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西方艺术新论 [7]
第三章 跨越文化
花园和山石
艺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承认和尊重过去的许多艺术形式，例如悲剧——尽管它们的欣赏背景也许不同了。但是一些过去的艺术作品看起来似乎很陌生。今天的西方很少有像法国17—18世纪时那样复杂而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园。染色玻璃对于营造夏特尔大教堂的辉煌效果非常重要，它今天更多与手工艺而非艺术有关。景观园艺今天更像是一种业余爱好或设计实践而不是“艺术”。也许我们应当像考察艺术和自然景观的关系一样来考察我们对手工艺和艺术之间差别的想象。
对于日本的读者来说，花园也许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凡尔赛宫象征着国王的权力，但是一座禅宗花园象征着人与自然和更高真实的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花园更“自然”一些，花园里有树、岩石、弯曲的小径、池塘和瀑布，但这一切都是有意营造的。禅宗的茶道由微妙的、和谐的、宁静的价值观所引导，从花、窗帘、陶器的选择到烹茶和上茶都受其影响。日本艺术的艺术形式——诸如盆景树，插花和长满苔藓、四时更替的花园（像东京的弘徽殿）——同样也渗透着神道教的教义。
图8 日本的一座禅宗花园，耙过的石子和细心摆放的陡峭漂石引人沉思。
一些禅宗花园中的山石和裸露平铺的石子会让西方人感到迷惑。那些陡峭的巨大山石在中国也被认为是值得称颂的，由于它们具有象征性，它们经常被人花大价钱搬到古代的花园中去（甚至移到上海的现代摩天大楼中去），中国的花园通常包括一座可以进行文人式的思考和调养的建筑。皇帝游乐的宫苑圆明园以桥梁和楼台为特色，这些桥梁和楼台建造于宏大的人造景观（但看上去很像自然景观）之中。有关“远东”园林的报告于1749年开始在欧洲出版[1]以来，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之下，凡尔赛宫必定显得太过死板和规整了。那些具有更多随意性的英国园林显示了来自中国的园林报告的影响。
文化像人一样向外流动。从悉尼到爱丁堡再到旧金山，都有中式的花园和禅宗花园。“世界音乐”空前流行，最新的迪斯科风格轻松地将弗拉曼柯音乐和爵士乐、盖尔人的传统音乐相结合，非洲和南美洲的舞蹈团定期进行海外表演。人们将不可能摆脱意大利西部片、日本武士电影、好莱坞动作片、印度冒险故事和香港电影所产生的一连串影响。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什么“原始”、遥远的文化能独立存在。墨西哥山村里的惠乔尔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为采集无刺仙人掌而制作的面具和献祭碗所用的玻璃珠子是从日本和前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
艺术能突破各种文化之间的障碍吗？约翰·杜威认为是可以的，他在1934年的著作《艺术即经验》中写道：艺术是最有可能通向另外一种文化的窗口。他坚持“艺术是一种通用语言”的说法，鼓励我们试着去获取另一种文化的内在体验。他认为这需要直接面对艺术，而不是去研究地理、宗教和历史等“外部因素”。他说：“当我们走进黑人或波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当中的时候，文化障碍会消除，狭隘的偏见也会烟消云散。这种不知不觉的融会比通过论证所产生的改变更有效，因为它直接进入了另一种文化态度。”
杜威认为，“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审美素质都是同样的”，这种信念表明他想将我们的艺术体验神秘化为一种无言的直接欣赏。这有点像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寻求“美”的某种普遍形式特征。实际上，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也强调了“原始”艺术中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特定内容的价值。但是将杜威的方式和贝尔的理论放在一起是不公平的，因为杜威知道“必须掌握艺术的语言”。他没有说艺术就是美或者形式，他的说法是艺术是“社群生活的表达”。尽管我将比杜威走得更远，我还是喜欢这一定义。我要说的是，为获得欣赏另一个社群的艺术的“内在”态度，我们必须先了解“外部”因素。
例如我对于非洲尼基西·恩肯迪神偶雕像的直接体验源于刚果的卢安果。这种雕像上有着许多竖起的钉子，看起来十分凶猛——就像恐怖电影《猛鬼追魂》系列中的钉头鬼。当我了解了它的“外部因素”——这种钉子是长期以来由那些签署协议或密封争端解决方案的人们钉入的时候，我的最初感知得到了修正。参与者是为了寻求对协议的支持（期待破坏协议的人会受到惩罚），人们认为这种神像是很有神力的，因而它们常常被放在村子外面。尽管我也许直接察觉到这些雕像体现了可怕的力量，但是在没有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制作它们等其他情况之前，我并没有理解它们的社会意义。雕像的最初使用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小组雕像在博物馆的非洲馆里集中展出显得很奇怪。
我们很难反对杜威鼓励人们保持一种诚恳态度去面对其他时代或文化中的艺术的企图。我并不是想说在没有了解更多情况之前我们就不能去欣赏钉满钉子的神像的力量，但是外部知识能有效地加深我们的体验。背景知识也能帮我们提升对其他艺术形式的体验，比如说能使我们去欣赏雷盖[2]配乐歌曲、福音音乐、巴赫的弥撒音乐后面的宗教意义。在本章我将更进一步讨论一些问题，即文化背景、文化互动如何影响我们对艺术的各种文化表现的理解。
寻找“原始”、“新奇”和“真实”的艺术
通常人们很难理解在其他文化的艺术中被重视的东西及其被重视的原因。非洲的面具、木雕和印第安祖尼人的神像、印度教的古典舞蹈一样，都是宗教庆典的组成部分。对我来说，伊斯兰陵墓和清真寺中的书法看起来像一种漂亮的装饰，但是它们具有被我所遗漏的含义，因为它们书写着选自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中的韵文，而我读不懂这些。此外，一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以“胸有成竹”的方式巧妙地绘制竹子，当我观看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水墨画并探求其更深层的形式或意义时，我被难住了。
图9 在曼尼私人收藏博物馆的藏品中，这三件尼基西·恩肯迪钉神雕像都是所在村庄或地区公正的有力保证者。
不同文化常常通过模仿、购买、大规模的市场销售等限制交流的方式互相接触。即使是那些诚心想理解异域文化的仰慕者也会受到旅游业的影响。当西方人收藏非西方的艺术或到博物馆观看它们的时候，他们或许将许多作品的原初背景都忘记了。忽视它们的背景能导致文化掠夺——从“新奇”的文化中收集艺术品就好像收集战利品一样。最近我从邮件中收到一份商品目录，上面提供非洲西部阿散蒂人的面具、摩洛哥的鼓饰、不丹的背心、旁遮普的钱包、巴厘岛的衣服挂钩、顶上装有佛像的橱柜、风水肥皂，此外还售卖盆景。
“原始”或者“新奇”的艺术常常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之内，并没有跨洋隔海那么遥远。在圣菲举办的美国美学协会会议期间，有一个多姿多彩的印第安村庄舞蹈展示。当舞者扮作水牛、鹰和蝴蝶表演的时候，年长的特瓦人安迪·加西亚解释了它们在美国本土文化中的宗教意义。尽管我们可以从加西亚先生的介绍中对其有所了解，但是对于这些“本土”的舞蹈我们还是很“老外”。他的唱词奇怪而啰唆，那些舞者看起来也面无表情，他们上身僵硬，做着程式化的手臂运动。我被他们漂亮的服饰（柔软的动物皮皮靴、插着鹰和鹦鹉羽毛的显眼的帽子、做工精细的银耳链、绿松石镶花的宝石、叮当作响的脚踝上的系铃）吸引住了而没有仔细欣赏他们跳舞。
图10 凯侬贾克·阿舍瓦克的版画作品《被施了魔法的猫头鹰》，该作品既反映了因纽特人的图样传统，又体现了加拿大北部对日本版画制作技巧的吸收。
许多本土艺术从殖民统治时期表现出许多文化互动的复杂历史中显现出来。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有关加拿大的北方妇女是如何学会了制作版画的。艺术家詹姆斯·休斯敦被政府聘请，他的任务是将本地的手工艺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进行推广。因为他的努力，版画今天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因纽特人的艺术形式。詹姆斯将日本版画的制作技巧介绍给当地人，鼓励妇女们将她们的背心和靴子的传统刺绣技巧用于生产更有市场的版画。新时代的人们在美洲土著当中找到了宇宙和谐的模式，在这场时髦的运动中，“真正”的美洲土著被找了出来，不管是在加拿大的卡普多塞特还是在亚利桑那州的祖尼人聚居地或是墨西哥的奇琴伊察。圣菲的许多画廊都展出漂亮的（同时也是昂贵的）印第安村庄的陶器和雕成克奇纳神的小木偶，但是也有数不清的劣质画，这些画都画着越过平顶山凝望夕阳的奇异的印第安少女。在举行特殊仪式的时候，一些印第安村庄挤满了旅游者，但是另外一些村庄是对公众禁止的，不允许摄像和摄影，村庄里的人们通过这种措施来阻止商业行为和对神灵的不敬。
关联中的文化
尽管各种文化之间有鸿沟，但是文化间的接触却历史悠久。古希腊的艺术受到埃及狮身人面像、锡西厄人的金工制作、叙利亚的爱情女神像、腓尼基人的钱币设计的影响。即使是“日本的”佛教禅宗美学也反映了日本文化和佛教（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传播到日本）这一新的外来宗教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性互动。伊斯兰文明中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提醒我们，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不是我们这个世纪才有的新事物。中国9世纪出口的陶瓷器迎合了在早期穆斯林统治者中流行的审美趣味。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是13世纪时的一个多国贸易中心，西班牙的穆斯林艺术家制作的陶器被画上十字架后出口到北方信仰基督教的购买者之中，就像波斯制造有纹章图案的纺织品和地毯是为了出口到欧洲的城堡中去一样。这种文化互动的支脉很复杂。也许最著名的“土耳其风味”的艺术形式——伊兹尼克瓷片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于中国瓷器的巨大兴趣，这些瓷片从中国艺术中借用了牡丹、玫瑰花、龙、凤凰等设计图样。
很难在文化联系中清楚地区分好的联系和坏的联系。亚洲艺术在好多个世纪中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借鉴中的一部分象征着欧洲长期以来将东方奇异化的倾向，但是另外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之间重要的横向滋养。中国瓷器不仅被波斯的瓷艺家所模仿，也被意大利的锡釉陶器制作者、代尔夫特的陶器生产商和英国的骨瓷设计者所模仿。19世纪后期在巴黎举办的远东展览上展示的日本的水印版画对马蒂斯、惠斯勒、德加的构图和色彩产生了影响。“东方的”音乐样式影响了莫扎特、德彪西和拉威尔之类的作曲家。普契尼的《中国公主图兰朵》是以来自波斯的阿拉伯《天方夜谭》的故事为基础而创作的。此外，根据最近在欧洲出版的材料，普契尼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