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8]
常设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将送交他们的大量法案进行分类整理，随后决定予以处理的法案以及处理顺序。主席任职曾经严格依资历而定。一旦议员进入某个委员会，无论偏离政党核心位置多远，其升迁都以服务年限为准。这总体上排除了选任主席过程中的潜在冲突。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席们作为当家之主管理委员会，其风格从专断到民主不一而足。他们曾负责决定委员会何时开会、是否设立小组委员会、处理哪些事务以及由谁担任工作人员。至1970年代，参、众两院通过改革削弱了委员会主席的个人权力，同时奖励党派忠诚甚于资历，也使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有可能推动议程中的某项事务并对选用工作人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委员会主席依然具有影响力，特别是由于“主席的评价”或法案的起草通常构成委员会展开审议的起点。尽管权力已遭削弱，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还是警告避免失去委员会主席的垂青：“如果某位参议员已经提出一项法案并希望看到它取得进展，可以相当确信的是，如果他确实在其他某项事务上追击主席，便不会在他个人的法案上达成所愿。”少数党在委员会中的副主席的角色更不确定。参议员鲍勃·克里（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人）解释道：主席“驱车掌舵，副主席在风和日丽时坐到前排。乌云密布时，则同主席的工作人员拼车”。
两党过去都习惯于将新任参议员委任到相对次要的委员会，使他们在其中得到锻炼，再将他们提升到主要委员会。林登·约翰逊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时开启新的做法，其政党大会的每一位新议员从一开始就被派往至少一个有声望的委员会。多数新议员如今都在主持小组委员会，或作为资深少数党议员效力于小组委员会。此举使新人有机会在立法中发出个人的声音，在某项事务上摆明立场，或为其事业建立平台（更不用说使他们对提供任命的领袖心存感激）。领袖们给出的理由是，新议员会有更多时间投入小组委员会，他们也会乐于接受这项责任。广泛的主席任职也进一步彰显着政党的明日之星。但是，对于不时试图削减数量不断激增的竞争性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来说，这些做法却在使其受挫。
随着国会工作量的增加，从一届国会延续到下一届的常设委员会数量也在增加。1946年《立法机构重组法》对委员会数量予以削减，对管辖范围加以整合，并试图通过发展联合委员会减少分别在参、众两院委员会提供相同证词的过剩的政府官员。两院对协同工作的天然抵触使它们无法在一些内部政务上组成联合委员会，如政府印务和国会图书馆监督等。这部重组法也为国会委员会安排了首批专业人员。在那之前，文职工作的处理曾交予若干办事人员，这种保荐职位通常指定给主席的家庭成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人员由一位秘书、一位办事员以及一位兼职助理组成。当美国经由战争崛起时，国会意识到政府的发展壮大和千头万绪需要更为专业化的办事人员予以协助（至20世纪末，委员会工作人员已超过50人）。
最初一批委员会专业工作人员不具有党派性，他们被同等地委以多数党或少数党的工作，议会大厅主导权在两党间更替时也不会发生变化。同一批工作人员可能为某一个政党的法案撰写委员会报告，又为另一个政党的声明撰写委员会报告。这一制度在1970年代宣告瓦解，而此前便有少数党议员抱怨工作人员倾向于反映主席而不是他们的利益。委员会被授权雇用少数党工作人员，这也就默许专业工作人员转变为多数党工作人员。委员会工作人员承担起大量准备工作，他们起草法案、开展谈判、为议员在听证会上发问准备问题并向他们简要汇报立法进展。
委员会邀请专家证人作证，也可以传唤不情不愿的证人，并以藐视国会的指控惩罚那些不予配合的证人，这种指控有可能伴随着罚款或监禁。一些官员因没有提供委员会所要求的信息而面临弹劾威胁。然而，多数机构负责人乐于作证，因为他们很可能为了自身的计划向同一个委员会寻求支持。在审问证人的过程中，最先发问的是资深议员，年轻议员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发问。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明白，他们对于证人的选择可能会决定辩论形式及其催生的法律。一位委员会书记员评论道：“（如果）找到恰当的证人，提出合适的问题，而他们妥善作答，那么对手还没张开罗网便已束手就擒。”
法案从小组委员会提交到全体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召开审议会议逐个部分地予以审核和修订。审议期间会达成妥协，新条款会加入其中，某些条目会荡然无存。委员会随后向参议院或众议院全体议员汇报已经审议的法案，同时附上一份对法案条款做出解释的报告。听证会和报告将予以出版从而形成一项记录，国会将最大一部分活动的内容予以印刷出版，其中很多内容如今已放置到互联网上。
多数法案获得通过时，在形式上与委员会提交这些法案时相差无几，这说明委员会成员对于立法内容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两党成员之所以被吸引到特定的委员会，原因在于他们在经手处理的事务上存在个人利益，或者这些事务影响到其所在各州。因此相比于议场，委员会中的商议少有党派色彩。参议院议场中提出的修正案也许试图改善或破坏法案，但法案离开委员会之际有待补充的空间通常已所剩无几。经“常规程序”形成的委员会法案的优势在于它经过严格审核，这样的审核已经通过协商达成某些共识。一位参议员回想起曾有法案在委员会经过六天“艰苦费力”的审议，形成59项对法案进行强化的修正案。
政党领袖有时会任命特别工作小组起草法案，以此绕过常设委员会。这一程序使投身某项事务的议员们得以越过委员会的重重障碍，当议会大厅中规模庞大的多数党与委员会多数成员想法不一时尤其如此。在参议院，与避开常规程序相伴的问题是，常设委员会可能在审核会议中形成一些会引起争议的修正案，以此对法案形成猛烈攻击。特别工作小组的反对者们将这种领导方式解释为：“我们拿着这项想要塞进你们喉咙里的法律。”
众议院委员会
在国会中，委员会制度根深蒂固。1789年，参、众两院任命临时委员会处理专项事务，随后予以解散。众议院作为较大的机构并因此需要更完善的组织，于第一届国会期间设立了首个常设委员会。随后25年中，又增加了25个。规模较小的参议院曾仰赖临时委员会，直至狼狈不堪的1812年战争致使国会大厦成为废墟，参议员们才认识到增强稳定性、持续性和专业化的必要性。
两院规则对委员会的管辖范畴都做出了安排，但这对某些事务并不完全适合，由此存在重叠。由于众议院可以将同一项法案的某些部分送交多个委员会，两个或多个委员会或许会审查同一个机构但提出矛盾的指示。众议院各委员会会相互争夺控制权，需经一番讨价还价才能达成和解。如2001年，能源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都曾宣称有权处理有关解除宽带网络市场管制的立法工作，这场冲突导致立法陷入停滞。议长不得不令委员会主席相互协商直至达成妥协。
宪法规定，所有征税法案须在众议院中产生（宪法第一条第七款），依众议院的解释，此项规定囊括筹集和支出联邦资金的全部法案。1795年，筹款委员会成立，负责管理税收和支出事务，至1865年创建独立的拨款委员会，这些职能才得到划分。众议院将筹款委员会作为“封闭型委员会”，这意味着其成员不得在其他委员会任职（规则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同样要求专属任职）。除了税收和关税，筹款委员会还负责管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鉴于责任重大，两党普遍避免向该委员会任命“触石决木之人”，以尽可能保持一种通情达理、宽松融通的氛围。威尔伯·米尔斯（阿肯色州民主党人）于1957—1975年担任主席期间以其对于税收政策的影响被认为“权倾华盛顿”，他本人集中体现了该委员会在两党合作方面的声誉。
这种形象在比尔·托马斯（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担任主席期间发生动摇。他在出任主席前已供职23年，对立法程序中的重重阻碍以及造成这些阻碍的人逐渐失去耐心。挥舞重槌的托马斯主席曾召集国会警察将少数党议员逐出委员会会议。2006年，托马斯坚持将三项独立的征税动议并入同一项法案，他将此称为“三重彩”（得名自彩池投注中对前三位赛马及其顺序的称谓）。金融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艾奥瓦州共和党人）参议员指出，“三重彩”赌注的胜算非常渺茫。格拉斯利预计参议院可能通过两项征税法案，但不会通过第三项，因此极力主张使法案分别投票表决。托马斯在政党大会中占得上风，但正如格拉斯利估计到的，整项征税法案一败涂地，由此引发关于国会“无所作为”的指责。
参议院委员会
在19世纪晚期的镀金年代，国会权力集中在参、众两院委员会主席手中。他们占据着国会大厦中气派的委员会室，其中配备拉盖式书桌、豪华皮椅、躺椅、雕花边柜、土耳其地毯以及法国斜面镜。委员会室被作为主席的私人办公室，主席可以雇用一名秘书。委员会经手的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决定着委员会室与参、众两院议会大厅的距离，其中几个“金钱”委员会——拨款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最靠近议会大厅。在参议院，委员会多为挂名，只是为了向主席提供一处房间和一位秘书，从不处理任何立法。一些挂名委员会甚至走入少数党资深议员当中，这表明多数党在相关事务中鲜有利益（其中之一为妇女选举权委员会）。直至首座国会办公楼于1908和1909年开放时，所有议员才获得独立的办公室。在那之后，参议院将委员会从75个削减到20个，由它们实际处理立法事务。
在1932—1980年半个世纪之中的大选期间，民主党除两届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