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记忆 [8]
有趣的是，回忆的表现也受到个体身心状态的影响。如果某人在尝试记住信息时非常平静，但在测试中处于非常紧张或兴奋的状态，那么他们的回忆表现就会变差。但如果他们识记信息时很平静，而记忆测试也在平静状态下进行，或者他们识记信息时较兴奋，测试时也同样较兴奋，那么他们的回忆表现通常就会更好。这一点对复习迎考的学生而言十分重要：如果你考前复习时非常冷静，但实际考试时却非常紧张或兴奋，那么，与那些复习和考试时情绪都相对稳定的同学相比，你在考试中可能就无法很好地回忆起学过的知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你采用放松疗法，尽量保证自己在考试时的身心状态和复习时的状态相近。
酒精、药剂和毒品能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所以它们也会影响人的记忆表现。喜剧演员比利· 康诺利在2006年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曾用自己的语言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
哦，我现在又能记得我在哪儿了。哦，对，我记得我做了这个，我记得我做了那个，接下来眼前又一片漆黑，什么都记不住了。所以为了能记起事来，你就不得不再次喝醉，于是你就有了两套记忆。你有一套清醒的记忆，还有一套醉醺醺的记忆，因为你已经变成了两个人……
［摘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让他们疯》
（Enough Rope）节目访谈］
于是我们看到了由身心状态决定的记忆（和遗忘）效应，以及由物理情境决定的记忆效应。记忆对状态的依赖似乎在很多不同的情形下都会发生，但研究者通过系统的实验一致发现，只在以自由回忆的方式测试记忆时，才会体现出记忆对状态的依赖。如果实验测试的是线索回忆或再认，状态和情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稳定一致。
我们很难回忆起梦境中的内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种与状态相关联的遗忘效应，虽然这一点很难用科学手段进行研究。而如果我们正在做梦时被唤醒了，我们通常能够较容易地回忆起梦中的一些内容，这可能是因为至少有一些内容还留存在工作记忆之中。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自由回忆对于状态的依赖。比如，各种精神活跃状态可能会导致不寻常的编码或提取方式，这些方式与我们在正常状态下所采取的方式不相容。举例来说，吸食大麻会令人们对记忆刺激物产生不寻常的联想，这对自由回忆过程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受试者需要生成相应的情境线索来帮助自己回想。但在线索回忆和再认过程中，记忆材料中的一部分信息已经提供给受试者了，编码和提取操作之间不匹配的可能性便大大降低，这是因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信息已经在记忆测试过程中再次出现了，它们是恒定的。
另外，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再认通常包含较强的“熟悉化”因素，这一因素与语境无关，因而不太会受到语境变化的影响。当然，身心状态和物理情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再认中的“外显回忆”部分，这类似于状态和情境变化对回忆过程的影响。
记忆的无意识影响
即便没有回忆、再认或感到熟悉这样的过程，我们也能从其他途径观察到记忆的存在。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如果我们之前曾接触过某信息，当我们再次接触这一相同信息，即便没有任何明显的记忆迹象，我们的表现也会因为先前有过接触而有所不同。这种无意识的记忆效应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曾有正式的研究考察了人们是否会相信类似于“世界上最高的雕像在中国西藏”这样的陈述，即便这些陈述并不正确。研究显示，如果人们曾在之前的记忆实验中看过这些陈述，他们便更有可能相信这些话，即便他们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回想起这些陈述。在社会环境下，许多行为干预手段的背后恐怕就有这种对记忆的无意识影响，比如政治宣传便是如此。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启动效应描述了过去事件对我们行为所产生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无意识的。比较某事件发生后出现的行为和事件没发生前的行为，可以测量启动效应。在上文关于西藏雕像的例子中，人们相信这一陈述可能是由于之前看过这样的陈述，从而引发了启动效应。如果实验对两组人进行考察，其中一组人之前看到过某个陈述，而另一组人没有看过这一陈述，只要比较他们对这一陈述的相信程度，便可以评估之前看过这一陈述所带来的启动效应。以下是另一个关于启动效应的例子：考虑一下“_i_c_o_e”这个残缺的单词。研究者会考察人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它填补成一个真正的英文单词（比如说“disclose”），并对以下两组人所使用的时间长度进行比较：一组是最近碰到过这个单词或这个概念的人，另一组是最近没有碰到过这个单词或概念的人。即便是最近看到过“disclose”一词却想不起来自己看过这个词的人，通常也会比没有这一经历的人更快地将残词填充完整。（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甚至失忆症患者也可以顺利完成此类任务。）两种人所需要的反应时间不同，这便是启动效应的结果，这也证明了第一组人对之前的经历保留着记忆。
是不同的类别，还是连续的统一体？
我们可以将记忆的不同表现方式视作一个连续统一体：自由回忆……线索回忆……再认……熟悉感……对行为的无意识影响。这一思路暗示出，记忆的这些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别，是由于记忆的强度不同，或者说，信息可用性的不同。按照这样的理论，如果记忆很鲜明，我们就有能力进行自由回忆以及所有其他的记忆方式。但随着记忆减弱，或者说信息可用性降低，自由回忆可能就无法进行了。这时候，记忆仍然可以由其他的形式（再认、熟悉感、无意识影响）体现出来，比起自由回忆，这些其他形式所对应的记忆强度较低，或者说信息可用性较差。
这一思路简单清晰，所以相当吸引人。但是，把记忆看作连续统一体，这一思路也有其潜在的问题。例如，能回忆出信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正确地再认信息。而且，有些因素会对再认和回忆的表现产生相反的影响，例如词频因素。像“桌子”这样的高频词，会比“锚”这样的低频词更容易被回忆出来，但是低频词却更容易被再认。此外，刻意获取的信息通常比偶然获得的信息更容易被回忆起来，但是无意间获得的信息有时却更容易被再认。此中关键在于，当记忆编码过程受到直接影响，特定记忆参数下得到的记忆结果就会变得不同，有时甚至是出人意料的。
相关的研究和测试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看到的，我们能提取出什么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最初被编码或分类时的语境，以及提取时的语境在多大程度上与之吻合。我们看到，图尔文提出了编码特定性原理，强调了学习信息（编码）时的情形与测试记忆（提取）时的情形之间的关联。在任何一种编码条件下，编码都是具有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哪些信息被编码，这取决于我们在学习这些信息时的需求。根据图尔文的理论，事后能回忆起什么信息，这取决于信息获取环境和记忆测试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们还考察了另一个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那就是戈登和巴德利在岸边和水下对潜水员进行的记忆测试。
巴克利及其同事展开了更为深入的实验，从而更具体地说明了编码特定性。研究者要求受试者仔细阅读一些句子，句中包含了一些关键词。例如，关键词“钢琴”是通过以下两句话中的某一句呈现给某位受试者的：“那人把钢琴调好了。”“那人把钢琴抬了起来。”受试者在进行回忆时会得到一些提示，这些提示可能与指定对象（钢琴）的某些特点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在测试中，如果读过“调钢琴”那句话的受试者得到的提示是“悦耳的东西”，他们就能够回想起“钢琴”这个关键词。相反，如果读过“抬钢琴”那句话的受试者得到的提示是“悦耳的东西”，他们就不大回忆得出“钢琴”一词：根据编码特定性原则，这是因为当他们获取信息时，钢琴悦耳的特点并未受到强调。反过来，对于读过“抬钢琴”那句话的受试者，“重的东西”这样的提示会比“悦耳的东西”更有帮助。
这一实验说明了编码特定性的两个重要方面：
1. 原始信息中，只有那些在学习过程中被特别强调过的部分能确保被编码。
2. 要想成功地回忆出信息，测试中所给的提示需要同被编码的信息的某些特点相吻合。换言之，回忆效果取决于编码和线索之间的匹配程度。
因此，想要达到最佳的回忆效果，测试涉及的信息处理类型需要与获取信息时的处理类型适当地匹配起来。莫里斯及其同事验证了“迁移适当加工”（transfer appropriate processing）效应的作用，他们的实验是对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克雷克和图尔文“记忆处理层次”实验的延展。克雷克和图尔文在最初的实验中，曾设法使得受试者在信息编码过程中重点关注词语的几种不同特征：或是物理特征，或是语音特征（例如词语如何押韵），还可能是语义特征。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在典型测试条件下，编码时进行语义处理的受试者在测试中的表现最好。但在莫里斯及其同事所展开的进一步实验中，测试阶段又增加了一个条件：受试者需要辨认出与编码阶段所呈现的单词押韵的词语。对于这一新的“押韵”提取条件，包含押韵任务的那种编码过程与之最为匹配。在这一测试中表现最佳的，正是那些在学习过程中参与了押韵任务（即语音处理）的受试者。
第四章 记忆的偏差
本章将探讨是什么导致了遗忘。我们是否真的会遗忘任何事情？抑或我们只不过是在检索信息时遇到了困难？我们将对这一争论进行探讨。我们还将讨论记忆过程中的其他难题，例如暗示所导致的记忆扭曲和偏差——这曾是过去几十年来许多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针对目击者证词的研究。我们还会讨论某些记忆运作尤其高效的情形，比如所谓的“闪光灯记忆”，研究者认为在这类情形下记忆会变得尤其鲜明（试想一下对约翰· 肯尼迪遇刺或者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之死的记忆吧）。与此相关，我们还将探讨影响记忆运作的情绪事件，例如，当我们感知到可能的威胁或奖赏时，我们通常能更有效地记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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