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13]
德·莫尔蒂耶于1898年去世，他的反教权主义导致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发生在此后十年之后。在1908年，三位教士在法国发现了著名的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骷髅。他们没有将它送到由德·莫尔蒂耶创立的反教会的人类学学校去进行研究，而是将它托付给了马塞兰·布尔的实验室，这个决定对于我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尔受到他自己的老师、庇护人和朋友阿尔伯特·高德瑞的很大影响，高德瑞不相信尼安德特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所以，虽然布尔认识到圣沙拜尔的骷髅是一个老人，他的脊柱显示出骨关节炎的迹象，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一遗骸表明尼安德特人不能完全直立行走，尼安德特人不过是某种弯腰曲背、蹒跚而行的动物。由于他在这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权威，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一骷髅都没有再进行详细检查。人们非常肯定他对尼安德特人生前状态的再现，所以许多其他尼安德特人的遗骸甚至都没有被详细地再现或报告，这说明了过分依赖有影响人物的见解会带来危险——即使在今天，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着这种可以理解而又令人气恼的依赖倾向。
于是，再一次地，一种有关人类过去的固定观念——在这个例子中，尼安德特人是次于人类的动物——可以追溯到人际间的盟好与对抗关系上来。对过去的研究、解释和呈现与社会背景和参与者的倾向密切相关。人们总是需要铭记在心的是，学者们在他们的工作与职业生涯中“来自”何处，又“去往”何方，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选择的“接受虚构”的类型，这些虚构是他们用来论述过去的。
但是，谁来定义呈现给公众的过去呢？在欧洲较为古老的博物馆中，19世纪的观点与解释仍然存在于许多展出之中。但是，近些年来，至少在西方已经开始尽力去连根拔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最为错误的先入之见。文物经常不再以艺术品形式单件展出，而是呈现在它的历史情境中，或是在教学性展示中表示出它们的功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博物馆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自主的重要学科，为公众选择与展示考古资料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需要在教育与娱乐之间达到精妙的平衡：以前的那种布满灰尘、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展出急需更换，但也要避免另一极端——那种将过去简单化、删除不宜公开的内容、按主题罗列的展出方式。大量的考古学论著仍然是干巴巴的宏篇巨制，其中充满了行话与空话，它们的读者对象是其他学者。但是，人们对曾经被称为“高级普及读物”或信息量充足的普及读物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读物也就是浅显易懂、可读性强的综合性读物，它们能够吸引外行与初学者，又不至于内容空洞或缺乏准确性。这类书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撰写起来极为困难，我很高兴这样说——否则我就要失去工作了。天哪，公众中更容易上当的人（从销售额来推断，他们似乎人数非常多）通常成为有误导作用的书籍或彻头彻尾的欺骗性书籍的牺牲品，这些书籍为他们编造了有关古代宇航员、湮没的超级文明如此等等的荒唐故事。
其他媒体也正在日益涉足这一行当。欧美的许多国家开始为公众出版以全球考古学为内容的出色的彩色杂志（这些杂志对学生与专家也有价值）。出于某种理由，英国——尽管有大量公众对这一学科感兴趣——从未成功出版过一期这种类型的杂志，现在只有两种杂志是有关英国考古学的，而且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种杂志是专门供文物商人阅读的。
电视和影像制品也成为了将过去呈现给公众的主要载体，并且始终保持着高收视率，甚至当节目很糟糕时也是如此。最好的节目不仅将观看节目的公众送往那些他们可能永远也负担不起观光费用或者无法进入的地方，而且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有节制而又热情的方式呈现这些考古资料，避免了骗人的把戏与耸人听闻的、不顾后果的吹嘘。
发掘者常常认为公众是他们工作的障碍，但是更为精明的发掘者则认识到通过激发公众的兴趣可以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与其他额外收益。所以他们组织开放日、发放宣传单、进行媒体报道，只要有可能就组织这些活动，有时甚至组织付费旅行。在日本，只要发掘一结束，就进行实地演示，而且在前一天就将细节发布给新闻界，这样公众就可以在参加演示之前在当地的晨报上读到有关演示的报道——因为他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去。
很显然，公众对考古学有着贪婪的胃口，考古学自从对墓葬山丘的早期发掘（见第一章）和19世纪当众解开埃及木乃伊的包裹开始，就已经成为了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这一娱乐现在有了更为科学、更有教育意义的形式和目的，但仍然必须与其他具有通俗吸引力的学科竞争，如果考古学要获得发展或者生存下去的话——如果公众的资助枯竭了的话，那么考古学中的一大部分也将枯竭。
我们现在正处于大众旅游与“遗产工业”的年代。常常被提出来作为如何娱乐与教化公众的范例的是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约维克中心。在这里，发掘者不仅鼓励公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北欧海盗遗物进行发掘的期间来参观（五年时间内总共有五十万参观者），而且继续再现部分遗址，将街道和房屋作为新博物馆的核心展示出来。这个博物馆是全世界在一个考古遗址上曾经建立起来的最受欢迎与财政上最成功的一个博物馆。这个中心位于一个现代商业区的旁边。电车载着参观者“回溯时间”，经过茅草屋顶的房屋、工场和船只。在这些建筑结构的内外是真人大小的、身穿北欧海盗时代服装的有机玻璃人，同时扩音设备为繁忙的街道提供了嘈杂声音的气氛，成人和儿童操着真正的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甚至恰当的气味也被包括在内，诸如猪圈和厕所周围的气味（这特别受到年轻参观者的欢迎，就像那些胡乱涂画的糟糕的明信片一样）。电车随后穿过模拟的发掘现场，参观者们穿过一个实验室的大模型，其中展示了如何研究文物与有机体的遗骸，最后到达了文物展览厅与礼品商店。
如此，这一中心将一个特定的遗址和时代呈现给公众，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在解释考古学的发现和诠释发现成果时也采取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新方式。在财政方面，中心已经资助了在约克郡的新发掘，中心的成功——自从它于1984年开放以来，在头十年中已经有超过八百万的参观者来访——已经导致了在英国其他城镇和其他国家创办类似的展览。法国的拉斯科岩洞的复制品（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真正的岩洞已不能再承受大量的旅游者了）于1983年开放，每年同样要接待数以万计的参观者，虽然在这里，天哪，参观者交纳的昂贵的入场费并没有被用于当地的考古研究。
图中文字意为：今日当众启封木乃伊！招募街头顽童！
遗产工业面对的基本困境是保存文物的最高要求与公众参观他们自己遗产的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如何测量大众旅游对考古遗址的已知的或潜在的影响。随着考古学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再加上轻松的航空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些城镇、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诸如中国、秘鲁、墨西哥或埃及——已经非常依赖考古旅游。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到2000年时，旅游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旅游业已经提供了6%的工作岗位。这种趋势在某些方面是健康的，因为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欣赏对于该学科在这个财政紧缩的年代里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存在不良的后果。最为严重的是损坏与侵蚀的危险，正像前面所说的；还有遗址，甚至旅游者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就像曾经在秘鲁高原和尼罗河谷所发生的事件那样：这些事件说明，以这种方式可以很容易就吓跑大量的旅游者，并且因此——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到1995年为止，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袭击已经使埃及政府损失了超过二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埃及的经济状况不佳，这笔收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硬通货来源之一。1997年，卢克索的五十八名游客被枪杀，使埃及又损失了七亿美元。政治也可能会对考古学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对考古学的误用中看出来。
然而，政治在考古学中偶尔也会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例如，在剑桥大学教授旧石器时代历史的查尔斯·麦克伯尼总是回忆起一战时在北非的情景，他当时是一名军官，他曾经命令手下挨着一条干涸的河道建起营帐——他选择这条河道是因为它那更新世时期的斜坡。当士兵们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动身沿着这些坡地去寻找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抬起头来看看，突然注意到，在河道的另一侧的斜坡上，有一个德国军官也在干着同样的事！“于是我们彼此招招手，手里还握着麦芒！”
事实上，正如我们通过阅读本书所看到的，现代考古学有着许多侧面并且扮演着许多角色。它可能为一小撮无耻之徒出于个人目的所操纵，也可能被大多数真正的学者所掌握，这些真正的学者只希望研究过去并将信息传达给渴望知识的公众。因此，现代考古学所留下的唯有对明天的考古学的前瞻与推测。
第十章 过去的未来
历史学家被留在对阴影的永恒追逐之中，他们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完满地再现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
西蒙·夏马
虽然考古学是“有关过去的东西”，但它仍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基本技术与理论都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随着它的生长与成熟，它一定会更加兴旺与多变。这部分归功于新的主要发现：不仅是那些吸引小报注意的惊人发现，而且还有那些对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做出小小贡献的发现，诸如将一个事件或一个文化现象确定为更早的年代。“考古学的乐趣”及其激动人心之处就来源于这些新的进步，也来源于已经积累起来的宝藏与信息，还有我们的认识（有关过去的图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并且永远也不会终结）。例如，综合了有关澳大利亚史前考古资料的最好的一本著作是约瑟芬·弗勒德的《梦幻时代的考古学》，这本书在仅仅十二年中已经出到了第三版，而最后一版与第一版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有关这个国家史前史的知识竟发生了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其他课题，诸如人类的起源，或更简单的，现代人类的起源，也正在迅速变化，书籍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过时了。
似乎未来的重大发现中的大部分将来自完全偶然的发现，诸如冰人或肖维岩洞的发现，因为几乎可以断定，研究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