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英格兰文学 [22]
广义上说，19世纪的小说都在关注“英格兰现状”。在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中，那栋大宅子靠着西印度群岛糖料种植园的利润来维持日常开支，这就是英格兰。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世界中，《德伯家的苔丝》（1891）中的苔丝被打上堕落女人的烙印，《无名的裘德》（1895）中的裘德则被大学排除在外，这样的世界就是英格兰。汉弗莱·沃德夫人的《罗伯特·埃尔斯密尔》（1888）是当时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年轻牧师罗伯特·埃尔斯密尔在他的寓所中丧失了宗教信仰，这样的寓所就是英格兰。特罗洛普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对于英格兰现状展开了调查；萨克雷的《名利场》（1848）同样如此；此外，H.G.威尔斯以未来为背景的小说《时间机器》（1895）描写了穴居的劳动阶级莫洛克人与衰弱的有闲阶级埃洛伊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狄更斯的《荒凉山庄》（1853）就是英格兰：城市和乡村一分为二，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如此。在切斯尼山庄的深处，当瓢泼大雨打在窗户上时，德洛克夫人——这个人物是《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伯特伦夫人的极端版本——由于极度无聊而感到窒息，她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阴暗的秘密。约翰·罗斯金在名为《十九世纪的乌云》（1884）的讲座中指出，都市化和工业发展的碳排放量已经使这个民族的道德生活为之窒息。在罗斯金之前，狄更斯在《荒凉山庄》的开头通过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了类似看法。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隐喻层面，伦敦到处是雾：
伦敦。米迦勒节开庭期刚结束，大法官坐在林肯法学协会的大厅里。不变的十一月天气。满街泥泞，仿佛洪水刚从大地上退去，如果这时候遇到一条长约四十英尺的斑龙，像一只巨大的蜥蜴，摇摇晃晃地爬上霍尔本山，那也不足为奇。煤烟从烟囱顶上飘散出去，一路沉降，变成一阵淅淅沥沥的黑色小雨，夹杂着雪花大小的煤屑——人们也许可以想象，这是在为去世的太阳表示哀悼……
到处是雾。雾笼罩着河的上游，在绿色的小岛和草地间流动；雾笼罩着河的下游，在一排排船只间翻滚，河边是一座污染严重的（肮脏的）大都市……
在圣殿石门附近，阴冷的下午变得格外阴冷，浓雾变得格外浓密，泥泞的街道变得格外泥泞。这座灰沉沉的古老障碍物恰到好处地装点着那个灰沉沉的古老协会的入口。就在圣殿石门的边上，在林肯法学协会的大厅里，在那片浓雾的中心，坐着那位掌管高等法庭的大法官阁下。
然而，狄更斯从这片黑暗中创造出了生活。和之前的文学作品相比，他笔下的人物在风格上更加兼容并蓄，同时也更为怪异。以《荒凉山庄》为例。克鲁克死于人体自燃。格皮就像小狗一样急切。杰利比夫人是个“关注远方的慈善家”，她积极投身于非洲博里奥布拉–格哈地区的土著人教育事业，却因此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乔是个无家可归的道路清洁工，处于整个社会秩序的最底层，但他掌握着无名人“尼姆”的身份秘密；与此同时这个秘密也将打开德洛克夫人封闭的内心，将她从呆滞状态中唤醒，促使她来到伦敦一处寒冷、苦涩的墓地，她将在那里遭遇爱情和死亡。图金霍恩是个阴险的律师。布克特探长属于后来的英格兰小说中很常见的一类人物，那就是侦探。这部作品中类似的个性化人物还有几十个。正如小说家乔治·吉辛所言，狄更斯把他看到的一切都“记在心里”。
1845年夏天，狄更斯在一次业余演出中登上舞台，扮演夸夸其谈的伯巴狄尔上校，并大获成功。这出戏改编自本·琼生的剧作《人人高兴》，由狄更斯亲自选角、制作、导演。戏剧是狄更斯的最爱，他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9）中满怀温情地描写了剧团人员的生活，从中可以推断出他对于戏剧的看法。在塑造喜剧人物时，狄更斯常常通过名字来揭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做法同样源自本·琼生的喜剧。英格兰小说在骨子里有戏剧成分：菲尔丁之所以成为小说家，是因为1737年颁布的《剧目审批法案》导致他的戏剧生涯被迫终止；理查森模仿王政复辟时期戏剧舞台上的浪子形象，塑造了洛夫莱斯这个人物；伯尼更希望成为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简·奥斯丁不仅怀着热切的心情观看戏剧表演，而且借用戏剧场景的形式来安排小说结构，还和家人朋友一起大声朗读她作品中的对话。但是狄更斯是这些作家当中最富戏剧性的人，他后来将自己的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转化为公开朗读时的个人表演。
图9 作为戏剧表演的小说：正在公开场合朗读的狄更斯
《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中的甘普夫人是狄更斯所塑造的让人最为难忘的怪诞人物之一。吉辛在谈到这个人物时提出，幽默和仁慈有着密切联系。幽默不仅使狄更斯“把这个粗俗的家伙当作一个有趣的人”，而且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让他从宽容的态度当中获得灵感，从而能透过外表来观察，充分重视环境的影响，并且在人的判断力中保留一份克制，一份谦逊”。对于幽默的这种概括或许并不准确。宽容和谦逊并不足以涵盖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或者马丁·艾米斯的《金钱》（1984）中那种带有野蛮气息的愤怒情绪。但是，许多优秀的英格兰滑稽小说的确表现出这类幽默风格——比如，乔治·格罗史密斯和威登·格罗史密斯兄弟俩合作撰写的《小人物日记》（1892）、伊夫林·沃的《衰落与瓦解》（1928）、斯特拉·吉本斯的《寒冷舒适的农场》（1932）、P.G.沃德豪斯的《伍斯特一家的规矩》（1938），以及南茜·米特福德的《追逐爱情》（1945）。很大程度上，狄更斯的作品同样表现出了这类幽默。
狄更斯的小说对童工、社会不平等、贫困、恶意、污垢和英式虚伪等现象提出抗议。但是这些作品富有同情心，通常会在结尾部分对人物进行奖惩（值得褒奖的人物会意外得到遗产）。小说艺术还有另一面，要想彻底了解人物的复杂性、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就必须相信人类的智慧。
从标题来看，《米德尔马契：地方生活研究》（1872）似乎是一部关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现状的小说，但它的实际内容远不止这些。多罗西娅·布鲁克的故事是对古典悲剧的一种演绎。乔治·艾略特在小说序言中指出，多罗西娅是当代的圣特蕾莎，她过着“错误的人生，是高贵的精神和糟糕的运气共同造就的产物”：“混乱的社会信仰和秩序帮不了她，没法像知识帮助热切的灵魂那样，起到引导作用”，因此她“在模糊的理想和女性的渴望之间摇摆不定；前者遭到反对，被认为过于奢华，后者受到谴责，被认为是自甘堕落”。当时的英格兰现状就是这样，面对“混乱的社会信仰和秩序”，小说家必须介入，创造出一种秩序，一个可以掌控的世界。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高贵的精神”，虽然我们很可能是由猿猴进化而来，而不是由上帝创造，但这样的进化论主张并不会破坏小说的高贵精神。乔治·艾略特晚年嫁给了J.W.克罗斯，后者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创作的过程：
她告诉我，在她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作品中，总有一股“不属于她自己”的力量控制着她。她认为她的个性只是一种工具，这股精神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工具来发挥作用的。尤其当她谈到《米德尔马契》中多罗西娅和罗莎蒙德两人相处的场景时，她说尽管从一开始她就明白这两人迟早会走到一起，但她一直坚定地避免这一想法，直到多罗西娅来到罗莎蒙德的客厅。此时，她完全沉浸在瞬间的灵感中，在极度兴奋和激动的状态下，她一口气写完整个场景，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或删减，她觉得自己完全被这两个女人的情感所控制……一旦明白这种“受到控制”的感觉，就不难想象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每部作品都有相应的悲剧。
（J.W.克罗斯，《乔治·艾略特传》，1884）
这就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一股“不属于她自己”的力量“控制”着作家，帮助她创造出一个虚构世界，继而这个虚构世界又“控制”着读者，引领我们离开现实世界。当我们在作品中游历一番后重新回到现实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产生了变化，变得更有人情味，并且在情感问题上更加睿智。在乔治·艾略特的指引下，全心投入的读者将会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一种新的（虽然只是暂时的）秩序。
意识流
“1910年11月左右，人性变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随笔《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924）中写道，“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并且就在人际关系变化的同时，宗教、品德、政治和文学也跟着转变了。”阿诺德·贝内特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记录了爱德华时代的地方生活，但是包含了太多杂乱的内容。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家具陈设，而不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因此，伍尔夫提出：要想创造一个“鲜活的布朗夫人”，你必须抛弃外在事物，关注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不连贯性——这正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带给现代人的建议。
某种意义上，伍尔夫虚构的布朗夫人回应了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塑造的布鲁姆夫妇，虽然伍尔夫出于中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并不赞成乔伊斯所使用的粗俗语言以及他对于身体机能的过度描写。对于崇尚文雅品味的伍尔夫来说，乔伊斯的作品过于鲜活。但是在一篇论“现代小说”的随笔中（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在《都柏林人》出版之后，《尤利西斯》出版之前），伍尔夫称赞乔伊斯善于捕捉瞬间：“让我们在那些细微事物坠入心田的时候，按照它们落下的顺序将其逐一记录。不管表面看起来多么不连贯、不一致，每个景象或事件都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我们要做的就是追踪这一模式。”在伍尔夫看来，现代作家的任务就是捕捉“存在的瞬间”，所以她才提出那个风趣的说法，将现代性的开端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大致上就是那位古板的老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的时间。
作为居住在萨塞克斯郡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在他创作于爱德华时代的小说中，完善了简·奥斯丁的叙事艺术，那就是通过第三人称的叙事声音来表达第一人称的内心想法，借助这一技巧将人物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同时呈现出来，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带有同情心的认同效果与反讽性的疏离效果融为一体。在詹姆斯的随笔《小说艺术》（1884）中，有一个关键的句子以现代主义的形式来描写内心世界：
经验永无止境，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