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 [11]
在过去，总体来说，考古学家——在殖民主义或西方占据优势的背景下——感到他们有权在他们所中意的任何地方工作或挖掘，有权去打扰死者的安宁，有权去将人类遗骸与神圣的物品移到博物馆中，而无须当地人民最简单的许可或无须与当地人民进行最简单的协商，这些当地人只不过是被雇用为向导和劳工，甚至根本不被理睬。然而，现在，有些土著人群体已经开始大声疾呼，而且很强势，特别是在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正在提出要求。
其中有些要求，诸如与当地人进行协商并寻求他们的允许、忠告和帮助这类简单的礼貌性举动，是完全合理的。正像一位美国土著人在1989年的一次有关“重新安葬”的会议上所说的：“你只需要敲敲门问一声。为什么你要爬进窗户来偷盗呢？”大多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赞同归还属于已知个人的新近的人类遗骸或特别神圣的物品（诸如美国西南部的祖尼人的战神，这些东西显然是被抢劫来的，因为祖尼人永远也不会同意移动它们）。
当土著人的要求范围更广泛，以至于包括所有人类遗骸（包括非常古老的样本）或整个文物收藏时，问题就来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荒谬到了极端，例如，在美国，甚至现在从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自然脱落的几股人类头发也被少数美国土著人宣布为人类遗骸（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要求归还它们！
好人、坏人和不道德的人
当我最初开始研究考古学时，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考古学还是一门自视甚高、自负甚强的学科，主要由来自“优等民族”的人们所从事，他们研究多少由他们选定的任何东西与任何地方，只有战争与自然灾害才是对他们的自由探寻活动的阻碍。我回想不起那时曾经在文献中或是讲座上碰到过有关道德的话题。知识首先由考古学家获得，向考古学家的圈子公布（职业优先，同仁互敬），然后才向受过教育的公众开放，最后——如果有的话——才轮到其他人。
镶有镀金马刺的一副完整人骨架的墓穴，米库莱斯，南摩拉维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考古学家不仅把文物当成人，认为石器工具制造业或者陶器样式会杂交或迁移，而且还把人类遗骸当成文物。没有人会去争取得到“有关的尸体”的允许再开始发掘。甚至那些信奉“移情”的研究方法、试图将自己植入那早已死去的头脑中的学者，也只是将墓葬当作信息源，而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正像伟大的移情论者莫蒂默·惠勒爵士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所说的：
我不相信扰乱安宁（的说法）……这只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情感。不，如果你挖出了一个周围环绕着陶碗和其他东西的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他们从那时起就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现在仍然是死的。但他们周围是各种所有物，我们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帮助我们把我们历史的一小部分变成眼前的现实，舍此我们别无其他办法做到这一点。它们使我们能够重建这一世界以及我们生活的历史。而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并没有伤害这些可怜的家伙。当我死了以后，你可以把我挖出来十次，这与我无关……我的鬼魂不会缠住你的——真的。
正如一个古老的考古学玩笑所说的，“如果我得死，那么就这样来想念我：我是一座扩展的墓葬，有着B阶段的墓葬品。”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阵不满的呼声就开始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从以色列的极端的正统派犹太教徒那里传来，这些不满涉及对古代人类遗骸的搅扰、研究与展出。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已经看到了环境的剧烈变迁，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曾经秘密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重大的新闻和主要的论题。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博物馆归还了自己的藏品并召开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议，这表明道德和过去的不端行为已经越来越为考古学界所关注。
在澳大利亚和北美，本地土著曾经受到白人骇人听闻的对待，而白人除了希望从他们手中把他们的国家拿走，通常并不打算伤害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土著人民的政治权力日益增强，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殖民时代的错误做法，包括神圣遗址或墓葬遗址被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亵渎的无数实例。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印第安人被视为实验室中的样品，他们的所有文物——人类遗骸与器物——在众多博物馆中的命运已经带有了巨大的象征意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没有单一的、统一的土著传统，因为土著人对于死者的态度非常多样。但是由于道德问题是不容辩驳的，考古学家们已经开始尽其所能地纠正错误，归还了大量物品，以供重新安葬或妥善保存。道德准则也已在许多国家中得到采纳，这些国家感谢考古学家对那些死者（考古学研究的就是这些死者的生活）的仍然活着的后裔的尊重，感谢考古学家和他们进行磋商的做法。未来在于默许、磋商、妥协和土著人在研究的所有阶段的参与。工作关系已经得到了改善，并且越来越多的土著人现在开始感激考古学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重建所做出的贡献。
在这一问题上的冲突现在似乎已经结束，相互尊重与合作关系显然已经建立起来，除了在以色列（在那里，好斗的、极端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仍然强烈反对所谓的对坟墓的亵渎）。正统派的抗议者们试图阻止发掘，他们跳进墓葬的岩洞，在遗址里恫吓考古学家，还用电话和信函骚扰在家中的考古学家。发掘者们不得不在夜间工作，还派出用于转移注意力的发掘队去进行“伪发掘”，以转移人们对真正遗址的注意力。正统派的政治党派发誓要继续进行抗议，反对“对我们祖先陵墓的亵渎”，考古学家已经不得不同意立刻重新掩埋在挖掘中所发现的任何人类遗骸，即使这会妨碍任何人类学研究的进行。
尸体与盗贼
值得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过去对死者的打扰绝不都是由考古学家所为，这种打扰也绝不仅限于外国土著人的遗骸，有些早期的考古学家确实具有良好而高贵的意图。盗墓有时被称为“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迄今为止，盗墓还是很盛行。例如在埃及，公元前20世纪的法老们不得不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对位于底比斯山谷的陵墓的大规模盗掘。几乎所有的埃及普通石筑坟墓都在古时被洗劫一空，留给我们的只是那些其中的墓葬品不值得冒险与费力的坟墓。没有一座皇家陵墓能完全逃脱这一厄运，即使是图坦卡蒙王的陵墓也是如此。
在北美，这一现象在最初的清教徒移居北美的时期就出现了，清教徒们将印第安人的墓葬品视为“毫无正当理由地在地下腐烂”，而根据早在1610年的记载，他们的理由是要通过盗墓来“解放”这些东西：人们为盗墓辩护，说它是一种宗教行动，有助于破除野蛮人的迷信。但是他们知道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认为损毁死者的纪念物是不敬的和残忍的。
反过来说，大多数考古学家不应当承担种族主义者与盗贼的恶名。有些早期的发掘者可能确实比强盗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不能将今天的专业人员与过去的掠夺者等同起来。并且无论如何，许多墓葬都是由于风雨侵蚀、工程建筑等等而意外地被发现的，需要对它们进行“抢救性”或“救援性”发掘。
人类遗骸和墓葬确实在考古学史上具有头等重要性，但它们仍然只是考古学家所研究的一小部分论题。我们今天已知的考古遗址要比所有活着的考古学家几辈子所能研究的还要多，在博物馆与学术机构中还积压着无数尚未发表的发掘成果与资料。今天确实没有理由去对墓葬进行研究性发掘，实际上这种发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已基本停止了——如上所述，抢救性发掘现在是考古学能遇到死者的主要机会。所以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应当如何进行抢救？对已经出土的并得到照管的遗骸应当做些什么？
人类学反对重新掩埋骸骨的主要理由是，我们甚至还没有对骸骨进行准确的分析，而且新技术将得到发展，将可以从遗物中获得更多的、不同类型的信息。这当然是真的（虽然对死者来说这简直是不起作用的安慰），但是，新技术要么会涉及外部特征（在此情况下，一种好的模型应当既富于启发性，又富于原创性），要么会涉及内部特征（诸如遗传物质），为此目的，一小块样品就足够了，因此，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从每具骷髅上保存一块牙齿或骨骼的碎片。无论如何，总会有成千上万的骷髅供研究使用，这些骷髅存放在全世界的博物馆中，没有人要去重新掩埋它们。在较敏感的地方，诸如北美和澳大利亚，当地土著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差异也很大，许多当地社团也很乐意对遗骸进行某种分析。新样品的供应不会枯竭，因为抢救性发掘肯定将会继续下去，随着发展与建设的步伐加快，发掘量甚至还会增加。所以把某些收藏重新掩埋可能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是对“科学”的沉重打击。
考古学像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责任，考古学家不应当粗暴地对待其他少数群体。考古学家的基本困境是，如何一面表示对过去人的尊敬，一面有意打扰他们的遗骸、毁坏他们的陵墓并移出他们的尸体与墓葬品。在某些方面，重新掩埋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许多因素，对每一具体情况给出答案、时间表与细节确实太过琐碎。但是，总体来说，考古学已经有了进步——在这一问题上，它不再那样大叫大嚷“无心的过失”，而是更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罪孽。如果说坏医生埋葬了他们的错误，那么好的考古学家就应当重新埋葬他们的错误。
过去，考古学家会将所有的反对意见视为无知的表现，认为这些反对意见侵犯了他们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进行研究工作的某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非常珍视他们的自主性，狂热地捍卫这种自主性，讨厌别人在任何事情上对他们说教，并力图不受干扰地从事他们的专业。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其他群体对考古学家希望研究的材料也有合法的权利或正当的利益。他们不再是过去遗产的唯一保卫者，而且他们的工作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对女性的思索
据说，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考古学家传统上是男性中心论者（倾向于男性），这不仅反映在其基本术语（例如“早期人类”[1]）中，而且也反映在其学术重点之中。考古学认为某些东西是男性的，诸如狩猎的技术与标枪之类的工具，所以，人们曾经论证说，考古学必须在专业实践与理论解释两方面明确地与性别偏见做斗争。人们希望我们已经比J.P.德罗普有所进步，德罗普在他1915年的一本书《考古发掘》中，曾经反对女性参加发掘，因为男人们在紧张的时刻无法在女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