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英格兰文学 [17]
你看到诗人把袖珍记事本收起来，微笑着。
如果诗歌真的能逆转时光，
那么这一切就会发生。
达菲在这首诗中使用的主导意象是倒退播放的电影胶片。我们记得那些模糊的黑白影像，年轻的士兵跳出壕沟，一大片人中弹倒下，就像割草机在草地上除草。想象一下他们复活后的样子。假如他们幸存下来：假如英格兰诗歌没有失去“威尔弗雷德”（·欧文）和“爱德华”（·托马斯）会怎样？不过，鉴于这些诗人至今依然拥有读者，他们其实已经幸存下来，但是大多数牺牲的士兵只会被家人记住，被刻在墓碑或战争纪念碑上。通过回顾往事并向同行致敬，诗歌真的能够逆转时光。
达菲在这首诗的第一段中，还引用了威尔弗雷德·欧文的另一句诗（“为国捐躯——不——是甜蜜的——不——是正确的”）。她在第二段中提到了这些已故诗人的名字，并且描写了受难的战马，以此来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这样的写法与她的一位同行异曲同工：就在达菲的创作期间，儿童文学桂冠作家迈克尔·莫珀戈的作品《战马》被改编成戏剧，在国家剧院成功上演。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中，达菲似乎是在暗指在爱德华·托马斯的尸体上发现的袖珍记事本。当时那个本子没有破损，不过炸弹产生的冲击力弄皱了纸页。是达菲的文字让过去的声音重新复活。
诗歌与逝者对话：“美好且正确”这句话让时光胶片继续回退。这是欧文采用的诗歌标题，源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一首颂歌中经常被人引用的一行诗：“为国捐躯可谓美好且正确。”如果我们查看欧文的原始手稿，会发现还有其他诗人也加入了这场对话。我们在手稿中不仅可以看到欧文本人的仔细修改（在描写中了毒气濒临死亡的士兵时，他先后尝试了“发出咕噜的声音”、“发出咯咯的声音”、“瞪大眼睛看着”、“生命流逝”等表述），而且也可以看到另一位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所做的标记，他帮助欧文进一步完善了这首作品。他们曾经在克雷格洛克哈特战地医院共同接受治疗，以缓解长期战斗带来的精神压力。欧文原本打算使用“致杰西·蒲柏及其他人”或“致某位女诗人”作为这首诗的标题，这足以说明，他批评的对象并非贺拉斯，而是为这个“古老的谎言”辩护的某些现代人士。杰西·蒲柏是那些狂热的爱国诗人之一，她定期在《每日邮报》上发表诗歌，呼吁年轻人加入战斗，前往佛兰德斯的泥沼为国捐躯。在其中一首诗中，她这样写道：
图4“美好且正确”：威尔弗雷德· 欧文的原始手稿，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修订，以及西格弗里德· 萨松的建议：
谁来加入这场游戏，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炽热激烈的战斗游戏？……
谁来听从号令，勇敢“冲锋”？
谁来共赴国难？
谁会坐在看台上旁观？
明知道这并不轻松——没那么简单——
谁又会热切地扛起火枪？
谁宁愿拄着拐杖回来，
也不愿躲起来，错过这场游戏？
“再没有这般纯真”，让菲利普·拉金感慨的是发生在1914年的一幕场景，那些戴着布帽的男人排着歪歪扭扭的长队，准备签名入伍，为国王和国家作战。他们“露齿微笑，仿佛这就是/八月银行假日里的一场消遣活动”（《一九一四》，收录于《降灵节婚礼》，1964）。
当战争爆发时，诗歌能做些什么？欧文有句名言：“重要的是，我并不关心诗歌。我的题材是战争，以及战争引起的悲悯。诗歌存在于悲悯之中。”他和萨松以及艾萨克·罗森博格带着愤怒和悲伤的情绪，讲述了战壕里的真实情形。在他们之后，任何人提及“美好且正确”，总是带着反讽的语气或者含蓄的态度。
在某些方面，他们塑造了战争诗歌的风格，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虽然基思·道格拉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做了令人敬佩的尝试。
对士兵而言，诗歌可以成为一种慰藉，就像丁尼生的《悼念集》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意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的许多士兵背包里都放着一本A.E.豪斯曼的挽歌体诗集《一个什罗普郡的小伙子》（1896）。相比杰西·蒲柏倡导的那种爱国主义理念，诗歌可以提供一种更微妙的爱国形式。以生动的乡村散文著称的作家爱德华·托马斯在被问到为什么加入“艺术家步兵团”（英国的一支预备役部队）时，弯下腰，捧起一抔英格兰的土壤，答道：“为了这个。”战争让他成为一名诗人。由伦敦地铁公司资助的一幅征兵海报用特殊的方式来呈现英格兰的样子（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他们作战就是为了保卫这样的英格兰），它将一幅画着乡村教堂墓地的图像，配上了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罗杰斯描写安逸乡村生活的几行诗句。
在战乱时期，乡村生活的节奏提供了一种稳定、持久的意象。在《马勒》（1916）这首诗中，爱德华·托马斯顺着罗杰斯的那几行诗继续思考，他的话里没有任何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也没有道德说教：“犁铧划过，蹒跚的马儿并排经过/我看着结块的土壤碎裂并翻转。”在创作《正值“打碎列国”之际》（1916，标题暗指《旧约》中的先知耶利米，“你是我的战斧，是我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这首诗时，托马斯·哈代曾有过类似的灵感：
图5“愿望”：一战征兵海报，由乔治· 克劳森绘图，描写乡村生活的诗句出自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 罗杰斯
独自一人耙着结块的土壤
他的步伐无声又缓慢
一匹老马点着脑袋，步履蹒跚
一边前进，一边打盹
欲望的诗歌：约翰·多恩
对于一个严肃而又勤勉的人来说，只有两个主题能引起他的兴趣，那就是性爱和死者。
（W.B.叶芝，1927）
挽歌有两种。一种是为了纪念逝者所作的诗歌，比如约翰·弥尔顿的《利西达斯》。挽歌可以用来纪念某位特定的人物，也可以对丧失和死亡进行更为宽泛的思考。后一类作品最著名的例子是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1751），这是一首标准的五音步（五步抑扬格）四行诗：“晚钟响起，给离去的白昼报丧……荣耀的道路终点却是坟墓。”为悼念其他诗人或挚爱的人所作的挽歌一直是英格兰抒情诗中数量最多的类别之一。悼念诗人的挽歌始于16世纪萨里伯爵对托马斯·怀亚特的缅怀；在此之后，17世纪有托马斯·卡鲁缅怀多恩，19世纪有雪莱悼念济慈（《阿多尼斯》），20世纪有奥登悼念叶芝。为挚爱的人所作的挽歌包括：本·琼生优美的短诗，他将去世的儿子称为他“最好的诗篇”；亨利·金为妻子所写的“悼词”（17世纪20年代）；哈代对妻子的怀念（《1912至1913年间的诗歌》）；以及近期的道格拉斯·邓恩的《挽歌集》（1985）、特德·休斯的《生日来信》1998）和克里斯托弗·里德的《少许》（2009）。
另一类挽歌是爱情诗。“挽歌体”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古典诗歌格律，这种格律时常被用于表达悼念。罗马抒情诗人卡图卢斯、普洛佩提乌斯和奥维德多次利用这种格律来创作爱情诗。因此，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奥维德的作品《阿莫雷斯》译成英语时，他称之为奥维德的《挽歌集》。当我们陷入爱河时，我们会寻求诗歌的帮助：好的诗歌借助让人心跳加速的格律来强化情感的语言表达，这些诗歌中的隐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同时韵脚将不同的词语联系起来，就像亲吻一样。因此，奥维德式的、以性爱为主题的诗歌成为一条贯穿英格兰文学的脉络，从莎士比亚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1593）到济慈的《圣阿格尼斯之夜》（1829），再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精灵集市》（1862），以及此后的一些作品。
16世纪90年代，挽歌成为一种流行的诗歌形式，受欢迎程度不亚于表达爱情的十四行诗。在约翰·多恩的一首挽歌中，我们读到了他关于爱人身体的奇特的性描写：
请准许我游走的双手，让它们行动，前面，后面，中间，上面，下面
噢，我的亚美利加！我的新大陆，
我的王国，独自占据才最安全，
我的宝石矿：我的统治权，
我是多么幸福，能够发现你！
达成这些契约，就等于获得自由；
我的手所到之处，都盖上我的封印。
完全赤裸！所有的欢乐皆因有你，
如同灵魂脱离躯壳，肉体也必须脱离衣物
为的就是品尝全部的欢乐。
（《致他上床的情人》）
多恩先是抓住情人的强烈感受，然后跳到一边对此进行思考，并且以非凡的创造性和复杂性，借助哲学化的语言来表达这一主题。多恩的门徒亚伯拉罕·考利写了一首诗，将爱人的心比作手榴弹，约翰逊博士对此评论道，考利将“纷繁杂乱的想法用蛮力强行拼凑在一起”。
诗人之中，当数莎士比亚作品的个人色彩最为淡薄：即便在四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没人能找出隐藏在他的十四行诗背后的个人经历——如果真的有相关经历的话。相比之下，多恩的作品表现出他的个性。他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以自身经历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重要作家。直到两个世纪后，华兹华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才以类似的方式，将个人生活作为首要主题。此外，多恩也是以文人身份书写私密信件且信件流传至今的第一人。以他为传主的一本传记是最早的一批英语传记之一，由艾萨克·沃尔顿在他去世后不久完成。多恩一生中有过多次戏剧性的转变，这使他成为理想的传记对象。
1573年，多恩出生于一个拒绝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家庭：他的母系祖先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其宗教地位不亚于殉教的托马斯·莫尔爵士。他的兄弟因为庇护一位天主教神父而遭到拘捕，最终死在狱中。多恩本人12岁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原因不是因为他从小智力过人（尽管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他想要在16岁（到那时他将不得不宣誓效忠女王并支持英国国教）之前拿到学位。二十多岁时，多恩已经和他的天主教出身划清了界限，并成为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爵士的私人秘书。但他随后爱上了埃杰顿爵士年仅十几岁的侄女，并与其秘密成婚。他因为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