捷夫[27]颇有争议的经济长波理论；政治周期倒没有那么多争议，也更有趣，因为我们似乎不可能脱离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全球大规模兴起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运动而单独讨论工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领导力模型，通过在当时看来合理的一种时代精神被折射在工业中。换句话说，在由规范性地依附于集体意志——不过这种集体意志体现在对党派领袖近乎崇拜的忠诚中——的群众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领导某个工业组织的最佳方式是反映出这样一种假设：应该通过规范而非理性的方式组织劳动——组织劳动之群体的领导者应该是代表群众的明显意愿的原型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经济再次出现繁荣，在西方开始占主导地位的领导力模型也再次从群众和英雄的规范性偶像崇拜——表现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掌权——转变为对情境的理性分析占优势的模型，这种科学方法曾经大大激发了主要战胜国即美国的作战能力，也是根植于那个国家的个人主义文化内部的一种方法。于是就有了美国的自我实现运动的兴起，尤其体现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它强调领导者需要先解决追随者的健康和安全需求，然后追随者才能够关注“更高级”的需求；同时也体现在麦格雷戈[28]用“Y理论”（人性是合作的，因此应当通过鼓励来领导）替代“X理论”（人性是自私的，因此应该通过控制来领导）的思想中。
随着对特质理论越来越多的批评，以及密歇根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工作，领导力研究的趋势又偏离规范，回到对情境的合理理解上。这两所大学的研究工作为一个激进的新动向权变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权变理论的总体框架之下，依靠有可能永无穷尽的特质和超人魅力的理论脆弱性——表面上——受到了沉重打击。自那以后，人们真正关心的不再是由一个最有魅力的领导者来领导一群最崇拜他的追随者，而是能够合理地理解形势，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我们在上一章讨论过的论调。
自这一权变理论的初期以来，我们经历的“进步”历程先是回归，强调有着彼得斯和沃特曼[29]喜爱的（规范性）“卓越文化”的领导者有多重要，继而又到了1990年代企业重组革命的（理性）教育，最终来到了当代变革型和激励型领导理论的发展，其背景自然包括恐怖主义、全球变暖、“信用紧缩”以及神权政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些转变也引起了1980和199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举例来说，在该运动的背景下，通过市场的扩张以及目标和业绩管理系统的约束，英国的公共部门由懒散官僚的巨无霸转变成为反应迅速的服务提供者。
以上这些，再加上人们对情商的重要性、身份认同领导以及制定激励性远景和使命的关注，似乎使得起初的规范性特质方法的回归成为必然：看起来，我们是朝着过去前进了一步。因此，近年来我们（再度）受制于激励型个人，这些人天生拥有当代领导者碰巧都有的各种基本胜任素质，而在出现灾难性后果时，人们也会归咎于那些素质。
领导力的发展规律
本文关于领导形式的二元转换的论点并未得到普世公认。的确，对这一规律——如果真有规律可循的话——的理解方式不一而足。首先，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领导力的理解只能越来越趋于复杂和理性，图7显示了这种递进的改善。学习历史的学生定会在这种发展态势中看到辉格党式的乐观激进，即事物总体来说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有两种二元模型表明，人们对变化的解释截然不同：图8显示了领导力的集权和分权模型的钟摆式交替——这通常都是建立在关于组织学习和游戏的假设之上的，因此随着制度僵化的开始，曾经一度高效的模型会变得无效。相反，图9则保留了二元模型，但其因果机制与构成语言的二元结构有关：夜/昼，黑/白，死去的/活着的，等等。在这里，科学与文化的关系对变化构成了天然的语言屏障，一旦某种领导风格的效能被消耗，钟摆就会朝相反的语言学方向摆动，直到该模式也走到了尽头为止。
其次，某种政治模型不但会将变化置于语言的对立界限之中，而且会将它置于更广阔时代背景的政治策划之中，在后一种情况下，看似“正常”的东西只会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