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记忆 [11]
虚假记忆
和误导信息效应相关，但是可能带来更为严重后果的是恢复记忆和虚假记忆。通过治疗，一些成年人“恢复”了对童年时期被虐待经历的记忆，从而导致刑事定罪。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是真的“恢复”了对于发生在他们童年时期真实事件的回忆，还是被诱导记住并没有真正发生的事情？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创建出虚假的记忆。有些时候这些虚假记忆是有益的——例如，罗迪格、麦克德莫特及其同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激发“记住”某个语义上和先前呈现的词语相关的词语，而该单词却在之前没有出现过（例如，人们可能会记得曾经看到过单词“夜晚”，当他们之前看到了一系列和“夜晚”语义相关的词语，例如“黑暗”“月亮”“黑色”“静止”“白天”……）。
但并非那么有益的是，通过使用暗示或者误导的信息，可以创造出关于“一些事件”的回忆，从而让人们强烈地认为这些事件曾经在过去发生过，但事实上这些记忆是虚假的。所以至少有可能的是，人们所“记得”的受虐待的经历其实是虚假记忆。
图10 我们对车祸这类事件的记忆会受到提问的影响，信息可以被“添加”进我们的记忆。这种现象被称为误导信息效应，对于我们思考目击者证词的有效性有着深远意义
伊丽莎白· 洛夫特斯在实验中发现，人们回答误导性问题时几乎和他们回答无偏见问题时同样地迅速和自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受试者注意到有新的信息被添加进来，这仍然会成为他们对事件“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回顾过程也可能引起记忆偏差，即便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差。在某一次实验中，洛夫特斯和帕尔默要求一些学生观看一系列影片，每则影片显示一起交通事故。之后这些学生需要回答关于这些事故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当两辆车互相____时，车开得有多快？”每组学生看到的问题中，空格处的词语都不同，可能是以下词语中的任何一个：“猛撞”“撞击”“撞上”“碰撞”或者“擦碰”。研究者发现，学生对于车速的估计会受到问题中所选动词的影响。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得出结论，学生们对于事故的记忆被问题中暗示的信息改写了。
洛夫特斯和帕尔默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要求学生们看一段关于多起交通事故的影片。学生们又再次被问及车速，其中一组学生的问题中使用“撞碎”（暗示更快的速度），另一组问题中使用“碰撞”。第三组学生并没有被问及这个问题。一周以后，学生们被要求回答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是：“你在事故现场有没有看到破碎的玻璃？”
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发现，问题中的动词不仅影响了学生对车速的判断，还影响了一周后他们对关于玻璃的问题的回答。那些估计出更高车速的学生更有可能记得在事故现场看见过破碎的玻璃，尽管影片中其实根本没有破碎的玻璃。那些之前没有被问及车速问题的学生们中，当一周后被问及玻璃，极少有人回答看到过破碎的玻璃。
在另一项研究中，洛夫特斯又让受试者观看了一个交通事故影片。这次，她问其中的一些受试者：“白色跑车在乡间道路行进时，它以怎样的车速经过谷仓？”事实上，影片中并没有谷仓。一周后，那些被问过这一问题的受试者更有可能说他们记得在影片中看到过一个谷仓。即便在受试者看过影片后立即问他们：“你看到一个谷仓了吗？”他们也更有可能在一周后“记得”看见过谷仓。
洛夫特斯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结论：后续引入的误导信息可以改写对事件的记忆。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受试者只不过是说出了研究者期望他们回答的答案，就好像小孩子会按照大人期待的方式回答问题，而不会说他们不知道。洛夫特斯又接着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其结论。
他们又让受试者看了一起交通事故，但这次是通过一系列幻灯片。事故显示，一辆红色的日产车在一个十字路口转弯，撞到了一个行人。但是其中一组受试者看见车起先停在“停车”标志那里，而另一组受试者看见车停在“避让”标志那里。这一次，关键问题是：“当另一辆车经过日产车时，日产车是停在停车标志那里吗？”或者“当另一辆车经过日产车时，日产车是停在避让标志那里吗？”每组中有一半的受试者听到的问题中使用的是“停车”，另一半受试者听到的问题中使用的是“避让”。每组中有一半的受试者收到的信息与他们在事故幻灯片中看到的一致，另一半受试者则接收了误导的信息。
20分钟后，所有受试者都要观看两套不同的幻灯片，其中一套是他们之前实际看到的，另一套作了一些调整，受试者必须在两套中选择更准确的一组。其中的一组幻灯片显示车停在“停车”标志处，而另一组幻灯片显示车停在“避让”标志处。研究者发现，如果学生被问到的问题和他们之前所看到的幻灯片一致，他们更有可能在20分钟后作选择时选出正确的幻灯片。而如果之前被问到的问题具有误导性，20分钟后，当他们被要求选择最准确的幻灯片时，学生们更有可能选择错误的那套幻灯片。虽然这个实验有些难以评估，但实验结果仍然说明，有些人是通过事后提供的关于“停车”或“避让”标志的信息而记起的，而并非只是在给出研究者所期望的答案，像洛夫特斯的一些反对者所说的那样——现在每个受试者都有两个同样合理的选项了。
对于警官、律师、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所采用的审问技巧，这一类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与此相反，另一些研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后续的相关信息本应该被整合进记忆的，却没有能恰当地整合进来。这方面的补充研究表明，虽然人们可能记得自己对之前错误的信息进行了修正，但他们却可能继续依赖那些不可信的信息——莱万多夫斯基及其同事便在实验室中观察到了这一点。至于现实世界中有关这一现象的例子，只要想想以下情况：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此后大约一年，在一次美国国内调查中，30%的受访者依然认为在伊拉克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5月布什总统宣布对伊战争结束，几个月后的调查中，20%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在战场上使用了生化武器。可见，在一些情况下，记忆似乎会继续保留错误信息，这一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洛夫特斯及其同事确认了记忆的回溯性偏差，而莱万多夫斯基及其同事则发现正确的后续信息可能无法恰当地整合进现有的记忆。进一步探究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会导致上述这两种记忆偏差，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挑战之一。
丹尼尔· 沙克特提出的“记忆的七宗罪”
丹尼尔· 沙克特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记忆故障可以被细分为七种基本的失误或“罪过”：
分心：记忆与注意之间的交界处出现了故障。并非我们随着时间流逝而遗忘了信息，而是一开始就没有存储这些信息，或者当我们需要这些信息时却没有进行检索，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
短暂性：随着时间流逝，记忆衰退或消失了。我们虽然能记住今天做了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很有可能由于记忆的消退而忘却。
空白：我们拼命回忆某些信息，记忆的检索却凝滞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就是这类故障的一个例子。
错认：搞错了记忆的来源。你可能从电视上看到某条信息，之后错误地认为这条信息是同事告诉你的。
暗示：由于引导性问题、评论或提示而植入的记忆。在法庭语境下，暗示和错认现象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偏颇：当前的知识和信念对过往记忆的强大影响。为了遵循我们现在的观点，或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正面形象，我们会无意识地歪曲过往的经历或信息。
纠缠：某些我们宁愿忘却的恼人信息或事件，却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脑海中。这可能包括工作上的尴尬失误，或者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例如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我们往往持续不断地回忆起创伤经历）。
第五章 记忆障碍
本章将探讨记忆丧失或者说“失忆”的状况，也就是记忆由于脑部的损伤而无法正常工作。本章的重点是被称为“遗忘综合征”的记忆丧失状况，我们将结合前面几章中记忆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此加以探讨。我们会看到与长时记忆相关的一些隐喻，包括“印刷机”（用于创造新的长时记忆）和“图书馆”（用于存储旧的、经过整理的长时记忆）之间宽泛的通用区分。通过研究脑部受伤导致记忆受损的个体，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关于记忆运作的知识。本章将对这些重要的发现进行概述，并会讨论其他的临床状况和心理状态如何对记忆产生影响。
记忆与大脑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探讨了记忆的功能组件和过程，打个比方，这就是记忆的“软件”。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记忆，从“硬件”的角度，看看生成记忆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大脑深处，记忆在大脑中一个叫作“海马体”的部位进行分类或整合。对于新的记忆，海马体扮演了“印刷机”的角色。重要的记忆通过海马体进行“印刷”，然后在大脑皮层中永久归档（就像书一样）。大脑皮层是大脑的外层，数十亿藤蔓般错综复杂的神经元通过电脉冲和化学物质来存储信息。大脑皮层可以被看作“图书馆”，由海马体“印刷”出的重要的长时记忆（“书”）都永久存放在大脑皮层。（经过较长时间后，海马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参与提取这些记忆，这一点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仍然存在着争议。）
大多数记忆研究的重点都放在过去经验对于人们行为、语言、感受和想象的影响。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考虑过去经历如何反映在我们的大脑活动里——尤其是在对记忆有负面影响的临床状况下。我们接下来会探讨当大脑中支持记忆的“硬件”损坏时会发生什么。
图11 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就是海马体（已在上面的大脑影像图中用十字线标示出来）
脑部损伤后的记忆丧失——“遗忘综合征”
遗忘综合征是最为纯粹的记忆障碍的例子，这涉及某种特定的脑部损伤（通常涉及被称为海马体或间脑的大脑组成部分）。患有遗忘综合征的病人会表现出严重的顺行性遗忘以及一定程度的逆行性遗忘：顺行性遗忘是指对信息记忆的遗忘发生在导致记忆丧失的脑部损伤之后，而逆行性遗忘是指信息遗忘发生在损伤之前（参见图5）。
以下是一个著名的遗忘症患者的自述。他在遭受某种特殊、少见的头部损伤后呈现了失忆的症状：
我正在书桌边工作……我的室友走进来，把我挂在墙上的一把花剑取了下来。我猜他在我后面扮演风流剑客呢……我感觉背后被轻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