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英格兰文学 [16]
断裂、碎片化、打乱时间序列、抛开传统的要求和修饰：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现代时期的上述特征，这对于20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造成了重大影响。T.S.艾略特的《荒原》（1922）是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文本——其草稿经庞德修改。这部作品是一堆破碎的意象，是以战后世界的废墟作为背景的一些残缺片段，是一座杂糅各种声音的巴别塔，这些声音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诗人自身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崩溃。然而，这部作品同时也向西方诗歌的古老传统表达了敬意，其创作思路正如庞德所言，“尽可能多地接受各位优秀艺术家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要处理得体，要么直接承认这些影响，要么努力将其隐藏”。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才被用来指代意象派以及受其影响的一些文学运动，比如由脾气暴躁的温德姆·刘易斯在战争期间提出的“漩涡主义”。当时有两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和劳拉·赖丁针对意象派提出批评。希尔达·杜利特尔认为，虽然古希腊抒情诗的奠基者萨福现存的作品只是一些残缺的片段，但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残缺的片段也就意味着内容不全，意义晦涩，让人产生共鸣又难以捉摸，这样的片段要比一首完整的诗歌更加优美。庞德把这一理念发挥到极致，创作了一首故作残缺的抒情诗《莎草纸》，收录于诗集《五年》（1916）。格雷夫斯和赖丁对此不以为然：
当现代主义诗歌，或者说就在前不久冒充现代主义诗歌的那些作品，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以至于像下面几行这样的文字：
莎纸草
春天……
太漫长……
贡古拉……
都被当作一首诗歌来严肃对待，那么崇尚平实的读者和坚持规范的评论家就有理由提出质疑，那些所谓的“现代主义”作品（有人使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谴责，也有人表示赞同）让他们感到畏缩。贡古拉究竟是什么？是人名？是某个城镇的名字？是种乐器？是业已弃用的植物学术语，意思是“孢子”？还是说，这只是个拼写错误，作者实际上想用的词是“贡戈拉”？贡戈拉是一个西班牙诗人的名字，它还衍生出另一个词“贡戈拉风格”，意思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华丽文体，又被称为‘过度风格’”。还有，为什么是“纸草”？……但凡信赖常识的读者都会避开上述问题，以免因为过度阐释而羞愧难当，他们将退回到更有把握的内容。
（罗伯特·格雷夫斯和劳拉·赖丁，
《现代主义诗歌概论》，1927）
意象派反对浪漫主义晚期（也就是所谓的“乔治时代”）诗歌的华丽文风，这些诗歌往往以乡村景物作为题材。而格雷夫斯和赖丁却又反对意象派诗歌。作为替代，格雷夫斯声称他支持另一种诗歌传统，后者以具有英格兰特色的诚挚情感为主题，托马斯·哈代的诗歌作品在他看来是这一传统的代表。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英格兰诗歌被卷入到一场争斗当中，一方是哈代提出的“情感的真实声音”，另一方则是现代主义诗人对于难度和实验性的坚持。
第六章 英格兰诗人
桂冠诗人
总体上，文学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无声且孤独的体验，但过去的情形并非如此。古代的吟游诗人并不是用书面形式来记录诗歌，而是熟记和复述那些作品。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人们为了活跃旅途气氛，以诗歌的形式来分享彼此的故事。《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故事背景是圣诞节的一场盛宴，它的作用就是供人们消遣，好度过漫长的冬夜。乔治·赫伯特和威廉·布莱克将他们的诗歌配上了乐曲。
从本质上来说，戏剧体诗歌突出听觉效果，并且具有群体性。抒情诗最初以歌唱竞赛的形式出现。在古希腊，获胜的诗人（和获胜的运动员一样）会戴上月桂枝编成的花冠，而月桂树是献给诗神阿波罗的圣树。这就是“桂冠诗人”一词的起源。颂歌（表达赞美的诗歌）和挽歌（表达哀悼和纪念的诗歌）都是早期的抒情诗类别。通过创作的颂歌和挽歌，诗人有机会得到资助，这是在真正的文学市场于18世纪产生前，支持他们从事艺术创作的唯一途径。
莎士比亚发家致富，靠的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在商业化剧团中所占的股份。此前没有哪个英格兰诗人能靠出版业发财，直到1714年亚历山大·蒲柏和出版商伯纳德·林托特公司达成一项史无前例的交易，以每卷200几尼的价格翻译六卷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蒲柏还从出版商那里免费得到了750套已经有读者预订的译本，这些读者预先支付的费用也都归蒲柏所有。
按照零售价格指数来换算，蒲柏翻译这本书得到的收入约等于现在的二十万英镑；如果按照平均收入指数来换算，相当于21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万英镑。这笔钱的大部分被蒲柏用于购买了一套位于特维肯汉姆的漂亮别墅，蒲柏还在那里新建了一座精致的花园。
埃德蒙·斯宾塞的史诗传奇《仙后》（1590-1596）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第一部民族史诗。他从当地的亚瑟王传说中汲取素材，借助伊丽莎白时代最擅长的融合艺术，将这些素材与古典作品产生的影响（奥维德的神奇变形、维吉尔的严肃主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诗中的浪漫纠葛（特别是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以及他本人的创新结合起来。崭新的骑士形象取代了原先的朗斯洛、高文和其他人物：红十字骑士，他显然是新教版本的圣乔治；谷阳爵士，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阿克拉西亚的妖冶女巫，但他不为所动，展现出自我节制的美德；布里弢玛特，她是个男装打扮的女勇士，这样的人物设定显然是为了讨好伊丽莎白女王；阿西高，他一直在寻求正义，他的同伴是挥舞连枷的壮汉塔鲁斯（这个人物形象的寓意是，对于爱尔兰的叛乱决不妥协）；卡利道埃爵士，他发现乡村居民表现得彬彬有礼；亚瑟本人则骑马赶到，在危急时刻施以援手。这首诗的出版并没有让斯宾塞发财，但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给了他特殊补助。
正如之前的乔叟和约翰·斯凯尔顿（亨利八世的老师）以及之后的本·琼生和威廉·戴夫南特，斯宾塞是一位非正式的桂冠诗人。1668年，以文雅著称的查理二世将这一称号授予约翰·德莱顿，桂冠诗人从此成为正式的王室职位。一年前，约翰·德莱顿为了讨好王室，出版了英雄史诗《奇迹之年》，这首诗描写了发生在1666年的两件大事：第二次英荷战争（敌军舰队沿着梅德韦河溯流而上）和伦敦大火。当时来自清教徒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两件大事是神的警示，查理政权以及当时的道德风气已经触怒了神祇。德莱顿对此做出回应，一方面他将这些事件解读为神圣的奇迹救赎模式，认为当前的灾难实际上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将国王描写成一位英雄，亲自来到市区参与灭火工作。
1685年，查理二世的弟弟、公开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继位，德莱顿采取权宜之计，改奉罗马天主教。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随着新教君主威廉和玛丽的到来，德莱顿失去了他的王室职位，由辉格党诗人兼剧作家托马斯·沙德韦尔继任。沙德韦尔是第一个被后世嘲讽为二流政客的桂冠诗人，在他之后此类名单还有一长串。德莱顿在《弗莱诺克之子：一部描写真正纯粹的新教诗人T.S.的讽刺作品》（1682）中嘲讽了沙德韦尔；亚历山大·蒲柏在针对拙劣作家的讽刺史诗《愚人传》中，将他称为“沙*韦尔”。
浪漫主义强调作家的个人情感。典型的例子就是威廉·华兹华斯，他决定写一部关于自己的思想发展而不是关于英国历史或天堂之战的史诗，这实际上就是诗歌的私人化。济慈创作颂歌，并不是为了讨好君主和潜在的资助者，而是因为希腊古瓮、忧郁的情绪、夜莺和秋天。如果诗人真的有社会角色，那就是做一个在荒野中疾呼的预言者（布莱克和雪莱都这样看待自己），而不是成为君主和民族的官方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当罗伯特·骚塞于1813年接受桂冠诗人这一称号时，拜伦和哈兹里特这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感到沮丧的原因。骚塞曾为法国大革命辩护，同时与柯勒律治合作，他们试图推行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萨斯奎哈纳河岸边建立一个奉行自由爱情的乌托邦社区。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让桂冠诗人这一称号重新获得了尊重，他的声音清晰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氛围。他在华兹华斯去世后成为桂冠诗人；四年后，他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发生在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战斗中轻骑兵的惨烈冲锋。几分钟之内，他就创作了一首诗歌，韵律用的是模仿战马奔驰节奏的扬抑抑格：“一英里半，一英里半”——重读、弱读、弱读；重读、弱读、弱读——“向前冲了一英里半”：
全都进了死亡之谷
六百人策马狂奔
“冲锋，轻骑兵！准备开火！”他命令：
六百人策马狂奔
冲进了死亡之谷。
这首诗一方面批评了最高指挥部（“有人铸成了大错”），另一方面赞扬了轻骑兵的勇气，起到鼓舞人心的效果。像许多令人难忘的直面死亡的英格兰诗歌一样，它引用了1611年钦定本《圣经》中的第二十三首赞美诗：“是的，我走过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山谷，但是我并不惧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
不过，对于丁尼生来说，这样的公共诗作远远没有他表达个人哀思的抒情诗来得重要。比如，收录于《悼念集》（1850）中的一系列经典挽歌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抒情诗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带有史诗风格的心路历程。《冲锋，轻骑兵》是一首广受欢迎的作品，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面对着黑暗的时代，长于思考的他们从丁尼生为挚友亚瑟·哈勒姆所作的那些令人心痛的挽歌中，发现了更深层次的价值。“《悼念集》带给我的精神慰藉仅次于《圣经》。”维多利亚女王在阿尔伯特亲王过世后如此说道。
到了现代，抒情诗时常成为作者与自己辩论的手段（这是叶芝的话，同时也适用于特德·休斯和杰弗里·希尔），或者用来“减轻个人对于生活的微不足道的抱怨”（艾略特在描述《荒原》时的自谦之辞，对于菲利普·拉金来说，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座右铭）。极少数情况下，也会出现严肃的、质量上乘的公共诗作。此类作品通常表现出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诗人从局外人的视角进行创作，或者表现出对于底层民众的同情。托尼·哈里森在1984-1985年矿业大罢工后所作的诗歌《V》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应地，现代诗人不太愿意接受桂冠诗人这一公共角色带来的负担。
战争引起的悲悯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国家的上空始终回荡着挽歌的旋律。
（杰弗里·希尔，1981）
偶尔，诗人也有可能代表整个民族发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