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10]
另一些变化同样造成了他们的疏离。在20世纪60年代，工人们对瑞典不断变革创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与工作条件所产生的冲击非常不满。业已消沉的激进主义重新浮现，要求在工业及经济领域内实现更多民主。这一思想在别出心裁的麦德纳计划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试图将工业所有权逐步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由工会所控制的基金名下，不过最终立法通过的版本经大幅度篡改，失去了激进本色。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不想破坏推动瑞典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引擎。不过，这个计划还是对工人组织与雇主间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
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劳资双方争端解决机制就此终结。在80年代，主要的雇主组织展开了一场大范围的反击，重新提倡个人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为去除工资协商中的集中化方式，回归个人主义，雇主们发起了一场运动。1990年，雇主们最终退出了曾经帮助缩小工资差异的集中式工资协商。他们的策略从以统合的方式在政府机构中体现他们的利益转为更多使用政治影响和游说。统合主义在瑞典逐步瓦解，不过与英国的情况不同，这一转变在瑞典是由雇主们而不是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完成。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瑞典政治朝新自由主义方向发展时，瑞典社会已经出现了有限的重新市场化。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了大规模的公共事业、高额的公共支出、高额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具有通胀倾向的工资协议，这些显然减弱了瑞典的竞争力。商业领袖们警告说，除非做出改变，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将业务迁出瑞典，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也意识到，工业竞争力正在减弱。汇率控制被解除，金融市场管制被取消，私人资本被引入国有行业，地方政府的服务越来越多地由商业机构提供，福利和政府开支被削减，税收更多地改为间接税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难来临。80年代累积的经济危机终于到来，国民生产总值在1991年至1993年间减少了5%，而失业率则蹿升到自30年代之后从未有过的水平。社会民主党无法应对危机，于1991年大选时落败。随后开始了由瑞典最右翼政党执政三年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意味着进一步削减福利，并在社会服务方面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当社会民主党于1994年重新执政时，也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以应对高额的政府赤字。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瑞典的例子证明，社会民主党的选择依然是可行的，但是90年代初的情况似乎说明，这一选择行不通。
关键问题是怎么来比较。如果将21世纪初的瑞典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瑞典相比，那么毫无疑问，强调集中化合作、福利资本主义以及促进平等的“瑞典模式”已经衰落。和其他社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状况。但如果将瑞典的资本主义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你会发现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部分差异还在加剧。
集中化的工资协议不复存在，但取代它的是雇主与工会团体间达成的行业性协议，这表明瑞典的工资协商依然是经过高度协调后达成的。工会入会率已经下降，但在国际范围内依然高得惊人。2003年初，有81%的员工加入工会，与之相比，英国在近几年的入会率只有约30%。瑞典与英国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在拉大，因为英国的入会率下降速度远远超过瑞典。
瑞典的福利国家特征依然鲜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国家福利的总体测算显示，1981年，英国与瑞典大致处于同一水平，随后在80年代，随着英国对福利进行大幅削减，而瑞典尽管有所削减，但大体保持原状，两国间拉开了巨大差距。杜文·斯旺克回顾了近期关于瑞典福利国家制度所做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与其他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的制度相比，即使有重合之处，也不会有很多”。
而且，瑞典的做法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却与本国的经济复苏和切实可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的确经历了艰难的经济危机，但此后经济就开始复苏。失业率从90年代初的超过10%降到2001年的4%。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瑞典经济调查”得出结论，“总体而言，经济运行良好”。
那么，关于资本主义，瑞典的例子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它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劳资冲突可以为集中化的阶级合作以及统合管理与福利资本主义的运行体系提供基础。它还表明，这样的体系最终无法抑制劳资双方之间以及不同产业劳动力之间的冲突，最终这些冲突将导致该体系的瘫痪。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这样一个高成本的体系无法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推迟，但无法避免，瑞典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遵从国际性的新自由主义趋势。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在管控型资本主义时期所建立的结构和制度都将消失。瑞典式资本主义的复兴并没有消除它的集体主义特色，这一特色保持至今，并且证明它可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美国式资本主义
美国式资本主义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色，就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而言，处于另一个极端。美国的工业化发生在一个权力分散、个人化的社会里，这里的民众普遍相信，依靠进取心和积极性能取得成功。美国不存在贵族阶层，18世纪的美国革命所确立的政治和民事权利激励了这样的信念。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确实导致了工会的出现，但这些主要是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手工匠人的组织，它们不关心阶级组织或者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式转型。
在这种背景下，商业股份业公司取得了繁荣，孕育出公司型资本主义，而不是统合型资本主义。在其中，商业股份公司，而不是阶级组织，起到了主导作用。巨大的美国国内市场支撑着大型公司的发展，到了19世纪晚期，相比其他国家，美国产权集中化的程度更高。起初，集中化采取“水平”兼并的形式（比如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公司）以操控市场。但是，到了20世纪，成为主宰形式的是“垂直”一体化公司，它将一个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集合在一起，从而在竞争中确立牢固、稳定的地位。
美国是“管理革命”理论的发源地，第三章对此已作过简略讨论。阿尔弗雷德·钱德勒令人信服地提出，美国公司的经理们在公司发展期间被允许“将工作进行到底”，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杰出的“组织才能”，尽管这种说法低估了公司所有人的权力。钱德勒将美国式管理与英国公司的所有制作了比较。美国公司总是将利润用于进一步投资与发展，而英国公司的产权方式更为个人化、传统化，它们更关心股东的分红，而不是长期投资。
与商业公司的集中化相呼应的是美国工会理念的鲜明特色。这主要是一种“商业工会理念”，它关心的不是社会转型，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劳动者的集体利益，而是为工会成员争取最有利的合同。这不仅意味着高工资，而且也包括额外福利，如带薪休假、保险和医疗。二战之后，这种理念更为明显。商业工会理念不仅反映了商业股份公司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且也折射出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美国工会理念代表着白人男性劳动者的利益，它被富有阶级意识的、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工会视为一种叛离形式。美国的工会入会率在巅峰时也仅仅只有1/3，到了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下降，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会还能做到按照会员的意愿行事。
正如附加福利的重要性所显示的那样，一些在欧洲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福利，在美国则是由公司提供。的确，“福利资本主义”一词，通常被用于描述不断变革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先进的福利国家制度的结合，但是在美国，它指的却是公司的福利措施。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发展，但美国的国家福利仅仅为穷人提供零星的保护，真正的福利则是公司或个人的责任，并由私人服务通过市场机制完成。
如果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将国家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这种想法同样是错误的。恰好相反，商业公司的垄断倾向意味着，如果想要维持竞争并保护消费者利益，那么经济生活就需要管制。19世纪晚期，“反托拉斯”运动出现，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宣告任何“限制贸易或商业”的行为或组织非法。这并没有阻止拥有强大实力的公司继续发展，但这些做法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迫使标准石油公司解体，并且也产生了一整套具有美国特色的专用于反托拉斯立法与执法的国家机器。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原因，并不是像欧洲那样为了阶级斗争，而是为了维护竞争。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政府干预看起来更接近欧洲的做法。为了应对大萧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设立了雄心勃勃的救济和福利方案，并最终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政”与大公司在以下几个方面陷入了严重冲突：“新政”的税收提案、“新政”提供的廉价电力供应（部分通过国有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新政”继续对垄断趋势进行的“反托拉斯”攻击与“新政”立法保护工会的举措。
政府授予工会组织和集体协商的权利，政府还组建了“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以贯彻这些权利。随着“产业组织委员会”确立了更具包容性的工会理念，并对美国的大规模生产行业加以组织，在1933年至1938年间，工会成员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三倍。1938年，政府通过进一步立法，对工资和工作时间进行管制，并保护弱势团体。
美国政府的联邦制，以及权力在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三者间的分割，给了反对派许多机会阻止或妨碍“新政”措施。此外，虽然“新政”推出了一大批机构和方案，但是它缺乏一致性，至少与欧洲各国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方案相比缺乏一致性。“新政”依赖罗斯福以及一大批改革者和管理者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与精力，他们具备良好的意图和充足的动力，但是缺少一个改革派政党来支持“新政”，并将“新政”推向前进。作为罗斯福的政治基地，民主党的确与工会结成了同盟，并支持国家福利方案，但它并不是“工党”，党内有些人对工会和“新政”持有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