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英格兰文学 [11]
直到18世纪后半叶，英格兰文学才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18世纪40年代晚期，当亚当·斯密接受邀请在爱丁堡开设关于“修辞学和纯文学”的系列公开讲座时，他打破传统，不仅用英语演讲，而且除了照例援引古罗马文本外，他还使用本地语言作为例子，来分析修辞技巧和优秀作品。1760年，当休·布莱尔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修辞学与纯文学教授时，他沿袭了斯密的做法。布莱尔退休后出版了他的讲稿，此后这些讲稿又衍生出多个版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布莱尔的讲稿被认为是文学批评的学术性标准导读。这些讲稿在美国尤其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只有信奉英国国教的人才能进入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拉丁语是这里的教学语言，并且课程大纲中的人文学科部分仅限于古代文明。因此，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或者说“持异议者”）建立了自己的学院，他们用英语来教授“纯文学”。当约翰·艾金于1758年接受沃灵顿学院纯文学导师一职时，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教授如今被称为英格兰文学的课程。他的女儿安娜·利蒂希娅·艾金（婚后改姓巴鲍德）长大后成为颇受欢迎、颇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编辑。她为法国大革命进行辩护，积极提倡废除奴隶贸易，并且还是一位重要的早期小说研究者。1810年，她出版了选集《英国小说家》，共五十卷。在确立英格兰小说的常备篇目方面，这部选集所发挥的作用胜过其他任何一部著作。
约翰·艾金在沃灵顿学院的继任者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是个激进的神学家和科学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因此，英格兰文学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与不信奉国教者、教育的民主化改革，以及反对知名大学的精英主义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就这一点而言，约翰·弥尔顿成为最受尊崇的英格兰诗人是件好事，因为他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宗教史诗《失乐园》，而且还用散文体写了若干专论，一方面为出版自由进行辩护（《论出版自由》，1644），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的权利进行辩护，支持他们废黜统治者（《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
新的学科也给女性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在普里斯特利离开沃灵顿后，纯文学教职由信奉唯一神论的牧师威廉·恩菲尔德接替。他出版了一部选集《演说家》（1774），副标题声称其中的文章“选自英格兰最优秀作家的各类著作，按照适当的主题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帮助年轻人提高阅读和演说能力”。这部选集后来成为全国学校——包括女校和男校——教授英语辩论术和演说术的标准教科书。1811年，安娜·巴鲍德出版了姊妹篇《女性演说家》，专门针对年轻女性。
恩菲尔德把文学分为几大类：叙事作品、说教类作品（比如亚历山大·蒲柏用押韵对偶句创作的《人论》中的一些片段）、一般演说和情绪激昂的长篇演说（政治演说，一部分选自现代议会，其余选自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话（大部分选自戏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描写（尤其是18世纪的田园山水诗）和“感伤”的作品（激发人们强烈感情的片段，绝大部分选自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一些选自现代作品，比如《项狄传》中的约里克之死）。他认为，深入学习这部厚达四百页的作品选集有助于学生扩大词汇量，让他们变得口齿伶俐，同时也能陶冶他们的情感，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
恩菲尔德为维赛斯莫“·诺克斯所说的通识教育”打下了基础，诺克斯完成了一部类似的选集（《典雅片段》，1783）。通识教育的受益者并不是直到20世纪还在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的统治阶级，而是不信奉国教的中产阶级、女性、工人阶级（得益于激进的宪章运动教育改革计划和更为保守的工人学堂），以及殖民地属民（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教育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演说术的传授和英语学科的诞生是为了让语言用法和道德观念保持一致。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英格兰文学同时也是自由思想的大熔炉，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来源。这些人具体包括：反对派学院中的不信奉国教的学生、维多利亚时代劳动阶级中的自学者、第一批进入大学学习的女性、像甘地和尼赫鲁那样的殖民地属民，以及20世纪中叶北方工人阶级文法学校里的男女学生。
公共领域内的批评：约翰逊博士
对于英格兰文学作品的详尽分析并非始于教育体系，而是始于通常所说的“公共领域”——这是都市社会特有的市民领域，或者说“文雅”领域，兴起于18世纪，在报纸和咖啡馆的新兴环境中得到蓬勃发展。
有些人把约翰·德莱顿称为英格兰文学批评之父。17世纪晚期的王政复辟时期，他借助序言、随笔、戏剧和诗歌创作，开始自觉地让英语写作变得现代化和经典化。在这些作品中，他提出了一些用于论辩的术语。古代作家和现代作家、本土作家和欧洲大陆作家、素体诗和韵文，他（它）们各自的优点是什么？“艺术”和“自然”这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换句话说，如何才能达到逼真的效果？什么因素最终构成了优秀的作品？德莱顿把弥尔顿的《失乐园》改编成戏剧《纯真状态》（1677）。在这出戏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文学批评指的是可用于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发掘作品中那些能让理性的读者感到愉悦的优点。”
在约瑟夫·艾迪生主笔的《旁观者》（1711-1714）和理查德·斯梯尔主笔的《闲谈者》（1709）中，文学风格问题总是与关于民族身份和绅士行为的争论联系在一起。得益于莎士比亚妇女俱乐部（18世纪30年代）和蓝袜社（自18世纪50年代起，由伊丽莎白·蒙塔古主持）的出版物所产生的影响，生活条件优裕的女性也加入到这场讨论中。不过，在18世纪后半叶公共领域内的文学论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约翰逊根据几条简单明确的原则来评判书的优劣。“除了以合理的方式来再现普遍本质之外，没有什么因素能够取悦大部分读者，并且长时间地取悦他们”（《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写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读者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说，更好地忍受生活”（评索姆·杰宁斯的《论恶的本质与起源》）。“这部作品高度展现了作者最吸引人的两个特点：使新颖的事物变得耳熟能详，使耳熟能详的事物变得新颖”（《亚历山大·蒲柏的生平》）。约翰逊的语言强劲有力，这使得他的观点听起来很有分量。
约翰逊是书商之子，因为无力支付学费，他被迫从牛津大学辍学。职业生涯伊始，他在一所小学担任校长。后来学校无以为继，他带着学生大卫·加里克从利奇菲尔德步行至伦敦。加里克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或许是所有时代）最优秀的演员。约翰逊对他大加赞赏，然而他对戏剧总是心存疑虑。原因之一是这位从前的老师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他本人靠自己的创作难以在格拉布街谋生，然而他的学生却可以在舞台积累财富，并且获得前所未有的盛名。另一个原因则是加里克浮夸的表演风格与约翰逊本人正直、诚挚的美德有所冲突。
约翰逊曾经翻译过一本游记，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在序言中他指出，这篇游记表明，每个民族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每一个群体中，我们都会发现“善与恶的混杂，激情与理智的冲突”。约翰逊一直在坚定地追寻着美德和理性，同时，他并没有否认自己也有恶劣行径，没有否认激情的力量。他知道人类需要道德和精神的指引，但他同时承认我们的身体欲望也具有力量。
艾迪生在《旁观者》和斯梯尔在《闲谈者》之后都不再从事同一体裁的创作，而约翰逊靠着一己之力，让散文这一体裁重新焕发生机。他每周两次（周二和周六）在《漫游者》上发表文章，主题涵盖书籍、政治、道德和生活等方面。作为一名隶属于高教会派的英国国教徒，他在祷告和沉思中表现出深切的谦卑，尽力安抚自己的良知和忧郁，最终他在耶稣的话语中找到了个人慰藉和政治智慧。他以《登山宝训》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关于权利的理论，在此过程中他激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作为名人，他受邀回到牛津访问，结果却在餐后致辞中提议，“为了西印度群岛上的下一次黑人起义干杯”，这番言论让在场的学者感到震惊。他还将这些原则贯彻到私人生活中，把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带回家中，并且始终关爱着他们。在遗嘱中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弗朗西斯·巴伯，我的男仆，一名黑人”。
约翰逊是个极其勤勉的人，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亚当斯［牛津大学学者］但是，先生，您怎么可能在三年之内完成这项工作？
约翰逊先生，我毫不怀疑我能在三年之内完成。
亚当斯但是拥有40名成员的法兰西学术院花了40年时间才完成他们的词典。
约翰逊先生，本来就是这样。这是比例问题。让我来算算：40×40=1600。3∶1600，这就是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英语词典》耗费了约翰逊八年的时间。但他不会像平常那样责备自己过于懈怠。
他一完成《英语词典》就立即投入到一项新的工作中，那就是新版集注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约翰逊所处的时代，法国人的艺术准则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约翰逊用英格兰的常识做出回应。法国人纠结于艺术准则，而约翰逊提出的唯一标准就是要忠实于生活。伏尔泰曾指责莎士比亚把悲剧和喜剧、国王和小丑混在一起。约翰逊答道，这就是生活：
严格意义上，或者从批评的角度来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并不是悲剧或喜剧，而是一种特别的创作；这些戏剧展现出尘世的真正面貌，人生的善恶悲喜有着无尽的比例调配和组合模式……就在同一时刻，狂欢者饮酒作乐，哀悼者葬友伤怀。
在约翰逊的一生中，他经历了金融投机、前所未有的消费支出和报业的极度繁荣。作为一股新生力量，报业催生了名人文化：漫谈专栏不停报道着女演员和交际花的一举一动，此时加里克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明星演员。同时这也是一个政治辩论十分激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