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 [16]
这类受限的领导形式在西方就更加罕见了，而且由于我们早已从狩猎——采集者社会经过所谓的“军阀时代”（大致是从最后一个冰川时代末期到工业化时期），经历了与之相关的定居农业，一直发展到大规模工业社会，领导形式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以致制度化、行政化的民主和官僚体制已经替代了由政治、商业、文化和军事领导者（很多人认为这些是军阀时代的男性领袖的典范）组成的临时网络为特征的军阀制度。然而在21世纪，当抗解问题看似正在全球蔓延，或许通过协作式领导才能更好地服务世界，它也就以一种治理体系替代了20世纪的军阀们，在那些传统上深受军阀行为之害的人看来，该治理体系也更加合适。
军阀（包括绝对君主政体和政治独裁政体）与各种为其提供支持的神职人员之间的联系往往被用于捍卫领导权，理由就是它与某种神祇之间有着神圣的联系。无论该联系是君主的“天赋神权”，还是世俗领导者自称为半人半神，甚或追随者为其领导者归属的非凡地位，显然，领导力与神圣范畴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这一联系有多重要，此外对于放弃正式的个体领导者、重新分配权威而言，这一联系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或许会认为，西方世界始于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过程通过政教分离，消解了领导力的神圣性质。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一书中断然宣称，隐喻的上帝之死或许能够让人类获得解放，广阔的大海就是一块画布，可以在其上绘出新的开端。因此有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说，社会的世俗化将开启全新的领导力观念，再无须对神一般的领导者献媚。但尼采还提出了其他的疑问：
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最残忍的凶手，如何自慰呢？那个至今拥有整个世界的至圣至强者竟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谁能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必须发明什么样的赎罪庆典和神圣游戏呢？这伟大的业绩对于我们是否过于伟大？我们自己是否必须变成上帝，以便与这伟大的业绩相称？[63]
（1991年版，第125节）
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重新抬头，已经无情地打破了隐喻的上帝已死的臆测，但在卡尔·波普尔看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谁坐上了他的宝座？”这一对领导者的重新建构——或者用“重新供奉”一词更合适些——意味着，或许领导力本身就被锁定在神圣范畴中无以逃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权限的彻底分散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问题与其说事关领导力的神圣性质，倒不如说是关于应该如何协调社会生活——因为如果可以找到一种不需要领导力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神圣性质就不再是组织的必要前提了。然而讽刺的是，“另类”社会一贯的老调重弹不过是颂扬整个社会的神圣或将自由“奉为神圣”的调子。神圣的形式完全可以发生转变，且解读方式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不可侵犯的。事实上，否认任何其他人拥有高于自己的权限——因为那样做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人格——产生了一种对立的虔诚，信奉个体或社会的神圣性质。或者按照乔·弗里曼（19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领袖之一）的说法，无结构的结果不是摆脱了结构或权限（父权或其他任何权力），而是形式结构变成了非形式结构，而非形式群体和民兵组织的独裁潜力无限。弗里曼指出，民主的结构化总要好过无结构状态，因为至少那种结构更加透明，也可以改变。但是同样，权限的下放和分配及任务轮换需要所有参与者愿意且能够贡献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精力可能是白费了：例如，弗莱彻就指出，新的后英雄时代模型虽然被认定为更偏于女性主义的模型，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仍然根源于男性组织，在那里，协作、关系建立和谦卑被看成是软弱的表现而非领导力。的确，各类组织的第一梯队仍然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因此后英雄时代的领导力模型不过是后英雄时代的英雄模型。
在有些人看来，这与其说是“领导力”问题，不如说是哪一种“领导力”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分布式领导的发展有关的领导力面向，在分布式领导中，领导权掌握在集体手里。雷林试图将分布式领导或有多位领导者的组织与传统组织进行对比，认为在有多位领导者的组织中，领导力是同时发生的集体行为，而非一连串的个人行为——很多人都参与其中，而非仅限于有正式职位的人；领导风格是合作型而非控制型；是富有同情心的而非不带感情色彩的；这产生了一个社团而不再仅仅是一个组织。根据格伦的说法，分布式领导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后果：第一是“协同行动”，也就是领导层协力，使得分布式领导的整体强于各部分相加；第二是领导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和彼此渗透，鼓励更多的团体成员参与到领导其所在组织的行动中；第三，它鼓励人们重新思考组织内部的专业能力问题，拓展了对团体开放的知识的水平。总而言之，领导力变得不再为某一位正式领导者所有，而成为组织、网络或团体的一项新兴资产。
我无意为“英雄主义领导力”辩护，但这里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如果英雄主义领导者自古以来便存在于我们中间——且要为有史以来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大多数悲剧负责的话——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他们不可靠？而如果我们自他们出现以来便一直知道他们不可靠，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出长期、大规模的有效备选方案？换句话说，上述假设的后英雄时代领导力是不是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表述，显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关于领导力的观念和关于神圣的概念往往截然不同——这个话题太大，本书的篇幅远远不够。的确，美国人关于何为领导力、何为神圣的看法似乎往往与英国人大相径庭。在很多北欧社会，讽刺，不，毁谤宗教领袖或许是合乎礼数的，但在伊朗或美国显然不行。因此，我并不是暗示西方或英国关于神圣与领导力之间关系的论述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想指出，很可能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这两个现象都有着重大联系，虽然在世界各地，这些概念及其联系的具体性质迥然相异。我还想指出，神圣并非房间里的大象——它不是显而易见但人们讳莫如深的东西，而是房间本身，是领导力发挥作用的空间。这就是很少有人提出神圣问题的原因之一，因为领导力正是在神圣所构建的框架中运作的。
“神圣”一词的词源提供了关于其性质的线索，但并没有提供解释（《柯林斯英语词典》，2005年；《牛津英语词源词典》，1966年）。英语“sacred”（神圣的）一词来源于拉丁词语sacer，意为“神圣的、圣洁的或不可碰触的”，其本身又来源于另一个拉丁词语sancire——“奉为神圣，专为宗教目的，被尊崇为圣洁，不受暴力攻击；使分离”。如此看来，神圣性的一个要素就在于神圣事物与世俗事务之间的距离或差异。“亵渎神圣”——这个词来源于一个拉丁语复合词，意为“偷盗圣洁之物”——是指超越这一界限并玷污了神圣。的确，“hierarchy”（等级制度）一词的原意就是“圣洁的君权”：在这个词起源的希腊语中，arkhos意为“君权或统治者”，而hierós意为“圣洁的或非凡的”。Hierarkhíã是一种宗教典仪的等级排序，因此“等级制度”这个概念就是确保神的（或神职的）领导的神圣组织空间。拉丁语sacerdos意为“神父”，而英语的“sacrifice”（献祭，牺牲）源于拉丁语复合词“使圣洁”，因此神圣性的第二个要素与那些被认为与神灵最接近之人——神职人员——献祭这一基本事务有关：正是献祭才让事物变得神圣——它行使了领导力。最后，“神圣”是指“一种尊敬或敬畏的态度”，“一种在神灵面前的静默”。那一静默似乎暗指信徒因为恐惧而被噤声，因为其神灵，或者神灵的代理人，转移了任何与存在有关的焦虑，或者在古希腊的版本中，神灵本身就结束了凡俗之人关于存在的一切恐惧。
因此，词源表明，领导力的神圣面向至少包括三个特质与关于领导力的争论有关：“分离”——将圣洁与卑俗之物分隔开来；“献祭”——使事物变得圣洁的行为；以及宗教或世俗领导者让追随者保持“静默”，不敢说出自己的恐惧或异议。下面我们先对领导力的这一神圣面向来一次短暂的寻幽访胜，然后再考察这个面向是否必要，及其对没有领导者的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
分隔
分隔、邻近与领导力之间的相关性历史悠久。拿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来说吧，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那一夜，（大小三军，不论尊卑）多少都感到在精神上跟亨利有了接触”：这一点之所以被看得如此重要，恰是因为追随者们很少能够接近其领袖，遑论有所接触。君主们当然往往都是通过与神灵的联系来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因而他们只对神灵负责，所以既然前提是他们整个人都有神圣性，那么说他们的接触具有神圣性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差别——世俗与神圣的分隔——必须通过界限分明加以保护，还可以通过阻止人们直接或在无中介的情况下接近领导者，或者领导者的特殊着装或其他差别标志得以实现。当然，不同的文化会表现出不同的疏远机制，确实，它们各自对于什么样的距离是可以接受的观念截然不同，但有些疏远——不管是象征意义上的还是现实层面的，也不管我们考察的是任务导向还是人员导向的领导力——似乎普遍存在。例如，众所周知希特勒的制服十分朴素，这让他有别于身上挂满勋章、装饰华丽的其他纳粹领导者，而使他跟普通的“人民”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根本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领导力涉及一些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保持“距离”的机制，这一观念并不稀罕，而关于平易近人的领导者要比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好得多的信念更是深入人心。相反，马基雅维里敏锐地注意到，要防止追随者们看到其领导者的“真实”面目，保持距离是个很有用的做法，因为：
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64]
对于那些希望成为领导者的人，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能够把控好距离，特别是能够牵制他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