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12]
我从未见过一位受过训练的女发掘者工作……但是，就混合发掘而言，我看到了某些东西……在发掘之前和发掘之后，我认为（女士们）很有魅力。但在发掘进行之中……她们的魅力就看不到了……我可以想象一个男人非常幸福地与他的妻子进行一次小型发掘，撇开婚姻不谈，我认为混合挖掘意味着轻松气氛的丧失，随之而来的是效率的丧失……这样的时刻……终将发生……当你要不加掩饰地说出你心中所想的时候，在女士面前……你又不能这么说。
但是，即使在更近的时代，妇女在职业考古学中的日子也不好过。正如安娜·谢泼德所说：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多数人认为一个姑娘不适合进行现场考古工作，就所谓的野营生活的“不舒适”与“艰苦”而言，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笑话……然而，由于这种普遍的观念，一个姑娘就必须显示出某种特殊的天赋才能在考古学中获得机会。通过实验室工作来获得现场考古工作的机会似乎是最为实际可行的。
所以，重点现在被明确地置于性别研究上，这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这可以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应该将两性平等扩展到当代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学术领域，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然而，所谓的“性别考古学”实际上是女权主义考古学——姐妹们从事它只为了她们自己的需要。
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集中研究考古资料中的性别差异（两性之间的社会与文化差异，而不是生理差异）。但是尽管说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很清楚，恰恰相反，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以无性别歧视的方式重新研究史前的男人与女人，而是使女人在过去的历史中变得更突出可见。这是一个完全值得称赞的目标，随着有关女人在史前时期、在古代埃及、在罗马时代、在北欧海盗时代或者在任何其他时代的著作大量涌现，这个目标现在也非常时髦。这一现象是“女权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研究的目标是要揭示出考古材料中迄今为止被忽略的侧面。同时世界范围内还在召开更多的会议，这些会议通常由同一班底的角色来组织或者由他们来唱主角。虽然宣布说这些会议是关于“考古学中的性别”的，但实际上这些会议以压倒之势集中讨论女性问题，与会的是一大群女考古学家，加上少数勇敢的男士（他们也许渴望着政治上的正确立场）。因此，“性别”这个词处于遭到强暴的严重危险之中，就像以前的gay[2]这个词一样。
图中文字意为：（左）狮身人面像是个男人！（右）狮身人面像是个女人！
在过去，考古学书籍或论文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男性）作者习以为常地使用man（人、男人）或men（人们、男人们）这两个单词来指所有人类。你可以理解现在这在某些妇女看来很不是滋味（虽然许多女考古学家继续使用这些单词，即使是在北美），但这大多并不怀有公开的性别歧视的目的。我怀疑这甚至会发生在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身上，他的著作《史前人类》（1975）可能会被视为具有性别歧视色彩。在这类著作中甚至没有特别提到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通常和男人一起被称为“人”（people）——或者，用法语来说，被称为les hommes。（例如，1995年出版了一本由一位相当年轻的、思想开放的法国女考古学家撰写的著作，题目就为《拉斯科岩洞时代的人类》！）这类术语并不仅仅意味着男性。然而，新近的一批书籍特别略去了男性的性别，这似乎是故意要做性别歧视的事儿。关键的差别就在于是无心之失还是故意犯错。
无疑而且值得强调的是，学者们常常将某些活动视为完全由男性从事（例如狩猎、石器工具制造与岩石艺术），然而人种论研究表明女性也经常从事这些活动。男性学者们要么忽略这一事实，要么准备忽略这一事实，结果产生了一幅有关过去的扭曲图像。但是女权主义者根本没有避开这种扭曲（虽然她们有正当的理由来抱怨这种扭曲），而是同样地忽略或是撇开男人从事“女性”活动的实例。无论如何，认识到女人制造石器工具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工具不具有性别特征：即使未来的分析技术能探测到石器工具上的外激素或交配外激素的痕迹或者血迹的残存，可以确定这些东西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这也只不过告诉我们，哪个性别的人是最后接触它们的人，这也不能揭示出它们是由哪个性别的人制造或长期使用的。
我们有关哪个性别做什么的任何详细知识都来自人种史与人种论研究，而不是来自考古学研究。我们只能以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的资料，由此重建过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人种论如何能够帮助“发现”过去的女人呢？
基本的问题是，人种论通常能够为考古资料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曾经有人指出，即使是富有的女性墓葬也不一定表明墓葬主人有任何权力，这可能只不过反映了她丈夫的财富（当然，相反的命题也同样适用于富有的男性墓葬）。事实上，很难看出男人、女人甚至儿童各自的角色（儿童现在也开始受到注意了）如何能够由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单薄证据予以确定。性别考古学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考古学是有关人的——不仅是有关男人的，也不仅是有关女人的。
希望清除固着于许多传统考古学研究之上的性别歧视，使得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女性在过去社会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并且集中研究不同时期的妇女，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然而，在摆脱过去的男性中心论的同时，钟摆有摆向另一极端的危险，性别歧视可能是双向的。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所说：“奴隶始于要求公正，终于要求戴上王冠。他必须在轮到他的时候把握住机会。”
要矫正过去的大男子主义，就要选择一种平等而中立的考古学，而不是女权主义的考古学。如果像倡议者们所声称的，她们不是仅仅试图使女人在考古资料中变得明显可见，那么“女权主义的考古学”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真正向前的道路是和谐的、没有性别歧视的考古学，而不是女权主义的考古学，那只不过是传统的硬币翻了一面罢了。
第九章 将过去呈现给公众
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而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但是，人们还是会发现这样的实例：考古学家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干这个，或者令人吃惊地，他们甚至没有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在最近，一位奥地利教授并非因为学有专长，而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机处于恰当的位置，全凭机缘巧合开始负责对1991年发现的史前阿尔卑斯山“冰人”的研究工作（这是少数几个真正引起了大众兴趣的考古学发现之一）。他竟然这样写道，将他的研究成果告知公众并不是他份内的工作——这真是对任何由公众资助的学术所能做出的最惊人、最无耻的声明。
当然，将过去呈现在整个世界面前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客观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过去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只不过是将我们的发现加上某些说明文字放进玻璃罩里或是书本里以供公众享用。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对理论的兴趣（见第七章）与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见第八章），考古学家陷入了自省。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通过他们对文物、主题与方法的选择，他们正在不断地将他们自身的偏见和信仰，或者他们的社会、宗教、政治观念，乃至普遍的世界观投射出来——一切都处于考古学家自身背景的影响之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兴趣、教师与朋友，他们的政治与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盟友与敌人：所有这些东西都影响了他们对过去的观念，而实际的证据常常只能敬陪末座。
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个人的信念可能具有怎样巨大的影响，让我们来回想法国最伟大的史前考古学家之一加布里尔·德·莫尔蒂耶的故事。他于1821年生于一个旧式的、信奉天主教的和拥护君主制的家庭之中，他在九岁那年被送进一所耶稣大学。这一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才能的发展，加重了他那已经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并在他心里燃起了长达一生的对教士与宗教的憎恶：笞杖和鞭子那时仍然是常用的惩罚工具！作为一个业已成年的年轻人，他的社会主义活动和共和主义活动使他受到教权主义者与保皇党的追捕，于是他不得不逃离法国，避居海外。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史前考古学家，并在1864年回到巴黎，创办了《素材》（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这一学科的杂志）——在那时，对人类文物的研究仍然遭到教会的白眼。他在为一项美好而公正的事业而战。不幸的是，他的个性也很可怕。他咄咄逼人，脾气又很坏，在学术上常常不够诚实，还爱记私仇，睚眦必报，而且出言不逊，不能容忍任何顶撞。他后来创办了形形色色的刊物，其目的通常都在于摧垮与之竞争的出版物，这些刊物都惊人地偏袒自己一方，发表并过高赞扬他的学生与盟友们的论文，忽视或诋毁其他学者。他对所有的新理论都漠不关心，因为他确信如果这些理论不与他自己的理论相符，那它们就是错的。最后，他那好争辩的、专横的个性使他与周围隔绝开来，他已经封闭了他的心灵并认为他自己永远正确。
虽然德·莫尔蒂耶的许多个性缺陷仍然可以在今天的权威考古学家身上发现，但与我们在此的论述最为相关的还是他对教会的敌视，因为这种敌视的影响深刻而持久。虽然他是进化论的拥护者，但他从未想到宗教也会像石器工具一样进化，或者宗教可能是人脑的一种自然产物。相反，他执拗地固守着这样的信念：宗教是一种欺骗，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祭司所发明与传播的骗局。由于墓葬通常与宗教观念的存在相联系，所以他无视所有的证据，宣称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没有埋葬的风俗，所发现的每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墓葬都常常被他认为是从其他时代侵入的。直到他去世之时，他论述史前史的畅销著作仍然宣扬着这样的奇谈怪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的成千上万年中，人们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宗教的痕迹。
阿尔塔米拉岩洞的绘画：立着的公牛。
更为激烈的是他对冰河时代岩洞艺术的反应，也许它也使他联想起了寺庙或教堂中的壁画！他直接对它的存在本身提出了疑问，当1880年首次宣布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的顶上发现了绘画的时候，又是德·莫尔蒂耶提醒考古学同行们说，这也许是反进化论的耶稣会教士为了让史前考古学家丢脸而设置的骗局。这不仅使岩洞遭到轻蔑的拒斥，使对岩洞艺术的接纳被推迟了二十年之久，而且还是西班牙地主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