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英格兰文学 [12]
我们在约翰逊博士的生平经历和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许多特点，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些特点构成了所谓的“英格兰性”，具体包括：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对莎士比亚的仰慕、对欺凌和指使的拒斥、对幽默和滑稽的强调、古典风格的优秀演员、对漫谈的喜爱和对个人生活中的古怪现象的兴趣（约翰逊的《诗人传》把文学批评和传记结合起来，成为此类作品的先驱）、强劲有力的观点和忧郁的现实主义，以及对于喝茶的由衷喜爱。19世纪和20世纪的公共领域为文学辩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一条脉络清晰可见：从弗朗西斯·杰弗里在《爱丁堡评论》（1802年创办）上发表的文章，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马修·阿诺德和沃尔特·佩特，再到20世纪20年代T.S.艾略特的《标准》杂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发表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奥威尔为BBC所做的广播节目，一直到A.阿尔瓦雷斯在《观察家报》（1956-1966）上发表的诗歌和诗歌评论。这些人物都是文学观念的塑造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本身就是作家；这就意味着，按照德莱顿和约翰逊的批评传统，他们属于权威人士。在21世纪，传播媒介转移到网络空间，博客和读者在线评论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成为评论家，并且这些空间向所有人免费开放。如此一来，对于权威观念的尊重明显不如以往。某种意义上，这是18世纪产生于咖啡馆中的民主化进程的延续；另一方面，这也代表着约翰逊式的公共领域理念的失败，后者需要常识和核心道德观念作为支撑。
美学和历史
1774年，不信奉国教的伦敦文人威廉·肯里克提议成立“一所公立学院，致力于研究英语并展示英国文学”，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直到19世纪早期，大学才正式开设关于英格兰文学的课程。这类课程的先驱是诗人兼哲学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英国国教乡村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剑桥大学）以及思想激进的记者威廉·哈兹里特（不信奉国教派牧师的儿子，毕业于伦敦哈克尼区不信奉国教者主办的一所反对派学院）。在摄政时期（1811-1820），柯勒律治和哈兹里特做了几次相互较劲的讲座。柯勒律治的讲座地点在伦敦市中心皮卡迪利大街旁的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这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场所；而哈兹里特的讲座地点在泰晤士河南岸较为破旧的萨里学会，这是属于不信奉国教者的地方。
柯勒律治对于文学理论非常感兴趣，他所理解的理论指的是“美学”，这是一种关于美的新哲学，18世纪晚期兴起于德国。柯勒律治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改写自德国思想家。比如，他从A.W.冯·施莱格尔那里得到这样的理念：根据新古典主义原则创作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机械的”作品，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应该是“有机的”，这样的作品形式源自内部，而不是外在原则。
配合自己的讲座，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发展了他的文学理论。“想象力，或者说融合性的力量，”他在书中提出，“是所有的人类感知共同具备的鲜活的力量，同时也是人类感知的主要中介。”所谓的“融合性”指的是将不同事物融为一体的力量。因此，柯勒律治所说的想象力指的就是“在有限的头脑中不断重复‘我是’这一具有无限可能的永恒的创造行为”。他把诗歌定义为推到极致的想象力：
在完美的理想状态下，诗人将激活人的整个灵魂……他散播一种关于整体性的看法和精神，这种整体性不断地混合、融汇，将个体联合起来，它依靠的是一种合成性的、魔法般的力量，我称之为“想象”。这种力量……表现在它能够让对立的或不和谐的属性变得均衡或达成一致：同一和差异，普遍和特殊，理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奇特的新鲜的感觉和原有的熟悉的物体，非同寻常的情感和非同寻常的秩序，永远保持清醒的判断力以及始终不变的冷静态度和深切的或强烈的感受。虽然这种力量将自然和人工融为一体，但它依然重视自然胜过艺术；强调言之有物而不是矫揉造作；我们对于诗歌的支持胜过我们对于诗人的仰慕。
（《文学传记》，1817）
柯勒律治创造出“实用批评”这一术语，指的是用这些严苛的原则来对诗歌进行分析。一个世纪后，I.A.理查兹将这种做法变成了颇有影响力的剑桥学派英语研究的核心特征。要对诗歌和散文片段进行细读，评判的依据是这些作品是否将对立的或不和谐的属性变得均衡或一致，是否将非同寻常的情感和非同寻常的秩序融为一体。只有那些能同时表达矛盾属性并找到某种复杂的化解办法的作品，才算是最优秀的作品。理查兹最出色的学生威廉·燕卜荪能在莎士比亚或约翰·多恩的某个文本中找出《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
哈兹里特的讲座《论英格兰诗人》（1818）同样使用美学术语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这启发了当时坐在听众席中的约翰·济慈，他后来提出“消极感受力”的说法（“这指的是人能够处于某种不确定状态，或经历神秘体验，或感到疑惑，但又不至于心烦意乱地追寻事实和理性”）。但是在次年所做的另一系列讲座《略谈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文学》（1820）中，哈兹里特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把文学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他认为，16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异常繁荣，首要原因是宗教改革“推动并促进了思想发展，激发了整个欧洲范围内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将《圣经》翻译为本地语言“是这项重要工程的源动力”。在宗教改革的同时，经典作品开始复兴：“大约在同一时期，渴求知识的人们怀着热切的心情来研究丰富、迷人的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诗歌。这些作品被译成英语，仰慕这些作品的平民百姓由此得以了解其中的内容。”“这一时期对于人们的思想产生特殊激励的另一个因素，”哈兹里特继续说道，“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人们所读到的航海记录和旅行记录。”随后，公共剧场诞生了：“舞台是个新生事物；为了满足舞台的需要，那些剧作家充分利用了他们可以得到的一切素材。”哈兹里特很喜欢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所表现出的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折衷主义风格，它们以欢快的方式将高贵和低贱、诗歌和散文、国王和小丑融为一体。
新教思想诞生时的剧痛、古代文明的重新接受、地理视野的拓展以及戏剧这一全新的职业，都是造就16世纪英格兰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因素。但哈兹里特又补充了第五个要素，并且试图将前四个要素都纳入其中：他声称“这个国家的自然天赋”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那样绽放出完整的、耀眼的、属于它自身的光彩”。
和其他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相比，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的英格兰更具自身特色，这种说法与人们对于女王的狂热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她被认为是英格兰历史上功绩最为卓著的君主。与此同时，这种说法时常被用来激励或告诫当前的英国政府。18世纪30年代，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他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首相）的反对者采取一种怀旧的政治策略，用伊丽莎白时代的例子来支持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为英格兰在海外的土地利益进行辩护，认为这比贸易利益更加重要。哈兹里特的政治视角与此有着明显不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以及英国政府在滑铁卢战役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讲座就在这一时期举办）所采取的极端保守的政策让他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才会怀念过去那种摆脱专制的政治自由，他认为宗教改革就是这种自由的代表。
和大多数使用爱国主义辞藻的人相比，哈兹里特显得更加谨慎。他在描述民族特性时，用上了“或许”和“但愿我的话不算是冒犯或奉承”这样的表述。他很清楚，提出英格兰人具有自然天赋这样的观点意味着要给出一套不同于事实的解释。与罗马产生了决裂；古典作品被译成了英语，英格兰接受了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德雷克和罗利完成了远洋航行；伯比奇剧团建造了他们的剧场。但是，民族特性需要被创造出来。民族本身也是如此。或许更真实的说法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为这个民族创造出一种特性，而不是先有民族特性，然后这种特性才创造出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
自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对古希腊诗歌和戏剧进行理论阐述以来，文学的定位始终介于哲学和历史之间。像柯勒律治这样具有哲学思维的文学评论家，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特征和象征逻辑；像哈兹里特这样具有政治思维的文学评论家，更感兴趣的是文学作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或抵制他所说的“时代精神”。柯勒律治和哈兹里特两人开启了“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批评论战，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一对立关系出现在文学领域内的多次“理论之争”中。
在柯勒律治和哈兹里特的讲座过去十几年后，马修·阿诺德在评论文章中提出，文学批评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将三种不同的动力结合在一起。第一种动力是保持中立态度的形式主义：“观察某物时，当如其本真所是。”第二种动力是历史性的评判：“根据它们对某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或者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来评判书籍。”更具争议的第三种动力是“文化”对于“庸俗风气”的荡涤。阿诺德大力鼓吹“文化”（对他而言，这不仅意味着“高雅严肃”的内容，而且也包括趣味和思想自由），同时反对“庸俗风气”（自满的道德说教、自以为是的地方观念）：“要学习并推广那些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作品。”
从作者到读者
“我希望聪明的年轻诗人能够记住我关于散文和诗歌的简单定义，”柯勒律治在《席间谈话》的某条记录（标注的日期是1827年7月12日）中这样写道，“散文——按照最佳次序进行排列的文字，诗歌——按照最佳次序进行排列的最佳文字。”如果作家花费大量心血来选择最佳文字，并且按照最佳次序进行排列，那么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时，就要特别注意作者的措辞。学习英语的学生还要确认，他们所阅读的文字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