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9]
工党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很好地说明了它的办事方式。尽管工党对保守党引入的内部市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且据说要废除内部市场，但在工党2002年提出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计划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非常明显。病人的选择处于该计划的核心，病人及其治疗医师将最终选择何时何地进行治疗，他们甚至可以选择私立医院或国外医院。由于资金支持将追随病人，医院将承受争夺病人的压力。计划着重强调通过解除集中化、奖励、“根据结果支付”等办法使病人获得更好的服务。
图7回退：1984年，政府调用警力挫败矿工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于市场机制的依赖并不意味着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在掌控“国民医疗保健服务”。国家临床技术研究院将确保医院使用最具性价比的治疗方案。全国服务框架体系将设定治疗的标准。医疗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号称“超级医疗管制机构”，将监督医疗服务，对医护信任度打分，并且受理投诉。社会护理监督委员会将规范老年人的护理和照顾。所有这一切，连同其他数百个目标，都被列入了政府发布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
新工党早已偏离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思想，工党价值观的关键变化显示了偏离的幅度。随着新工党远离传统的社会基础（即工会），它从集体主义转向了个人主义。工党热切关注教育及医疗领域内的消费者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工党还进行了一些再分配调整，尤其是采取了改善贫困儿童状况的措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增长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事实上收入差异进一步加剧。原先的平均主义再分配机制试图借助政府力量将资源从富人转向穷人，但在工党治下，这种再分配机制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更富个人主义色彩的分配方式所取代，穷人得到更多发挥他们潜力的机会。重要的是，现在探讨不平等时，指的不再是财富或收入差异，而是指准入资格。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新政治将平等界定为包括在内，将不平等界定为排除在外。”
资本主义的转型
在本章中，我们审视了资本主义的两次转型。关于资本主义，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第一次转型是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它表明有可能保护民众至少避开市场力量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工作条件可以得到管制，并且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组织限制雇主的权力，并协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福利成为国家事务，国家将一些关键行业从市场收回，从而使所有公民都得以享受平等服务。政府试图在国家与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达成合作，从而对经济进行管理。资本主义可以得到管制，即使那些尝试这么做的人时常把事情办砸了，他们有时屈服于强大的资本所有者所施加的压力，或者干脆没能兑现他们的承诺。
但是，管控型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限制和替换商品及服务的市场供给时，它也在削弱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当20世纪70年代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对旧工业社会施加了沉重压力时，管控型资本主义逐渐失去效力。破坏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另一因素是日渐增长的个人主义，它更强调消费者选择和市场供给。有人呼吁重拾过去时代的价值观和生命力。
第二次转型是市场力量得到复兴，但整个国家并没有“回退”，因为市场机制只有在政府干预和管制的背景下才能运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某个市场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说法纯属想象，因为在无序型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通过维持秩序，在资本主义正常运作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管制大幅度加强已经成为该阶段的典型特征，相比管控型资本主义时期，当前的国家管制范围更广。
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为个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多自由，但也使得生活变得更不确定，工作压力增大，不平等现象加剧。无论是对于消费品、媒体渠道、假日旅游或者学校，不可否认现在有了更多选择。但是，未来变得更为不确定，尤其是民众生活的关键领域，如就业、住房和养老金。生活的不确定性，加上工会组织的弱化，削弱了被雇佣者抗拒雇主的劳动要求的底气，由于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家更为严密的管控，雇主要求他们更好地完成更加艰巨的工作。一部分人身陷低工资的职业，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一部分人则能够抓住新的机会积聚财富，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自由曾以换取更多平等的名义被削减，但是在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平等和保障被舍弃了，以换取自由和选择。
尚无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此类变化，但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阶段。如果说此刻市场看起来无懈可击，管控型资本主义在当时也曾是如此。如果说管控型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弱点和缺陷，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同样如此，因为不平等和不确定性将产生新的缺陷和压力，从而催生变革。而且，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不稳定和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第四章 全球各地的资本主义都一样吗？
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在不同社会获得发展，它采取了不同的组织与制度形式，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模式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看起来正推动所有的社会朝向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统一范式发展。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变得一模一样？抑或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国际间差异一直存在，并保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本章将审视瑞典、美国、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
瑞典式资本主义
在上述三个国家中，瑞典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更接近英国模式。和英国一样，瑞典有着强势的工人运动、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体系以及工业化过程中最少的国家干涉，不过相比英国，瑞典在发展有效运作的管控型资本主义方面更为成功。
瑞典进行工业化时的社会环境与英国相差甚远。瑞典的工业化开始较晚，因为瑞典人口不多，国内市场很小，又没有海外帝国的市场及资源。因此，瑞典工业依赖出口，要想存活就必须具备高度竞争力。事实上，有论者提出，竞争压力迫使瑞典的工会和雇主通力协作，这就解释了“劳工和平”现象，后来瑞典以此现象而闻名。
这种观点不合实际，因为在瑞典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存在着激烈的阶级冲突。1909年，瑞典的一场大罢工持续了5个月，而1926年，英国的一场大罢工仅仅持续了一个星期。相比之下，英国的这次罢工更像是一场展示绅士风度的板球比赛。导致1909年大罢工的原因是不断升级的冲突，因为劳资双方都在扩张势力以求压倒对方。在工会中，社会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瑞典工业化的特定背景下，他们创造了工人阶级强大、统一的工会组织。瑞典雇主们对此的反应则是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全国雇主联合会，它迫使工会也采取相应的集中措施。瑞典社会普遍信奉路德派新教，不存在民族分歧和宗教分歧，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力薄弱，这一社会现状或许有利于产生强势的阶级组织，但背后的驱动力还是阶级冲突。
阶级合作源自阶级冲突。强势组织的发展使得瑞典有可能坚定地采取管控型资本主义的统合形式，绝大部分管理被委派给中央组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政府竭力想让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雇主承担起限制工资的责任，而瑞典政府却只需把这个任务留给这些组织去主动完成。事实上，瑞典获得“劳工和平”的声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强大的组织对于其会员所施加的控制。因此，正是瑞典国内激烈的阶级冲突为有组织的阶级合作以及和平的劳资关系创造了条件。
强势且统一的工人组织也为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到1976年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该党在30年代采取措施缓解了失业压力，并且较早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由此奠定了声誉。后来该党还以高税收和累进税制作为资金来源，创建了先进的、广泛的福利国家体系。
国家福利只是工人运动集体政策的一个方面。它还通过“团结一致”政策，努力消除不平等。“团结一致”政策显著缩小了工资差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平均水平差距减少了一半。在70年代，政府还广泛立法，保护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权利，使其在公司政策制定时获得发言权。这样的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还是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在包括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员工中建立共同利益和身份，以增强工人运动的组织性和政治力量。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统治下的瑞典正变成非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意识到，福利不仅仅取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也取决于处于动态变革之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运作，它必须能参与国际竞争，并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瑞典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无法赢利的公司应该被准予破产，它的资源从而可以被转移到其他能够赢利的经济部门。在这方面，瑞典工人相比英国同行受到的保护更少；在英国，政府会介入并拯救陷入困境的公司。而且，工会控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并没有保护工人待在同一工作岗位，而是对其进行再培训，帮助工人变得更具流动性。
瑞典的经验表明，社会民主党创立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切实可行，瑞典回避了撒切尔主义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瑞典的工业冲突加剧，并面临着经济危机。事实上，当时个人主义思想在瑞典势力渐长，并且在政治上转向右翼，1976年至1982年间出现了六年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一切看似与英国的情况相近。但是，瑞典的右翼早已分裂为三个党派，无法有效合作以执行撒切尔式的转型。随后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这一切似乎表明瑞典模式经受住了考验。
这不过是幻觉，因为瑞典模式最核心的统合协作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中央集权化的组织造成了自身内部的紧张关系，不仅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而且在劳动力的不同部门之间也是如此。随着白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