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腐败 [13]
这方面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从有限的证据来看，女性一般更倾向于彼此信任而不是信任男性，反之亦然。部分基于该假设，波兰警察部门近年来在可行的情况下，会安排一男一女两人一组进行巡逻。
与性别有关的最后一点是，玛丽莲·科尔西亚诺斯对美国警察腐败的研究表明，女性警察比男性警察结成腐败网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它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警察比例较高的地方腐败程度显然较低。
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决心减少腐败时，除了以激进的方式恢复性别平衡，还尝试了其他创新方法。199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时任市长安塔纳斯·莫库斯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和许多拉丁美洲城市一样，波哥大的交警部门腐败问题严重。莫库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创意，他不仅和萨卡什维利十年后在格鲁吉亚所做的一样，解散了交警队伍，而且引入哑剧演员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种方式。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不再被罚款，或者在行贿之后被免于罚款，相反，他们会受到一大群哑剧艺人的嘲笑。这不仅改善了波哥大的交通状况，同时也减少了腐败。
第四种激进方法基于一则格言：“无法打败，那就入伙。”1990年代，罗马尼亚军队中存在腐败，征兵的军官经常签署“不适兵役”声明来换取贿赂。政府没有试图通过加紧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另辟蹊径，使那些不想服兵役的人可以合法地自己出钱来赎买役期。这意味着，大部分——总有一些人还是会冒险行贿而不支付（更高的）官方收费——之前流入军官腰包的钱现在进入国库成为公帑。
最后一个激进的做法是特赦被控腐败或涉嫌腐败的人。政府可以宣布，过去发生的事既往不咎，但会从下一年开始重拳打击。该方法只应该在极端情况下考虑，此时腐败已经极为普遍，期待新政府比它取代的旧政府更为廉洁是不现实的。这种方法有明显的缺陷：公众中会有很多人在一开始被激怒，因为贪官被宽恕了，这反过来又会削弱国家的合法性。不过，如果正面结果很快变得明显，很多国民就能看出这种方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各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国内措施。各国还可以与外部机构，包括其他国家，彼此合作、互相学习。我们最后要提到的一系列“其他”方法与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在国界之外所做的努力相关。
直到1990年代，美国是唯一一个对商业企业的海外不端行为进行立法的国家。1977年，随着洛克希德贿赂丑闻（美国一家主要的军用飞机制造商被曝多年来在多个国家行贿，以获得海外订单）的发生以及水门事件之后公众对不端行为的普遍不满，美国通过了《反海外腐败法》（FCPA），使得美国公司在海外主动或被动行贿来获得订单不再合法。在1990年代末以前该法案在现实中很少应用，但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并被美国用来敦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一部反对贿赂行为的公约（第七章会考察这部公约）。近年来受到《反海外腐败法》影响的公司中，就有世界上雇员人数最多的沃尔玛，该公司于2012年4月被《纽约时报》公开指责在墨西哥行贿；2014年2月，沃尔玛宣布将在随后12个月中投入2亿美元来调查可能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为。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都通过了与《反海外腐败法》类似的立法；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于2010年4月新通过（2011年7月生效）的《反贿赂法案》树立了新的、更高的标杆。这一法案被部分人视为世界上最严厉的反贿赂法，调节范围相当广泛，涵盖了英国公司和与英国公司有关联的外国公司在英国国内和国外的贿赂行为。此外，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疏通费（或称“加急费”，为了在获得合同后加速处理手续上的繁文缛节），英国的《反贿赂法案》则将其列为非法。
各国可以通过允许引渡在减少腐败方面彼此互助。遗憾的是，许多国家不允许本国公民被引渡到其他国家，即使后者能提供犯罪证据。这正合腐败的官员和企业主管的心意。
另一种可能性是，各国制定法律禁止其银行接受可疑的境外存款，或者至少要求银行将可疑存款告知当局。“9·11事件”之后，21世纪初的前十年中，要求国家通过此类法律的压力陡增，因为很明显，恐怖分子往往能够通过银行避风港洗钱。尽管存在这些压力，部分国家仍然允许开展某些银行业务，这些业务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见第七章）看来有利于洗钱活动。截至2014年2月，位于这份国家名单前列的是伊朗和朝鲜，而在过去被视为银行避风港和税收避风港的国家，如开曼群岛和瑙鲁，现在已经脱离了特别工作组的黑名单。至少就银行业来说，能让腐败官员洗钱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
然而，在对银行部门的监控上，许多国家可以有更多作为；自2009年起开始发布的金融隐秘指数（FSI）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并不表示各国内部的腐败程度得到了评估，但确实提供了一个途径来观察国家在腐败问题上如何成为同谋。
从表10中能够明显看出的一点是，几乎所有最隐秘的司法管辖区人口都很少。从中无法看出的一点是，在2013年评估的82个管辖区中被评为银行操作最为透明的两个国家是丹麦和瑞典，得分分别为33和32；英国的得分是40。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得分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考察的其他评估项目中，银行系统相对透明的另两个国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得分分别为36和39）。
有人会说表10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根据财政透明度来给司法管辖区排名。发布金融隐秘指数的税收正义联盟却宁愿主要根据金融隐秘程度的值来给各国和各地区排名；这不是在金钱方面简单地计算，而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我们不必深究。但是使用这种方法时，排名最前的（最不透明的）10个国家和地区看起来非常不同（表11）；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显然需要解决税收避风港和银行避风港的问题。
表10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反洗钱合规性方面最隐秘的司法管辖区（基于2013年金融隐秘指数，总分为100分）
在第一章中，我们考察了区分礼物和贿赂的问题，并且提出，各种文化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截然不同。在此领域，各国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观点和传统。令人欣慰的是，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从数量上来区分礼物和贿赂，虽然还不是从性质上。越来越多的政府现在承认，它们的官员如果拒绝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官员提供的真正属于礼品的东西，就可能是一种冒犯，于是便出现了折中的态度。这种态度规定了礼物价值的上限，通常是100到150美元之间。当然，总有一种风险存在：有人今天赠送150美元，且连续多月每天赠送150美元，这样一来礼物就等同于贿赂；因此，法律允许赠送礼物这一说法需要补充措辞，禁止规避礼品和贿赂之间的区别。
表11 2013年金融隐秘指数——透明度最低的十个司法管辖区
各国在反腐方面以间接方式彼此互助的最后一个途径，是树立良好的榜样。如果发达国家因腐败问题批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它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自家后院海晏河清；五十步笑百步无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腐败。
打击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意愿。遗憾的是，太多情形下这种意愿似乎并不存在。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显示了必要的政治意愿，例如表态将惩罚腐败官员，不论他们现在或曾经职务有多高。仅2012至2014年，喀麦隆、克罗地亚、埃及、以色列、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的前总理就因腐败而被判处监禁。
1990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发明“软实力”一词，用来指通过更多的对话和更少的强制或武力（硬实力）来改善国际关系的可行性。在21世纪初，他认为美国应该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实行“智慧权力”政策，意思是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在打击腐败方面，我们也需要“智慧反腐”，即大棒、胡萝卜和其他方法的结合。由于文化各异，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类型以及现有资源的状况也不相同，各国适用的组合将有所不同；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不仅不会奏效，还可能使那些深感受到不公平胁迫的国家疏离于外，从而适得其反。本章对反腐方法的分析远未穷尽，这些方法却清楚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能力，反腐工作大有可为。
第七章 还能做些什么？
国家只是许多能在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作用的行为者之一。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考察国际组织、商业企业和民间社会可以做些什么，随后再评估反腐的总体努力。
国际组织
如上所述，只是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国际社会才将注意力集中在腐败问题上。一个原因是，西方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是推动反腐的主要力量，在冷战期间对推动国际反腐议程却没有什么兴趣。特别是美国，它并不希望由于批评盟国的腐败而让对方感到不安；美国也不想批评发展中国家，这样可能把它们推向苏联阵营。但一旦冷战结束，便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了。1990年代初，美国开始大声地抱怨，其企业公司的海外业务正被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司夺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