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记忆 [10]
知识如何导致错误？
我们已有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财富，但它也可能导致一些错误。在一次相关研究中，欧文斯和同事们向受试者描述了由某个角色所进行的活动。例如，其中有一段描述是关于一个名叫南希的学生，以下是这段描述的第一部分：
南希去看医生。她来到诊所，在前台接待员那里登记。她去找护士，护士为她作了例行检查。然后南希踩上体重秤，护士记录下她的体重。医生走进房间，查看了结果。他笑着对南希说：“嗯，看来我的估计没有错。”检查结束后，南希离开了诊所。
有一半的受试者被提前告知，南希担心自己怀孕了。这些受试者在之后的回忆测试中，给出的错误信息是其他受试者的二到四倍之多。例如他们中有些人回忆道，南希接受的“例行检查”中包含妊娠测试。这类错误在再认和回忆测试中都有出现。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人们对于生活中常见的活动（看病、听讲座、去餐厅就餐等等）有自己的预期，而这些预期提供的基模能促进或误导我们的记忆。
在“洗衣服”研究的另一部分中，鲍尔和同事研究了基模对于回忆的影响。他们给受试者提供了一些基于正常预期的故事，但故事中包含一些与正常情况差别很大的内容。比如说，一个关于在餐馆吃饭的故事可能提到了在餐前付账。在回忆这些故事时，受试者倾向于按照基模的（也就是更典型的）结构来调整这个故事。受试者常见的记忆错误还包括，添加一些在典型场景下通常会出现但在故事中并未提及的内容，例如在选择菜品前先阅读菜单。
总之，以上这些实验以及类似的研究均表明，人们倾向于记住与他们脑海中的基模相符的信息，并过滤掉那些不一致的信息。
真实和假想的记忆
正如第一章中提到的，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在脑海里准确“回放”了之前的事件或信息，像放录像带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是用一个个的碎片构建起了记忆，我们已有的知识和观念也参与进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将那些碎片加以组合。
这一策略的适应性通常很强。如果新事物和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之间的相似度很高，我们就倾向于不记住这些新信息。但是有时候，实际发生的内容与推理想象出来的内容之间，界限可能会较为模糊。
现实监控
现实监控指的是区分出哪些记忆是有关真实事件的，哪些又是来自梦境或其他的想象来源。玛西亚· 约翰逊及其同事在几年时间内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约翰逊提出，不同的记忆在性质上存在差异，这对于区分外来的记忆和内部生成的记忆十分重要。她认为外部记忆具有以下属性：1） 具有更强的感官性质；2） 更为具体、复杂；3） 发生在某种具体可信的时间、地点情境下。与此相对，约翰逊认为，内部生成的记忆则更多地包含推理及想象过程的痕迹，这些痕迹都是在生成内部记忆的过程中留下的。
约翰逊找到了支持这些差别的论据，但如果我们使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差别作为判定标准，我们就会把一些不真实的记忆视为是真实的。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要求受试者回忆一盒录像带中的细节，并同时汇报他们对自己的记忆有多自信，告诉研究者他们心中是否有清晰的心理图像和细节。研究者发现，受试者心中清晰的影像和细节越多，他们的回忆也就越准确。但是，由于记忆材料是可以亲眼看到的影像，人们有些过于自信了：当受试者给出伴随有心理图像的错误细节时，倒比给出不带心理图像的正确细节时更有信心。这些发现似乎意味着，并不存在完全可靠的方法来区分“真实”和“假想”的记忆。
和现实监控这一概念相关的是源监控，即成功地确定记忆的来源，例如，能说出我们是从一个朋友那里而不是收音机里听到的某则信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错误地确认记忆来源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目击者的证词便是如此（参见米切尔和约翰逊于2000年发表的论文）。
目击者证词
我们甚至都不能很好地记住日常环境中的情况。例如，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要正确地回忆出口袋里某个硬币上的头像是朝左还是朝右，这么简单的事情做起来也相当有挑战性。通常而言，人们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即便他们几乎每天都使用这种硬币。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当我们看到不同寻常的事件，例如犯罪事件，我们就能更有效地记住这些事件了，这比尝试记住一枚硬币上的平凡细节要容易得多。毕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头像的朝向就能有效地使用硬币。
但是我们知道，在犯罪现场，有很多因素会对目击证人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模糊或扭曲他们的记忆：
● 尽管高度激动的情绪可能促进记忆（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但当某人处于极度的压力之下，他们的注意力可能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只注意了危险的武器），而他们的感知也往往出现偏差。
● 与上一点相关的是，身处暴力事件中的人们通常记忆能力会变差，因为这时候自我保护才是重点（例如，人们会调用一定的认知资源去寻找逃离的路线，或者寻找用于自卫的工具，而不会重点记住罪犯的外表和身份）。
● 同样地，犯罪现场的武器会分散目击者对于罪犯的注意力。
● 虽然与回忆信息相比，我们更擅长辨认面孔，但衣着往往是造成记忆偏差的重要原因。碰巧与罪犯穿着类似衣服的人可能会被错误地指认。
● 对于与自己种族或民族不同的人，人们往往不擅长辨认他们的相貌。即便我们与其他种族的人群有相当多的接触，事实仍然如此（不过，这种现象似乎与种族歧视的程度并不相关）。
另一个会造成记忆扭曲的强大因素是诱导性问题。“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男人强暴了那个女人？”这个问题就属于诱导性问题。比起“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男人强暴了那个女人？”，前一个问题更有可能让证人指认相关罪行。因此，假设你在某交通枢纽处目睹了一场事故，之后警察问你，车是停在树的前面还是后面。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便很有可能将树“添加”到记忆场景中去，即使现场根本就没有树。一旦树被添加进去，它就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很难再区分真实的记忆和之后经过增添的记忆。
唐纳德· 汤普森一直非常积极地主张目击者的证词并不可靠——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他曾亲历过一次非常典型的记忆偏差事件。有一次，汤普森参加了一个关于目击者证词的电视辩论。过了一段时间后，警察逮捕了他，但拒绝解释原因。直到在警察局里一位女士将他从一排人中指认了出来，他才知道自己就要被控强奸罪了。询问了更多细节后，他发现，很显然强奸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参加那次电视辩论。他有很好的不在场证据，而且有许多证人，甚至包括和他一同参加辩论的一名警官。巧的是，那名女士被强奸时，房间里就在播放着这场电视辩论。这是一个源检测的问题，称为“来源遗忘”（丹尼尔· 沙克特在其著作《记忆的七宗罪》中将这称为错误归因）。由此看来，那位女士对强奸者的记忆被同一时间从电视上看到的面孔扭曲了。（而那个电视节目所讨论的话题正好也非常相关。）那位女士认出了汤普森的面容，但是认知的来源却归纳错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有些研究表明，在一些情况下，当两个人互换了位置，旁人无法察觉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换了位置的。这种现象称为“变化盲视”。人们显然对于周围环境中发生的改变并不太敏锐。综合考虑目击者证词可能出现的问题，变化盲视现象也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容易对周围环境中的信息进行不准确的加工。
误导信息效应
新添加的信息会如何扭曲旧有的记忆，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无论研究者们是关心目击者证词的现实意义，还是关注记忆本质的理论意义。尽管我们知道记忆的不可靠性，法律工作者、警察和媒体仍然赋予了目击者证词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鉴于我们通过精确的科学实验所了解到的记忆运作方式，目击者可能会提供并不属实的“信息”。目击者对犯罪情景的描述还可能取决于他们投入的情感及个人观点，例如他们是更同情罪犯还是更同情受害者。
伊丽莎白· 洛夫特斯和同事们对误导信息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索。具体来说，洛夫特斯及其同事反复证明了，在进行干预、误导性质疑或提供错误信息后，受试者的记忆会发生扭曲。即便误导信息间接地出现，这样的问题仍然会出现。例如，洛夫特斯及其同事向受试者展示了一组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幻灯片。之后，研究者向受试者询问那个事件。研究者对其中一半的受试者提问时，对其中一个问题进行了修改：将其中的“避让”交通标识换成了“停止”标识。接受了误导信息的受试者在之后的记忆测试中，更有可能确认错误的信息。这些受试者倾向于选择在误导问题中提及的路标，而不是他们自己亲眼所见的路标。这是强有力的研究发现，提示我们思考究竟如何提问才能让目击者的回忆尽可能准确。不过，误导信息效应的基础原因仍然存在争议。那些对洛夫特斯的观点存疑的人认为，受试者最初的记忆确实有可能由于那样的提问而发生永久地扭曲，但同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些提问提供了受试者本来无法记住的真实信息，从而对受试者的记忆起到了补充作用。稍后我们会就这一点在本章作进一步探讨。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的要旨在于，（我们要再次强调）记忆不应被视作一个被动的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记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受到我们的心理定势（mental set）的影响，被种种偏见、刻板印象、信仰、态度和思想所左右；记忆同时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系统，受到感官输入的影响。换言之，记忆并非仅仅由源于我们物理环境的感官信息所驱动，人们被动地接收这些信息并将其存放在记忆库里；相反，根据我们过往知识和偏见的影响，我们为接收到的信息强行赋予了意义，从而改写了我们的记忆，使其更符合我们对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