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 [13]
·当追随者有被赋能的意愿时，需要参与型领导；以及
·当追随者有较强烈的成就导向时，则适合成就导向型领导。
看起来这倒是相对直观——那么背后有什么隐患呢？这么说吧，有三重隐患。第一，这么多变量堆积起来，可能会让人对领导力进行考察无从下手：即便我们能够获得客观的标尺来衡量其中的每一种变量，等到把数据收集完整了，情况很可能又变得面目全非。第二，即使这意味着可以在衡量人类行为时具备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似乎也很难客观。第三，事实上追随者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的东西可能非常相似——他们希望被认可、被保护。问题是领导者——当然几乎每一个领导者在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上同时也是追随者——看到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领导者往往认为完成任务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尽管领导者可能很关心追随者，但他们（因心系任务而始终采取）的寄望姿态仍然会被追随者看成是对自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正是这些（对追随者）“漠不关心”的领导者，往往认为位于自己之上的领导者同样缺乏对追随者的关注。这一普遍倾向是否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追随者们总是对魅力型领袖万分景仰呢？
魅力型领导
魅力是一种“天赐的能力或天赋”，其词源是希腊词语Kharisma，来自kharis，意为“天恩”或“恩惠”。事实上，大多数人如今都用这个词来指代某个非同寻常之人，其所拥有的某种品质或威信能够对很大一群人产生影响或给后者以激励。在就魅力问题撰写过重要文本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些人的威信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也是非常罕见的。因此韦伯所写的魅力——我应该称之为“超凡魅力”——并不是指个性较强的人，而是指那些能够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追随者们煽动起来的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现象，其拥有者有一种“天命”，一种全身心投入某一目标的精神。那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魅力型领袖大多是男人——因为危机时刻（该危机往往与某种战争有关）通常会更有利于那些掌控军队的人，那些人过去是、至今仍然多半是男人。至于人所共知的女性魅力领袖——例如布狄卡[46]、圣女贞德以及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都与军事战斗有关。以圣女贞德为例，她不仅带领士兵在战斗中打败了英军，就连她的相貌也是男性化的。
韦伯将权力与权限加以区分，以此为魅力型领袖辟出了一块概念空间——权限在追随者眼中始终是合法的，但权力却不一定——此外他还对三种不同的权限进行了区分。传统的权限是在追随者追随领导者时发生的，因为他们始终都会追随——或许君主的追随者最能代表这一类；理性——合法权限的最佳范例是官僚体系，其追随者之所以追随，是因为这样做是理性的，而不是因为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做法；以及魅力型权限。而魅力型领袖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吸引追随者，后者为此人的超验权力献身，因为它似乎有可能为某种社会危机提供某种激进的、前所未知的解决方案。事实上，韦伯举的例子几乎都是宗教领袖，他大肆宣扬他们的天命、宿命，这些都表现为各种神迹以及预言的兑现。在韦伯看来，魅力型领袖是“非强制性权限”的唯一形式——不过要说在天堂和万劫不复的地狱之间做出选择属于非强制性选择，这种想当然的说法也尚有疑问。此外，由于魅力是某个人内在气质的表现，它往往会随着那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却能够通过某种制度而变成惯例，教会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仅仅因为韦伯的魅力型领袖能够极大地煽动起追随者，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是革命的。的确，他们有可能是反动的，力图让社会回到某种过去的状态，但他们往往二者兼而有之——力图昨日重现，但这么做的途径却是创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关于主张变化的领导力，这里有着重要的教训。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变化都是向前进而将过去抛诸脑后，但韦伯的论述表明，成功事关一种雅努斯[47]式的二者兼具的能力。以1933年德国大选为例。各保守党派重温昔日荣光，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个类似于“那并不会让情况有所好转”的宣传，而共产党坚定地要将德国带入乌托邦的未来。只有纳粹党将三种视角合而为一：德国可以重现昔日荣耀，但不是回到过去，不是维持现状，也绝不是抛弃过去，去追求神秘的共产主义的未来道路。而必须把旧日的荣耀本质带入另一种纳粹描述的未来，从而拒绝现在，拒绝共产主义的未来，重现昔日。因此韦伯的魅力型领袖——他曾警告过魅力型领袖很有可能会破坏注重理法的德国现状——往往是保守的革命者，意欲“在危机时刻告别现在，重拾往日”。
支持者的这一情感奔涌还意味着领袖魅力能在深层次破坏稳定，其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追随者可以通过加入其领袖的组织，来分享他或她的魅力——虽然这会持续多久取决于该魅力型领袖能否继续为所欲为地实现令人瞩目的奇迹。想想政治领袖、名人、足球教练、电台主持人等，他们一时被拥戴为天赋异禀，一时又象征性地（有时还是真实的）被万众唾弃踩在脚下，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特点。
另外还应予以考察的是，人们在遭遇巨大危机时，总是热切地相信魅力型领袖能救他们于水火，而当我们没有遭遇这类危机时，还会在电影和小说（例如《哈利·波特》系列、《指环王》等等）中发明危机，仿佛我们自己的生活不仅俗务缠身，而且黯淡平庸得难以忍受。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亲身经历军事战斗的人往往会怀念自己“光荣的往日”，战争的苦痛的确让他们着迷。或许就是因为这些，魅力型领袖往往坚信自己肩负着由他人设计的某种宿命。正如丘吉尔在1940年就职时所说：“这不可能是偶然，必然是设计。这个职位就是为我准备的。”魅力或许还能够解释阿克顿勋爵[48]在写给曼德尔·克雷顿[49]主教的信（1887）中的那句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人几乎总是坏人。”
如果说韦伯关注的是我所谓“超凡魅力”的特殊性质，许多那以后的学者则辩称，韦伯的概念无法被具体化并用于一种二元结构中——意指你要么有魅力，要么没有，非此即彼。相反，很多人选择将魅力看作一种连续统一体，更接近于外向的个性而不是韦伯所关注的超人。在这类关于（普通）魅力的论述中，个人（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共同意识形态（而非物质的）价值观上，魅力型领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宏图伟业（而不是奇迹），是因为追随者无比忠诚且高度信任他们的领袖。在这类情形中，追随者愿意为了某种共同愿景而牺牲个人的利益，永久的危机和永久的奇迹一样毫无存在的必要。
这倒是跟变革型领导有着怪异的相似之处，后者最初是由麦格雷戈·伯恩斯[50]提出的，他认为变革型领导既不同于魅力型领导，也不同于交易型领导。在麦格雷戈·伯恩斯看来，交易型领导仅限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至于那种交换是经济的（如薪水）、社会的（如升职）还是心理的（如友谊），则无关紧要，它就是一种交换，非常普遍且效果相当有限。相反，变革型领导根本不是交换过程，而是在变革型领导者为追随者灌输一种超越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观时发生的。当然，魅力型领袖或许也跟其追随者有一种交换关系，但那是基于身份的交换。不过，要想将追随者的目光从日常生活提升到非凡境界，就需要魅力，但并非所有的魅力型领导都是变革型的。在麦格雷戈·伯恩斯看来，其意不在变革的魅力型领袖是“权力行使者”，也就是说，领导者从追随者那里获得了承诺，满足了领导者而非追随者自身的利益。最后，权力行使者往往会诱导追随者对其产生较大的依赖性，而变革型领导的原则看似相反，是为追随者赋权而不是夺取后者的权力；是确保他们依附于一种理想体系，而非服从理想化的个人。
很多人步麦格雷戈·伯恩斯的后尘，扎莱兹尼克[51]区分了心理上“健康”和“不健康”的领导者，豪威尔更喜欢区分“社会化”和“个性化”的领导者，而巴斯则对“纯粹的”和非纯粹的，即“伪变革型”领导者加以区分。在我看来，问题是所有这些区分都源自观察者主观的伦理观念——由于我们不赞同某些特定的领导者，就给他们加上不健康或不纯粹等标签。但这并未抓住魅力的要点所在：学术观察者不为宗教狂人或政治恶魔的诱惑所动，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是否有追随者被他们煽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不是无视魅力型领袖的伦理维度，而是要问问我们自己，追随者们是否相信其魅力型领袖所行之事符合伦理。
这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对魅力型领袖非常警觉。他们或许在危机时分必不可少，但如果危机的解决会破坏他们的权威，他们有可能会受到驱使，将危机一直维持下去。他们或许拥有极大的煽动力，但其所追求的事业并不一定是我们拥护的。他们或许的确能发挥作用，打破踌躇未决的僵局，但随着他们的消失，他们的成就是否可持续？抑或作为天赋异禀的个人，他们本人的行动是否恰恰破坏了众人进行可持续行动的可能性？在下一章，我将考察后者，即追随者——他们在整个体系中有无作用？如果有，是什么作用？
第七章 追随者又如何？
英语的“追随者”一词源自古英语词“Folgian”和古挪威语词“Fylgja”，意指陪伴、帮助或者——这个有点讽刺——领导。相对而言，它的前三种定义是正面的：
1）接受另一个人领导的一个普通人。
2）步他人之后尘或紧随其后的人。
3）追随的人；追踪者，随从，信徒，依附性伙伴，侍从。
然而在以下这几个定义中，“追随者”一词的负面形象就更加清楚地凸显出来了：
4）通过亦步亦趋地遵循某个过去被证明有效的简单程序来弥补经验匮乏或天生愚钝的个人或规则系统。
5）甜心；假装纯情但性经验丰富的女子。
6）（蒸汽机）活塞的可拆卸法兰。
7）机器上的随动装置。
8）盖尔语：姓氏后缀“agh”或“augh”=“……的追随者”，例如“Cavanagh”意为“Kevin的追随者”。
熟悉英国喜剧演员哈里·恩菲尔德创作的人物“凯文”——那个可怕的少年就是个“不高兴”兼“没头脑”——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超凡的“领导者”看来，追随者的角色实在微不足道。的确，在列举正式领导者所必需的特质时，班里的学生通常会列出一长串的性格特征：魅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