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政党与选举 [8]
罗斯福的顾问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并采用预算赤字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就是美国的新政。政府在危急关头成为雇主，为那些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支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关怀。经济学家可以争论，究竟是不是罗斯福的政策让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究竟这些领袖在二战之前施行的经济刺激有没有那样的效果。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公众对于罗斯福新政的认可度改变了随后几十年的选举政治。
民主党保持了他们在南方各州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这是出于内战遗留的文化因素。但罗斯福的新政同盟增加了工会成员、小农场主、少数族裔、穷人以及其他为平等权利而奋斗的人群。共和党变成了代表大企业和富人阶层利益的政党。罗斯福率领美国加入二战，他作为领袖在战争期间深受民众爱戴。罗斯福打破了华盛顿留下的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在1940年赢得第三任期，并且在1944年赢得第四次。1945年4月，罗斯福在办公室去世。[8]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后十年，其间只有一次例外。
1960年代，新政同盟依旧支配着美国政坛。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某次灾难性事件突然遭到破坏，而是渐渐出现裂痕，因为选民群体要面对不同的重大问题，并且民众已经忘记了导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对某个政党产生忠诚的事件。1960年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第一次闯入民主党在南方的领地。理查德·尼克松采取的南方竞选策略，意在吸引那些只是因为传统（而不是政策偏好）选择民主党的选民。从那时起，南方各州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不仅是总统选举，各州选举和地方选举也是如此。
越南战争同样动摇了传统的政党忠诚。反战群体中有许多人来自民主党。许多传统的蓝领阶层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在本国军队受到伤害的时候，反对战争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为表示抗议，他们转而支持共和党。其他人离开民主党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不愿意勇敢面对世界其他地区。
在国内问题上，民主党被认为采取极端立场。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被称为鼓吹“大赦［逃避兵役的人］、迷幻药和堕胎”的政党。那些在社会问题方面更为保守的民主党支持者，他们的忠诚度受到考验。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传统的政党支持进一步受到挑战。里根是个很有魅力的领袖，并且有一套表述清晰的执政理念。他倾向于加强国防，降低税收，削减福利项目，支持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一些立场保守但传统上属于民主党的工会领袖转而支持里根。支持里根的民主党人，那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但在1980年代选举中把选票投给里根和共和党的人，是里根获胜同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 1984年8月23日，罗纳德·里根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在描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差异时，他说：“今年要做的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中进行选择——是选择他们那种充满悲观、恐惧和限制的治理方式，还是选择我们这样充满希望、自信和增长的方式”
20世纪末，持保守立场的基督教徒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兴起，使原有的对政治同盟的分析更为复杂。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出于经济原因原本应该选择民主党，但他们最后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党派政治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很难就各种紧迫的全国性问题达成妥协。2000年大选中，布什与戈尔接近平手，并且两党在国会中也持平，但这样的政党平衡并不稳固。在一些问题上，两党的分歧很明显。但是更多的政策问题似乎叠合在一起。选民的态度因为社会问题产生一种分歧，因为经济问题产生另一种分歧，或许又会因为国际问题产生第三种分歧。民众最终支持哪个政党取决于什么问题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或者什么问题的表述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选民。一些政治人物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在争议性问题上采取极端立场，这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民众的意见分歧。
就此而言，美国历史上有些时候政党间的分歧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民众对于某项政策的意见分歧，但另一些时候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没那么清楚。随着联邦政府在更多领域介入民众的生活，随着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并且美国民众进一步融入全球性群体，要想从政党分歧看出微妙的、存在内部冲突的民众态度，变得更加困难。
建国初期，美国政党是政治领袖在国内寻求支持的工具。但政党随后演变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在选举流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政党，美国政治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政党发展史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制度发展史。
作为制度的美国政党
政党作为正式制度的发展始于杰克逊执政时期（1829—1837）的民主化改革。杰克逊式民主的核心是民众在选举流程中的参与度。之前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民众投票中落败却最终当选总统，这样的教训促使政党进行改革。在1832年之前，都是通过在国会内部召开推举会议的办法来提名候选人，这种会议也被嘲讽为“君主会议”。现在各党都不再使用这种办法，而是召开全国大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投票选出总统候选人。到1930年代，通行的做法是由各州经过普选（而不是在州议会内部投票）产生选举人。为了让身处华盛顿的国会代表与他们的选民保持联系，各州改为采取以选区为单位的办法来选出众议员，这一做法被写入1840年颁布的《人口普查法》，成为正式法律。在建国初期，州长往往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后来同样改为普选，并且民众还有权选举许多州级官员和地方官员。
因此，政党开始发展地方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组织投票，支持候选人，并且发动民众参加投票。到1840年代，两个主要政党都已建立复杂的、权力分散的组织形式。1848年，民主党成立全国委员会（不到十年，共和党也照搬这一模式）；不过，全国委员会显然没有州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那么强势。到19世纪中期，两党都有了从地方层面到全国层面的各级组织，并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选举权范围扩大，更多民众有了投票的权力，政党也开始采取竞选手段来接触选民。有些退伍的老将在参加总统竞选时用朗朗上口的名号来宣扬自己的战绩。杰克逊本人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之战的英雄人物，他被称为“老核桃”；威廉·亨利·哈里森是蒂珀卡努之战的胜利者，击败了一群印第安人，因此他和他的竞选搭档约翰·泰勒被称为“蒂珀卡努和泰勒”；1848年当选总统的扎卡里·泰勒被称为“老硬汉”。
政治人物还学会使用煽动性的修辞言语来打动选民；政党组织火炬游行，点燃了支持者的热情。发动民众意味着让大家都到投票点参加选举活动，那时候和现在一样，选民的态度不会因为辩论而动摇。到了19世纪中期，分肥制（spoils system）和激动人心的竞选已经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所谓分肥制指的是，在竞选中获胜的候选人将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
19世纪的后半叶被称为“政党的镀金时代”。政党间的竞争极为激烈。于是，各党都花费重金，加强组织，发动自己的支持者参加投票，尤其是在边缘选区。这些支持者必须经过训练、组织，态度积极。
就是在这一时期，各党开始形成核心团体（party machines），也就是结构分明的等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些政坛大佬，他们手下有一群工作人员，负责各个等级，一直到最基层的选区。政党采取物质激励的手段确保工作人员和选民的忠诚度，如果选举获胜，这些奖励就会分发下去；如果选举失败，奖励就会取消。工作人员通常能得到丰厚的回报，所以他们会为核心团体努力工作以保住职位。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招募新的支持者，通常会选择新移民为对象。执政党为新移民提供各种援助——工作、住宿、感恩节和圣诞节的特别礼物、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对于新移民来说，或许这一点最为重要）。作为回报，政党得到选票，还有忠诚。
19世纪末，控制城市地区的政党核心团体在乎的是物质回报，而不是政策立场。他们的任务是赢得选举；他们招募候选人参加地方职位竞选，但在乎的是那些官员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对方通过的政策。当时地方政府或县政府控制着大多数可以作为物质回报的工作机会。
在州级层面，政党核心团体（特别是共和党）采取另一种运作方式。这种方式的激励因素来自商界人士提供的金钱，而不是工作机会和针对新移民的援助。各州核心团体通常由联邦参议员领导，因为当时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商界人士支持政坛大佬，后者经州议会选举，当选参议员并前往华盛顿，他将在那里设法保护那些为他的团体提供资金支持的商界人士的利益。虽然核心团体的运作动力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物质激励换取忠诚。
政党控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对提名过程的控制。政党大佬们决定谁能得到提名。随后，他们印制并分发选票，从而控制着被提名者的命运。政党的运作机制，普通民众既看不见也控制不了。
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政党核心团体的发展达到巅峰。20世纪初，美国开始对选举流程进行改革，这些核心团体逐渐走向衰落。直接预选的出现和普及把提名权从政党领袖手中抢了过来。1913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这又从核心团体手中夺走了一项残余的权力。作为应对大萧条的新政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采取的福利制度改革意味着由联邦政府（而不是政党）向有需求的民众提供援助——相应地，民众的忠诚对象也开始转移。20世纪中期以后，在一些城市地区依然可以见到残留的政党核心团体。位于芝加哥市、由市长理查德·戴利领导的库克县核心团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这些残留的政党组织已经不是通行惯例，只是例外。
图6 林登·约翰逊总统向多年来一直掌控芝加哥的政坛大佬、市长理查德·戴利表达敬意
但政党并没有就此消亡。如果说政党作为选举组织的功能正在弱化，在组织政府和吸引民众支持方面，政党依然保持强势。[9]20世纪初，两党开始在国会两院选出形式上的领袖，不管本党是多数党还是少数党。两党要求立法机构内的本党成员与领袖保持一致。执政党要求本党成员支持总统的立法举措。新当选的总统通常都会挑选本党成员出任内阁职务或担任非正式顾问。
选民支持某个政党的原因不再是物质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