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8]
无序型资本主义明显的缺陷和激烈的冲突催生了特征鲜明、自成一体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后者在组织、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的形成得益于大型企业的成长、阶级组织的发展、政府与阶级组织间的统合关系、政府的介入与管制、国家福利以及公共产权的扩展，这些过程紧密关联并相互作用。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降低市场关系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反映出人们普遍反对市场力量所造成的趋利忘义的负面影响，正是此种负面作用在资本主义突破发展时期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日渐重要的影响。不过，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并不足以解释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允许并协助这些过程的发展，因为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是在民族帝国内部组织起来的。
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
20世纪60年代，福利国家、政府与主要利益组织间的统合关系以及普遍的公共产权成为英国社会为人所熟知的特征。管控型资本主义的结构与价值观已经发展了至少一个世纪，看起来还将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发展。当然，管控型资本主义也有批评者，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批评都有，但在60年代末之前，它一直没有遭到主流政治人物的严肃拷问。然而，到了70年代，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崩溃，80年代，一种以市场力量复兴为核心的新的政治理念对于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会崩溃？原因之一在于它所采取的统合制度最终没能奏效。政府试图管控价格和收入，但却一再失败，因为它们需要工会、雇主和政府各方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的尝试要么迟迟未能实现，要么难以操控。当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胁迫政策时，它们遭遇到了无法战胜的联合抵抗，此种抵抗对于政府自身而言可能是致命的。1974年，保守党政府无力应对矿工反抗政府收入政策的大罢工，这直接导致了保守党在选举中的失败。1979年，工党在经历了一个“不满的冬季”后，在大选中失败，当时它提出的收入政策在一波公共事业罢工后难以为继。
当时有论者提出，管控型资本主义遭遇失败，原因在于英国工业关系在组织形式上的特殊缺陷。考虑到英国的工会和雇主的组织形式都缺乏中央集权，处于无序状态，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工会和雇主组织的结构形成于19世纪，并没有适应经济与社会变迁。而且，统合制度看起来在瑞典运行顺畅，因为那里有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对称的、起作用的结构，不过如下一章所示，到了20世纪70年代，瑞典的制度同样遭遇到困境。除了英国制度的无序本质之外，管控型资本主义还存在其他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向旧工业社会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压力，对此我们将在第六章进行分析。雇主们做出的反应是减少劳动力成本，这意味着降低工资、裁员、提高生产率，所有这些举措都不受工人欢迎，遭到了工会的抵制。随着管控型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会会员人数增加，权力也加大，从而处于强势地位，敢于抵制在他们看来与工会成员利益相违背的变革。
旧工业社会的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使得这些社会能应对工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并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组织之间达成切实可行的妥协政策。但正如上文所述，管控型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国民经济与国际竞争相隔绝。随着帝国的衰落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国家间的隔绝难以继续。国际竞争加剧，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承受着无法应对的压力。
在价值观和工作重心方面也发生了更大范围的改变，这一变化显示出对于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普遍反对。有迹象表明，对高税收的反抗日渐增多，对于依靠税收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所摆出的“爱用不用”的态度，不满情绪也日渐滋生。这些服务并没有提供消费者所期待的选择或快速积极的反应。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增长，但民众更为关心税收和物价，而不是工作。原本对于福利、平等、就业等管控型资本主义制度核心价值观的集体关注让位于更具个性化的自由和选择。
这些变化不仅部分解释了管控型资本主义的衰落，而且也有助于说明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方向。管控型资本主义同时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在80年代，右翼的选择最终占据上风。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新自由主义试图反拨管控型资本主义的方向，引导英国社会恢复资本主义早期的活力。70年代，新右派的领袖基思·约瑟夫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随后在80年代，撒切尔政府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90年代的新工党也跟着采纳了这些思想。
在保守党于1979年大选获胜之后，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和公共支出维持高就业率——连同统合主义策略宣告终结。很明显，政府的侧重点从维持高就业率转向了控制通胀。政府不再就政策向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和雇主联合会咨询，劳资双方的代表发现他们被排除在国家机构之外。右翼政府将工会代表排除在外，置之不理，这毫不奇怪。但是令全国性雇主联合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总理事感到震惊的是，当他在1980年见到撒切尔夫人时，他同样遭到了冷遇。对于统合关系的拒绝切断了劳资双方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通过以多种办法“让国家势力回退”，市场的力量得以复兴。通过限制福利支付（尤其是失业救济的支付）、用贷款取代直接拨款（例如教育开支）、增加收费等方法，福利支出得到削减。尽管如此，国家开支在总体上没有减少，因为失业人数增加带来了更多的社保开支。税收在总体上也没有削减，而是从收入税转为间接税，这一转变据称至少给予了民众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不购买带有这些税种的商品。
公共事业与服务通过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回归市场。最简单的形式是将公共企业出售给私人。根据叶金和史坦尼斯洛的统计，截至1992年，2/3的国有行业，共计46家主要机构，近90万名员工，都以这种方式被出售。公共住房也大规模被出售，政府立法授予住户购买所居住房产的权利。另一种私有化的形式是“强制竞争性报价”。这一做法要求公共机构就其所提供的服务接受私人报价，并将合同给予最具竞争力的报价者。以1983年为例，所有的地区医疗部门被要求引入竞争性报价机制来提供清洁、洗衣、饮食等服务。原有的“内部”供应方可能赢得合同，但要想获胜，它必须表现得像是一家私人公司。
其他公共事业无法按照这些方式轻易转为私有。但是，它们可以被要求表现得像是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虽然医疗和教育行业的彻底私有化在政治上无法做到，但是医疗和教育领域内部市场的形成迫使中小学、高校、医院等相互竞争。与此同时，医疗和教育领域（还包括养老保险）的私人机构得到了资金支持和鼓励。整体而言，监狱并没有私有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监狱接受私人管理，因此在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之间产生了竞争关系。
市场力量复兴的另一途径是去除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去除管控也有多种形式，比如解除对周日交易的限制、放松计划管控和减少对商业电视的管控。这些措施或许对于金融业影响最大。
过去，金融业的惯例是不同的机构各自管理自己的领域，并维持不同领域的界限。以购房互助机构与银行为例，两者都经营贷款业务，但传统上两者在不同的市场上各自经营，相互并不存在竞争关系。金融功能的界限和行业的界限一样，与新自由主义关于竞争最大化的思想相冲突，尽管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原有的金融体系正在逐渐解体。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与纽约等其他金融中心争夺资本。国际间障碍的消除，尤其是1979年汇率管制的废除，使得外国银行有了更多在伦敦开展业务的自由，英国银行同样也有更多到国外经营的自由，这些做法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压力。我们在第一章曾提到的巴林银行试图利用金融自由进行投资，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但必须强调，尽管解除管控的变化确实发生了，却并不存在整体上的解控过程。安德鲁·甘贝尔曾强调，自由经济需要强势政府。市场力量的复兴事实上增加了政府管控。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的众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政府垄断只是被转成私人垄断或者私人公司被允许操纵市场，那么仅仅靠私有化不足以激励市场竞争，因此政府组建了一系列新的管制“办公室”，如燃气办公室、电信办公室和水务办公室等，以管制天然气、电信和水资源市场。
另一方面，工会被认为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自由运作，因此被迫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法律管控。工会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挫败了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改革企图，但到了80年代，它们被迫屈服。现在对工会组织进行管制的法规规定了惩罚性的制裁措施，某个组织一旦违反，不仅会被罚款，而且会丧失资金来源、办公场地，甚至全部资产。80年代，工会遭受了来自政府的沉重打击，尤其是1984年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由于政府应对有方而遭到失败。罢工之前，政府增加了煤炭储备，并调拨大批警力以阻挠工会的纠缠策略，将矿工送上了法庭。根据珀西-史密斯和希利亚德的统计，共有超过4，000人遭到起诉，主要罪名为破坏公共秩序。
中央政府也对地方政府加强掌控，从而控制整个政府开支，并迫使地方政府进行服务部门私有化。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新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以改善并监督服务质量，提供行业运行的相关信息。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教育和医疗部门以及工会的控制力，超过了之前英国和平时期的任何阶段，其实国家势力根本没有“回退”。
所有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保守党政府上台的结果，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工党上台后延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做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必须承认，工党的政策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有所不同，比如引入最低工资，授予工会组织参与工资谈判的权利，将部分铁路改回国有等。但是，最低工资制度只是设立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