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记忆 [9]
——佚名
遗忘的存在从未被证明过：我们只知道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希望想起它们，它们并未出现在脑海中。
——弗里德里希· 尼采
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的编码、存储和提取这三者之间必要的逻辑区分。遗忘可以定义为存储后信息的丢失。遗忘也可能并不是存储信息的过程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由于我们进行提取时，相似的记忆之间发生混淆、互相干扰。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地理解记忆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就需要试着理解影响遗忘的因素。
关于遗忘，存在着两种传统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记忆只是褪色或者消散了，就像物理环境中，物体经过一段时间后褪色、磨损、失去光泽一样。这种观点将遗忘和记忆视作相对被动的过程。第二种观点则将遗忘视为更加主动的过程，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记忆中的信息是被动消退的，相反，是因为记忆痕迹变得混乱、模糊或彼此重叠，才发生了遗忘。换言之，遗忘的发生是干扰造成的后果。
当前研究文献中，较为统一的意见是：这两种过程都会发生，但通常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因为时间的作用（即记忆的褪色和消散）与其他信息的干扰通常是同时存在的。例如，当你尝试回忆1995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男子决赛的情况，你的记忆可能不太准确，这既可能是时间流逝所造成的遗忘，也可能是后来的一些比赛对回忆这场比赛产生了干扰，上述两种情形也可能同时发生。不过，有证据表明，干扰可能是导致遗忘的更为关键的机制。换言之，如果在观看1995年温布尔登男子网球决赛之后，你没有观看过其他任何网球赛，那么你对这场比赛的记忆可能会比此后看过其他网球赛的人更为清晰，因为你对1995年决赛的记忆是更为“独特”的。
一般而言，我们记忆中的不同经历确实会相互作用、彼此交错，因此我们对某段经历的记忆往往会和另一段经历的记忆相互关联。两段经历越相似，对它们的记忆就越有可能相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相互作用可能是有益的，比如新的语义学习可以在旧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有证据表明，国际象棋大师能比新手更好地记住棋子的位置，稍后我们会在本章中进一步探讨这一点。但是，当我们需要区分这两段经历并将它们分别呈现时，记忆的相互干扰便会令我们的记忆不再准确。例如，对两场温布尔登网球决赛的记忆可能会相互混淆。
闪光灯记忆和回忆高峰
记忆的一个有趣特点是，人们似乎能长时间地、生动地记住某一些事件，尤其是当这些事件非常特殊，或者能引起很多情绪时。这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分别是闪光灯记忆和回忆高峰。
1963年，约翰· 肯尼迪遇刺。1997年，戴安娜王妃逝世。2001年，纽约世贸大厦被摧毁。对于亲历过这些事件的人们而言，这些事是非常难忘的。对这类事件的记忆即便历经很长的时间也难以抹去。许多人都记得当初听到这些新闻时自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闪光灯记忆”。在这种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形下，人们的记忆表现通常较好。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提到阿金库尔战役时所写的那样：“老年人记性不好，可是他即使忘记了一切，也会分外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天里他干下的英雄事迹。”
与此不同的是，回忆高峰出现在人们生命的后半途，当他们回想过往经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生不同阶段的记忆并不平均，人们记得最多的是发生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的事情。作家、律师约翰· 莫蒂默就很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在那遥远的过去，我在失明的父亲面前以独角戏形式表演《哈姆雷特》，我跟自己决斗，喝下毒酒……这些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那般清晰。在雾霭迷蒙的记忆中，丢失的反倒是仅仅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专家们认为，回忆高峰的出现是由于人生早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重要：其中许多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因此可能也与“闪光灯记忆”有关），比如遇见伴侣、结婚、成为父母亲；还有一些事件则具有另外的重要意义，比如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或作为背包客环游世界等等。
闪光灯记忆和回忆高峰都是较有争议的研究领域。就闪光灯记忆而言，有学者质疑说，对于戴安娜王妃之死这类事件的记忆，我们需要考察语义记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情景记忆。尽管我们感到自己记住了丰富的情景细节，但事实上这些细节可能是事后推断出来的（可参见第二章中关于语义记忆和情景记忆可能的相互作用的简要探讨，以及第一章中关于“自上而下”强加的影响会如何令记忆发生改变的阐述）。尽管如此，这两个课题均在记忆文献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记忆的组织与错误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中国谚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针对国际象棋棋手进行了一些研究，看他们能多准确地记住棋盘上棋子的位置。结果显示，国际象棋大师在观察棋盘五秒后就可以记住95%的棋子的位置。实力较弱的棋手能正确定位40%的棋子，而且需要尝试八次才能达到95%的正确率。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国际象棋大师之所以表现优秀，是因为他们将整个棋盘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将其视为单个棋子的组合。类似的情形也在桥牌专家回忆桥牌牌局、电路专家被要求记认电路图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专家们都将材料组织成了清楚连贯、具有意义的模式。凭借之前丰富的经验，专家们似乎可以大大提升自己的记忆结果，远超出普通人的表现。
图8 1963年，约翰· 肯尼迪遇刺。1997年，戴安娜王妃逝世。2001年，纽约世贸大厦被摧毁。对于亲历过这些事件的人们而言，这些事是非常难忘的
我们已经在第三章中看到，在提取的时候对信息加以组织（例如以提示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回忆。而对象棋高手等专家的研究表明，学习信息时对信息加以组织，同样也有助于回忆。在实验室里，研究者对比了两种信息获取条件下的记忆表现，前者的记忆材料是相对无结构的，而后者的记忆材料具有一定的结构。例如有两组单词，一组是由随机、混乱的单词组成，而另一组中的单词是分门别类排列好的：蔬菜类，家具类，等等。当人们被要求回忆这些单词组时，他们对分类单词的记忆表现要显著优于他们对随机单词组的表现。因此，在信息获取阶段根据意义对信息加以组织，有时也能提升记忆测试的成绩。不过我们之后便会看到，信息获取时的某些组织方式也可能令后续的记忆结果发生扭曲。
图9 有证据表明，国际象棋大师能比新手更好地记住棋子的位置。这显然是由于大师能够将整个棋盘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将其视为单个棋子的组合
已有知识的影响
基模：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在20世纪30年代，巴特利特曾要求英国的受试者们阅读并回忆一则印第安人民间故事，“鬼的战争”。这则故事的文化背景与受试者们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当人们尝试回忆故事时，他们所讲述的东西显然是建立在原先那则故事的基础上，但他们添加、删减、修改了其中的信息，从而生成了一则对他们而言更为合理的故事。巴特利特把这称为“对意义的追求”。
巴特利特提出，我们拥有一些基模（schemata）；他所说的基模指的是对过往经验加以组织后所得到的意义结构。这些基模帮助我们理解熟悉的情形，引导我们的预期，并为新信息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框架。例如，我们可能拥有这样的基模：上班或上学时“典型”的一天，或者去餐厅就餐、去影院看电影的“典型”经历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先前拥有的知识基模难以派上用场，人们就会感到新呈现的信息难以理解。布兰斯福德和约翰逊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人员提供一段文字让受试者记忆，文字的开头是这样的：
步骤实际上非常简单。首先把东西分类。当然，有时候一堆就够了，这取决于到底有多少要弄。如果缺乏相应的设施，你需要去其他地方，那就是下一步的事；不然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不要胃口太大，这很重要；也就是说，一次放很少总比一次放太多要好。
受试者读完这段文字后，即便研究者把文字的标题提供给他们，受试者回忆这段文字时依然觉得困难。布兰斯福德和约翰逊发现，只有在给出文字之前先给出标题（“洗衣服”），之后的记忆表现才能得到改善。事先提供了标题，文字就变得更加有意义，回忆的准确性便提升了一倍。对这一实验结果的解释是：事先提供标题不但解释了文字的内容，还向受试者暗示了熟悉的基模，帮助他们理解整段文字。因此，提供一个有意义的上下文语境似乎能改善记忆的效果。
不过，即便不能理解也是可以记住的，尤其是在得到协助的情况下——比如通过再认测试来确认所呈现的信息（参见第三章）。阿尔巴和他的同事们证实，虽然提前知道标题能够改善对“洗衣服”这段文字（内容参见前文）的回忆，但无论有没有标题，受试者对文中语句的再认表现都是一致的。阿尔巴及其同事得出了结论：有了标题，受试者便能够将语句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从而有助于回忆，但这只会影响语句间的意义关联，并不影响语句本身的编码。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标题的情况下，受试者对文字材料的再认表现也没有变差。
借“洗衣服”这段文字所进行的研究说明，我们已有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记住新的信息。鲍尔、温岑斯及其同事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他们要求受试者记住几组词语，这些词语或是毫无规律的随机组合，或是有层次、有规律地排列而成。这些研究者发现，如果将单词以有意义的方式排列起来，记住这些单词所需要的时间仅为单词无规律排列时的四分之一。词语的排列层次显然强调了词义之间的差异，这不但能帮助受试者更方便地记住这些单词，也为之后的回忆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对记忆材料进行组织、整理，能够同时提升对这些材料的学习效果和回忆表现。
知识如何促进记忆？
正如第三章中所提到的，任何领域的专家学习其专业内的信息，都比新手更轻松、更迅速，这表明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似乎有赖于我们已有的知识。例如，莫里斯及其同事证明，受试者所拥有的足球知识的多少，与他们听过一遍后即能记住的足球比分的数量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研究者将一些新的足球比分报给受试者，就像周末的足球比分广播一样。一组比分是真正的足球比分，而另一组则是模拟得分：通过合理地模拟比赛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