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政党与选举 [21]
这些反例很重要，但必须慎重对待。美国式民主的前提是，民众有能力定期表达他们的意见：对于政府施行的政策，他们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虽然民主的外表保持完好，但行使这样的权利十分困难。不管是在选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如此。
2006年，共和党在众议院内遭遇一系列丑闻。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辞去职位，同时面临他所代表的得克萨斯州提起的指控；他和许多共和党同事都卷入超级政治说客杰克·阿布拉莫夫的非法活动，并且收受贿赂。
民主党要求对政治游说活动进行改革，同时谴责他们的共和党对手，试图以牙还牙，报十几年前的一箭之仇。但民主党面临的问题是，要确定争取哪些席位。在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受民众欢迎，但民主党必须找出足够多的竞争激烈的选区。要分析某次选举中某个政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明显优势，关键是看该政党能否找到足够强势的候选人，把一些席位（这些席位看似对手的囊中之物）变成激烈的竞争。2006年，民主党做到了这一点，但优势非常微弱。他们扭转的席位数只有1994年共和党获胜时扭转的数字一半略多。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回过头来分析美国选举体系的某些方面如何限制选民表达他们的意见。
竞选活动的质量
民主理论家一致秉持公正、有效选举的基本信念，包括反对党可以挑战执政党，候选人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选举进程，民众有权在保密、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投票，投票者能够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在了解局势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理论家产生分歧的地方在于，为了确保民主，竞选流程中究竟需要多少信息。选民是否必须做到消息灵通，了解各方的政策细节以及候选人的相关看法，从而能够理性投票？或者，投票者只需要知道，他们对于执政者的表现是否感到满意？当初罗纳德·里根以候选人的身份与时任总统吉米·卡特进行辩论时，就曾令人信服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相比四年前，你现在过得更好吗？”民众凭借直觉获得第二种信息，他们不需要为了投票去搜集新的信息。并且，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下，有进取心、关注时事的民众必然能找到应对第一种考验所需的信息。但很少有民众真正具有进取心并且关注时事。
于是问题就变成，在极少数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普通民众能否通过竞选活动和媒体渠道得到充分信息。批评者认为，现在的竞选做不到这一点。候选人不惜一切代价，回避实质性内容，因为一旦在争议性话题上采取某个立场，他们给自己制造的敌人数量并不亚于争取到的盟友。政治顾问发明的最有效的竞选手段之一就是“否定竞选法”：把重点放在让你的对手感到头疼的话题或个人事务上，通过这种办法来控制议程。
大多数民众得到的政治信息都来自电视。对于总统之外的其他职位竞选，电视记者报道不多，并且很少关注实质性政策。地方竞选活动的报道数量非常少，哪怕是那些竞争最为激烈的竞选，因此这样的报道可以说意义不大。报纸对于竞选活动的报道胜过电视，但它们同样很少关注各州和地方性竞选活动。即便媒体报道某些竞选活动，也往往把重点放在领先者以及他们使用的策略，而不是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或者资历差异上。
这一现状不能完全归咎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和媒体报道。同样也不能责备民众，虽然民众的参与度完全可以更高。民众要在同一时间关注大量竞选活动（参见表1.1）。他们平时忙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总的来说，政治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核心。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往往搞不清楚，不管是众议员还是州议员选举，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当选对于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因此，他们很少留心竞选活动，只有在最后时刻才会关注；他们投票支持的对象是某个政党或者某个熟悉的候选人，或者是那些在他们看来改善了（或者没能改善）他们福祉的候选人。
媒体要报道同等数量的竞选活动。他们怎么顾得过来？有谁会关注？他们的资源有限，观众的兴趣也不高。的确，竞选报道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大众媒体的职责所在，但很少有媒体会花费大量精力，尤其是考虑到经济成本。
候选人的目标是获得胜利。候选人及其顾问之所以采用否定竞选法，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坏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经验表明这样的竞选策略能够取得成功。聪明的商业广告相比滔滔不绝的谈话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比较式广告不同于否定式广告，前者把某个候选人的任职经历或政策倾向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后者采取不公正的方式攻击竞争对手。通常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取决于观察者。同一个商业广告，在某个竞选团队看来属于幽默风格的比较式广告，虽然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过分；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广告已经超过界限。最终的判决权属于民众——竞选顾问很清楚，他们唯一需要关注的是民众的意见，而不是竞选活动的批评者。
美国的竞选活动缺乏实质性内容，如果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归咎于任何一方，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竞选体系本身。美国的竞选体系采取单一席位选区、弱势政党、三权分立、强大的联邦体系等做法，这必然导致竞选活动立足于形象，而不是实质性内容。民众可以了解他们的代表，但并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后者，因为权力呈分散状态。政党在重大问题上可以采取相应立场，但候选人却可以选择忽略这些立场，因为他们的前程取决于选民，而不是全国性政党领袖或者各州的政党领袖。
小结
两个因素决定了总统之外的其他重要职位的选举结果。一方面，研究者关注全国性趋势。选民如何看待执政党？在选民看来，哪个政党更善于处理重大问题？总统是否受欢迎？民众是否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选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支持总统，并且对执政党并不反感，那么选举的结果就不会促进变革。现状得以维系，这将成为民众意愿的准确反映。如果民众对于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不认同，对总统的表现感到不满，并且对执政党产生反感，按照民主理论的说法，民众就会用新的人选来代替执政者，这些新的人选想必将针对民众的意愿做出反应。1994年的选举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到了2006年，民主党重新夺回控制权。
另一方面，研究者熟悉一句古老的格言：“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通常认为这句话出自众议院前议长、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托马斯·P.“蒂普”·奥尼尔。那些在职者努力满足选民的日常需求，往往因此疏远了国家政治。结果，在职者代表的民众往往对他们评价良好。这些良好的印象，加上在职者能够调用的大量竞选资源，导致其他候选人很难击败在职者，哪怕后者来自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党。潜在的挑战者意识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明显劣势。因此，政党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有实力的挑战者。
任何关于美国选举流程的评判都必然涉及一个悖论：同一个投票者可能在支持执政党的地方性代表的同时，在全国性选举或州级选举中反对该党。如果民众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结果并不能体现他们在全国性问题或州级问题上的立场，宏观层面的民意就无从表达。在美国式民主中，政党的作用就是要确保招募到候选人，一方面挑战在职者，另一方面争夺公开席位，这些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使得明显的全国性趋势在地方性选举中得以体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级选举和地方选举缺乏竞争。美国式民主要想有效运作，政党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足够多的选举具有竞争性，从而使全国性选举或者各州选举的结果能够体现民意。
第七章 不完美的民主
美国人始终认为，美国式民主代表着一种其他国家应该努力追求的理想，就连那些熟悉选举流程的人也秉持这种信念。他们指出其他政治体系的缺陷——像法国这样采取混合体系的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存在分歧；像以色列这样的议会制国家为了达成多数，局势总是很混乱；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政府始终难以稳定；像俄罗斯这样曾经遭受极权统治但现在却自称民主政权的国家，没有出版自由，也做不到公开透明；其他国家同样在种族、性别或阶级方面存在问题。但美国人很少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自身。本章我们将简要回顾此前提到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在美国的政府官员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之前，美国式民主距离终极目标还遥遥无期。
参与度
2006年3月的选举中，以色列的适龄选民中有大约60%的人参加投票；以色列官员感到沮丧，在这样一场至关重要的选举中，投票率如此之低。2004年11月，美国的适龄选民中略超过60%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投票，这一数字是36年来的最高值，同时135也是自1920年女性获得投票权以来，第四次有五分之三的适龄选民参加投票。在非大选年的换届选举中，有36个州进行州长竞选，但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投票率从未达到50%，通常都在35%至40%之间。在一份根据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排列的民主政权名单中，美国处在倒数五分之一的国家之列。[56]
问题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投票率低于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问题是，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与那些不参加投票的人有着群体性差异。非裔美国人和西裔美国人的投票率低于白人。穷人的投票率低于富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投票率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简言之，全体选民的合唱，吟咏的只是有权有势者的声音。在代表制民主体系中，我们不得不感到担忧，政策是否更多反映出选民的意愿，而不是那些没有参加投票的民众。享有特权的人群投票率更高，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什么美国的投票率低于其他民主国家？因为美国的政府体系和选举法都对民众的投票率产生压制。研究者很早以前就发现，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体系比起采用相对多数票获胜的选举体系，投票率更高。平均来说，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民主国家比起采用相对多数票获胜的民主国家，投票率要高出15%。采用混合体系的国家介于两者之间。
即便是在开国元勋创立的选举体系内部，与竞选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样压制了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