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政党与选举 [14]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些新的群体开始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在几十年前他们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西裔美国人尤其受到瞩目，因为他们很快将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两党正拼命讨好西裔选民。在来自古巴以外的西裔选民中，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大致为三比一，自2004年之后，这一数字有所下降。这一现象部分体现出群体忠诚度的内在矛盾。[22]许多西裔美国人同时也是基要主义者和虔诚的教会信徒——过去这两个群体不会被单独列出来分析政治倾向。这些群体都明显倾向于共和党。属于这些群体的西裔美国人原本出于其他原因可能支持民主党，现在却产生内部分歧。但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遭到大多数西裔选民的反对，这导致他们近年来一直没能抓住机会在西裔选民中发展支持者。
关于群体忠诚度，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因为自己的群体身份选择支持某个政党，他们又为什么会继续认同该政党，或者放弃支持但保持中立，又或者转向另一个政党。
群体忠诚度产生的原因在于某个政党的领袖所提出的政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一篇名为《失去阿利托》的文章中中肯地分析了这一点。他撰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的提名听证会。布鲁克斯认为，如果阿利托早出生十年，他很可能成为民主党人，就像城市地区的少数族裔那样。但现在民主党失去了像阿利托这样的支持者。
民主党竭尽所能，驱逐北方各州的白人少数族裔选民。大城市里的自由主义者发起游行，反对警方的暴力行为，他们把出身工人阶级的警察描绘成残暴成性、听命于当权者的突击队员。在媒体上，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把城市里的少数族裔群体描绘成像（喜剧人物）阿奇·邦克那样没有文化、粗俗不堪的家伙。自由主义者是鸽派，少数族裔是鹰派。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汽车保险杠上贴着“质疑权威”的标签，少数族裔在中小学就被教导要尊重权威。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公正导致贫困；少数族裔相信，通过努力他们能摆脱贫困。
类似的观点也可以套用于那些支持共和党的群体。依靠宗教权利来支配本党的做法让新教中的非基要主义者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自己与本党领袖之间越来越缺乏共识。
接下来，自然而然地我们要追问为什么政党以这些方式行事，之后在讨论政党组织以及政府官员的政党归属时，我们还将回到这个话题。
政党同盟
群体对于政党同盟的重要性，体现在该群体中支持某个政党的成员比例以及该群体的整体规模上。犹太人绝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但在全体选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在民主党同盟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只有大约5%。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是女性。这就是性别差异的话题受到广泛讨论的原因，因为女性在共和党内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天主教徒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同盟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约都是四分之一。与之相比，黑人在所有民主党人中占到约30%，但在共和党人中只占到1%。[23]
共和党同盟与民主党同盟有何区别？很显然，区别之一在于种族。少数族裔在民主党支持者中所占的比重（约40%）明显大于共和党支持者（约8%）。另一项区别是性别，两党的女性支持者比重相差超过10%。政党同盟在收入方面也有差异。在共和党支持者中，有将近40%的人属于全国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群体；在民主党支持者中，只有不到30%的人能达到这一收入水平。南方地区的白人现在占全部共和党人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但在民主党人中只占到六分之一。最后，宗教信仰也有所区别。固定前往教堂的信徒比重，共和党（42%）高于民主党（34%）。更明显的反差在于，将近六分之一的共和党支持者声称他们属于基督教的基要主义派，但只有7%的民主党支持者持同样的信仰。两党支持者的这些观点与当初的新政同盟已经有了明显差异。
政党组织
政党组织内部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工作人员都是自愿的积极分子。公众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参加委员会会议，策划竞选活动。他们起草政党纲领，完成竞选活动的基本工作。他们通常更关心地方政治，而不是各州或国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政党的胜利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他们是政党的真正信徒。对于这些政党积极分子的系统性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虽然在历史上政党组织曾是物质激励的代名词，但在当代政治环境中，那些竞选政党组织内部职位的人或者那些为政党工作的人更关心政策，而不是物质利益。
什么政策？对于民主党人来说，积极分子和工作人员通常比普通支持者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更加坚持传统的、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主党政策。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核心积极分子通常更加保守。近年来，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更多地体现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上。美国的宗教右派势力协同一致，成功掌控了某些州的政党核心团体，同时对其他州的政党核心团体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公众关于政治问题的各种看法整理排序，从位于最右端的保守主义到位于最左端的自由主义；[24]如果说，我们可以画出公众立场的正态分布曲线，那么政党积极分子通常位于曲线的两个极端，普通的政党支持者处于靠近中心的位置。某个人在党内越积极，他或她采取极端立场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某些最引人瞩目的当代问题上。因此，民主党官员比那些仅仅参加初选的选民更偏向于自由主义立场；参加初选的选民又比那些不愿意费神投票的民主党支持者更偏向于自由主义立场。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逻辑存在矛盾。如果政党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竞选胜利，那么积极分子就应该希望本党采取中间立场，因为这样能吸引更多选民，最终获得胜利。但是，如果某人坚持采取极端的政策立场，他或她就会遵循另一套逻辑：必须说服其他人，你的立场是正确的；必须控制政党核心团体，提名那些与你持相同观点的候选人，并动员那些与你持相似观点的人来支持候选人，确保那些观点最终获得胜利。
这样的选举体系将产生某些后果。第一，政党组织在整个流程中的影响力越大，该组织采取妥协立场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政党在某个区域的控制力越强，该党的提名资格就越珍贵，同时潜在的候选人对于政党的大多数支持者（而不是中间派）的吸引力就越大。结果就是，和那些两党竞争激烈的地区相比，在那些受某个政党控制的区域任职的官员通常偏向性更为明显，并且在争议问题上往往采取极端立场。第三，政党的官方立场，比如写入政党纲领的立场（往往由积极分子主笔），通常强调两党存在立场差异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那些可能达成妥协立场的问题。综合考虑，我们看到政党组织内部的积极分子进一步加大了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偏向。
一个世纪前，正值政党的黄金时期，当时的政党组织更关心权力以及随权力而来的好处。政党领袖通常都是强势的政治人物。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受制于政党和领袖，因为后者能提供他们需要的物质利益。地方政治比各州或国家政治更加重要，因为地方组织控制了更多物质利益。政党立场只是次要问题。
到了21世纪，政党领袖大多默默无闻，只有当地的积极分子听说过他们。这些领袖依然履行传统的政党职能，但激励他们支持政党的因素是政策偏好，而不是潜在的物质利益。他们看重政党立场，并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因此，那些最关心政策的人能够得到政党内部的职位，并且掌控整个组织。
政府官员的政党归属
本章开头，我举了布什总统和肯尼迪参议员的例子来说明政治人物与政党之间的关联。当我们提到著名的政治人物时，哪怕是平时不怎么关注政治的人也有大致的印象。布什总统主张对恐怖主义宣战，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肯尼迪参议员关心少数族裔权利，主张政府为那些有经济需求的人提供援助，同时施行保障人权的政策。这样的印象未必准确，但区别十分清楚。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在职官员有多大区别？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你要求的精确度。十几年前，即便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很难说清楚，民主党的在职官员是什么样子。当时肯尼迪参议员已经当选，他或许比现在更偏向于自由主义。亚拉巴马州的乔治·C.华莱士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代表了南方各州持保守主义立场的民主党人，当时这样的人有很多。代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在国内政策方面偏向于自由主义，但在国防事务方面是个顽固的保守派。在越战期间，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负责战争事务，他在国会中有许多盟友，包括大多数共和党人；其他民主党人反对战争，一些共和党人站在他们这边。很难界定某个政党在政府内的立场。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界定政府官员的政党归属变得容易一些，至少在国家层面是这样。每到国会举行会议，“国会季度服务”就会给每位众议员和参议员打出“政党团结分”。[25]在近来的大多数会议上，每个政党的平均团结分都超过85%。一个政党的大多数议员联合反对另一个政党的大多数议员，这样的投票比例也有所提高。在国会内，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支持布什总统，民主党反对他的大部分提议。[26]
如果观察各州或地方层面，我们会发现各个地区的确存在差异。共和党是个明显的例子，新英格兰地区的在职官员通常在社会问题上立场更为温和；那些在“圣经地带”各州，即美国中部持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地区任职的共和党人通常更为保守。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共和党的团结程度高于民主党；但近年来，共和党矛盾增多，主要原因是宗教右派势力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导致内部分歧。
这种变化在堕胎问题上也能体现出来。1992年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罗伯特·P.凯西被禁止发表反堕胎立场的言论。2006年，他的儿子，同样持反堕胎立场的小罗伯特·P.凯西被本党领袖选为候选人，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与此同时，共和党变成了持反堕胎立场的政党，内部几乎不容许有分歧。在这个自由主义风气盛行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之前在竞选州长职位时，在堕胎问题上含糊其词，但当他决定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时，便采取了坚定的反堕胎立场。
虽然有上述差异，政府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