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腐败 [3]
第二章 腐败何以成为问题？
腐败以多种方式对个人、群体和组织（包括国家）造成冲击。其负面影响，许多显而易见，另一些则相对隐蔽。为使叙述更清晰，这里分别从社会、环境、经济、政治—法律、安全以及国际影响诸方面进行考察；在现实中，某些腐败行为一般会同时在多个领域造成影响。
社会
腐败通过无数方式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这里不得不有所取舍。其中一个是对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产生影响。在2013年5月于华盛顿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乌干达反腐联盟执行主任声称，2012年在乌干达发生了一件丑闻，巨额养老金因腐败被窃取；如果这些钱用在刀刃上，将会雪中送炭，使3万多名小学教师或4.6万名警察的工资提升50%，或者能提供近1800万支抗疟疾药剂。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腐败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就在于它会减少援助，因为有捐赠意向或借款意向的人，看到某些国家的精英似乎把大部分资源都中饱私囊，则要么会终止提供资金，要么会拒绝提供。不幸的是，通常社会上最贫困的人群受此危害最甚。
腐败很容易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在社会中让人们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之别。精英和大众之间的鸿沟本来没有那么大，却往往被拉得很大，因为人们感到，腐败官员以牺牲普通国民为代价侵占了国家的财富（纵向裂痕）。同时，腐败也会扩大国民自身之间的分裂（横向裂痕），因为那些不愿或无力行贿以获取所需的人，会对能够且的确行贿的人充满憎恨。
一个相关的事实是，腐败会加剧不平等。如果不平等看起来基于功绩，即使程度较高，许多国民也会在合理范围内加以容忍；但如果优质工作和晋升的获取更多地基于私人关系和贿赂，就会受到憎恨。如果不断拉大的不平等再伴以更高程度的贫困，问题就会恶化，而事实往往正是如此。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于1998年发布的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分析中，作者们研究了30多个国家长达18年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表明腐败程度的加剧不仅会拉大收入差距（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也会加深贫困程度。贫困与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健康状况息息相关，因此腐败会直接影响人的幸福。
如果腐败意味着对国家及其官员越来越不信任，就会普遍出现“向家庭回归”和对亲情日益依恋。这种现象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强化的“亲友”认同会减少社会资本，加大社会群体之间的疏离，从而导致族群冲突。
高度腐败以及随之产生的对国家缺乏信任，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安全感。比如，公民如果由于腐败问题而不信任执法官员，就会不太愿意向当局报告犯罪行为，也不愿与当局合作；这通常导致犯罪率更高，从而使公众产生更强烈的不安全感。
由于腐败，官员们自身可能会感到更不安全。如果政治精英决定重拳反腐，即使是正直的官员也会感到不安，因为当前不算腐败的行为未来可能会归为腐败并受到相应惩处；这会让他们在履行常规和正当职责时犹豫不决，甚至完全拒绝履行。在理想的法治国家，任何立法都不会溯及既往，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但在当今，即使是在西方，也少有国家严格遵循法不追溯这一观念。
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数十年中都不存在真正的有产阶级，没有哪个群体有合法资金投入新生的市场化、私有化经济中，由此导致其早期的转型过程更为艰难。在此情形下，腐败有助于催生一个新的富裕的资产阶级，但这是以不正当收入为前提的，破坏了这一新生阶级及其观念的公众基础。
某些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有组织犯罪中发展势头最迅猛的，是与网络犯罪相结合的人口贩卖。在这种现代奴隶制中，若非有腐败官员共谋，被贩卖人口的规模不会如此之大。非洲国家中，尼日利亚的许多妇女被卖往欧洲从事卖淫活动，尼日利亚因而成为主要的受害国家；奥西塔·阿格布详细分析了腐败官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除了在人口贩卖中发挥作用，腐败官员还会在武器贩卖中成为同谋，而武器贩卖会增加谋杀率，成为恐怖分子的帮凶。由于卷入武器贩卖，孟加拉国两名政府部长于2014年被判处死刑。
腐败会危及人的生命，其表现有多种形式，其中之一与洪水有关。树有许多好处，比如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在某些国家，腐败官员为了得到贿赂，往往会对河岸沿线砍伐树木的行为视而不见。这种砍伐有时会导致暴雨之后河岸崩塌，河边建造的房屋院落被毁，许多生命由此葬身于洪水。
腐败危及生命的另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与建筑行业相关。有些建筑和安全监理人员由于受贿而无视行业中的玩忽职守，包括使用劣质材料；他们已经因不合标准的建筑产品造成人员伤亡而受到控告。其中一个特别严重的例子是2007年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建筑倒塌事件，造成35人死亡，当地官员的大面积腐败由此受到指控。鉴于近年来埃及其他城市发生了更多的类似案例，埃及当局显然任重道远；2013年1月，亚历山大市的一幢公寓楼倒塌，至少24人丧生，再次引起对腐败问题，包括对埃及住宅部部长的严厉指控（图2）。就死亡人数来说，更严重的事故是1995年韩国首尔一座百货大楼的倒塌，造成502人死亡；最终，倒塌原因被部分归结于两名市政建筑监察人员的腐败，他们被判在大楼建造阶段犯有受贿罪。
图2 2012年埃及的一幢建筑倒塌，19人丧生，据称由腐败导致
目前为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狭义腐败（即涉及国家官员）的负面影响。21世纪，公众已经对广义腐败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变得远为敏感。随着西方国家的公司前仆后继地（仅举几例：美国安然、美国世通、意大利帕玛拉特、德国西门子、澳大利亚小麦局）被曝行为不端，包括行贿和给予回扣以获得海外订单，公众对商业企业的信心轰然瓦解。许多人坚持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公司行为不端，并视其为重大经济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社会影响恶劣，波及就业和养老金体制。
关于腐败的报道也会对公众产生负面影响，它会强化普遍的失望感甚至绝望感。然而，很难确定多少数量的报道、什么类型的报道才是最恰当的；套用一句老生常谈，对媒体来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2]，极少有记者能自我克制，不去尽可能多地报道丑闻，不论相关指控有没有经过彻底调查。对腐败不负责任的报道会让民众怀疑媒体的“看门狗”角色，这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有害的。
环境
环境大概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长期问题。不幸的是，腐败通常会使这个领域已经存在的问题复杂化。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说法，与环境相关的腐败包括：
实施环境项目时的侵吞公款，发放自然资源开采许可或执照时的大型腐败，以及执法人员的小额受贿。
该办公室还指出了最容易发生腐败的领域：林业、石油开采、濒危物种贩卖，以及有毒废料处理。
全球许多木材生产和出口巨头，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都经历过严重的环境破坏，原因就在于腐败官员纵容非法砍伐。有人声称，近年来世界上产出的木材，有一半以上是非法砍伐得来的，其中多数都涉及贿赂和腐败。
至于濒危物种，2011年，致力于阻止野生动物贩卖的非政府组织“自由土地”的负责人声称，该组织在反贩卖项目上遭遇的首要问题就是腐败，尤其是高层次腐败。腐败会间接导致各种野生物种的灭绝。
经济
对于腐败造成的影响，研究和报道最多的是经济方面。在199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份被频繁引用的报告中，经济学家保罗·莫罗反驳了一些人在1960年代提出的主张，即腐败（比如向官吏交纳疏通费或者说“加急费”以更快获得许可）实际上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基于大量数据，莫罗将多个国家的增长率和对该国腐败程度的主观评估进行对比，得到的结论是腐败会阻碍投资，反过来又会降低增长率。虽然有人对此主张提出了质疑，多数观点仍然认为莫罗基本上是正确的。
比如，在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魏尚进[3]认为腐败率越高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越低，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会因腐败而止步。
一国若留给外界高度腐败的印象，要获准进入某些国际“俱乐部”，尤其是欧盟，就会极为困难甚至没有可能；毕竟，其加入这些“俱乐部”的动机，正是从成员身份中看到了可能获得的重大经济利益。即使已经进入此类跨国组织，高度腐败的印象也会造成严重经济后果：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三个新成员国自加入欧盟（前两国于2007年加入，捷克于2004年加入）以来被大量削减拨款，原因正在于欧盟对其腐败程度的忧虑。此外，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试图加入申根区（该区域由26个欧洲国家组成，各国之间没有边境管制）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欧盟的部分西欧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和荷兰，担心这些东南欧国家与非欧盟邻国之间的边境太容易穿越，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边境守卫和海关官员高度腐败。
欧盟自身经历的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也要部分归咎于腐败。一2012年，透明国际份名为《金钱、政治、权力：欧洲的腐败风险》的报告指出，在许多欧盟国家腐败是引发2010年爆发的欧元区危机的重要因素（希腊被视为罪魁祸首）。
腐败会导致国家税收减少，因为腐败官员为了获得贿赂，会豁免公民和企业的罚款、税收等。欧盟于2014年2月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反腐报告，声称腐败每年给欧盟国家总体上造成的损失约为1200亿欧元。这个数字与非洲联盟2002年估计腐败给其53个成员国造成的损失（1500亿美元）相近，不过欧盟的数字虽然庞大，却不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联盟那样，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
许多国家，多数是转型国家，近年来引入了固定税率的所得税制和公司税制，一般正是为了减少国家税收流失的风险。其中的基本考量是，累进税制更多地由税务官员自由裁量，比固定税率制提供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在累进税制下，个人和公司都可能少报收入，以便在更低的税率等级中纳税（逃税的一种形式）。遗憾的是，固定税率制并非滴水不漏，因为个人和公司仍然可以与腐败官员勾结，做低应税收入，使国家的法定税收减少。
腐败会减少经济竞争，因为腐败官员会偏袒向自己行贿的公司，比如在这些公司收购国家推向私有化的工厂或者从国家那里获得承包合同时，给予其不公平的优待。竞争减少通常会使选择更少，同时导致价格和成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