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7]
《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所记载的几乎所有事务在字里行间都饱含议员对其选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重要里程碑的认可。他们为“雄鹰童子军”庆贺，庆祝50周年纪念日，或为刚刚离世之人致悼词。例如，某日的《国会记录》记载了两项决议案，分别设立了吞咽困难症国家宣传月[7]和克尔维特跑车国家纪念日[8]，在同一天也有一项决议案是悼念葡萄酒酿造商罗伯特·蒙达维的。一项如今已经消失的向乡村选民派发种子的传统曾在19世纪践行：议员们在每个国会会期都会收到农业部派发的一箱箱成袋的蔬菜和花草种子，为的是在返乡后收获美好的希望。
当今，通信领域诚然取得一些进步，议员们却还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待在家乡。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周末离家返乡，同时也在周末安排城镇会议，向民间组织发表讲话，走访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或顺路前往当地的理发店听取民众的意见和不满。议员们设立选区办公室并派驻部分工作人员。他们也在华盛顿接待到访选民，召开早餐会，陪同参观，与参加班级旅行的学生合影并做任何其他可能的事情，为的是使选民记得他们在为选民工作。
另一种更加专门化的选民服务是保荐。议员有机会从本州提名任命到军事院校的人选。他们可以从本州推荐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法官，也可以为行政分支的任命不限次数地做出推荐。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世纪参议员詹姆斯·巴芬顿（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身上，他不愿回绝一心求取联邦职位的某位选民，于是想出一种做法，就是对索求行政职务推荐信的每一个人来者不拒。政府招聘员了解他的这一套办法。当他以“Buffington”作为签名，也就是加入字母“g”时，意味着他希望推荐人获得任命。当他如实签下“Buffinton”而没有加入字母“g”时，意味着这份推荐不必当真。
媒体关系和新闻报道
国会议员固然倾向于同选民直接交流，而不是由记者筛选他们的言论，但他们的竞选能否获胜依然有赖于新闻媒体。难以控制日程安排和会议议程的年轻议员及少数党议员尤其将新闻传播作为向公众、同僚和政府广泛宣传个人理念的必要工具。
民选的众议院在1789年开始运行的第一天便向媒体敞开大门，但由州立法机构选举的参议院并没有记者席，并且在1795年以前一直闭门开会。大陆会议和制宪会议都没有公开举行，宪法中的任何条款也都没有规定国会须公开立法，仅要求发表会议记录。1841年，参议院在主事官员所在位置的上方留出一排座位，将其留作最初的记者席——这比白宫设立新闻发布厅提前了60年。国会一直是联邦政府最为开放的分支。议员们乐于作为媒体现成的信息来源发表言论并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国会没有统一主张，面对可以主导新闻的总统，国会经常处于劣势。
国会大厦的一块铜匾记录了发明家塞缪尔·F.B.莫尔斯1844年首次在国会进行的电报演示。一项国会拨款使莫尔斯得以在华盛顿至巴尔的摩之间架起电报线路。他从华盛顿发出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看上帝造就了什么”。巴尔的摩的回复则是“看华盛顿传来了什么消息”（电文没有标点符号）。电报从此成为国会通信的主要手段，直至1990年最后一批机器被清走，新型电子通信技术才最终使其成为陈迹。无论出现何种通信技术，国会都热切地加以利用。对听证会进行电视报道使一些立法者成为全国明星，开创先河者乃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田纳西州民主党人），对于有组织犯罪的调查使他在1951年吸引到全国观众，也促使他参加了总统竞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的声望通过镜头树立起来，但也由镜头摧毁殆尽。反共调查使他常驻荧屏，直到1954年电视播放“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将他恃强凌弱的招数公之于众并导致参议院对他进行公开谴责。一些将驻地安排在华盛顿的周日早间新闻节目，如《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和《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定期将播放时间给予国会议员，他们期待有这样的机会向全民发表演说或向收看节目的各位国会议员施加影响。国会中第一批预言新媒体将对总统选举发挥关键作用的议员，就包括时任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
直到1979年，众议院才准许通过电视播放辩论过程，这项服务由C-SPAN（全称“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提供。众议院的议员们吸引到遍及全国的广泛关注，以致参议院于1986年做出让步，允许摄像机进入其议会大厅。耀眼的光线改变了议会大厅的氛围，激励议员们在镜头面前发表讲话。电视摄像机也成为委员会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及其他国会活动中的常规设备。国会大厦中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国会议员和电视摄像机之间，这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至1990年代，互联网打开了数字电子通信这一新局面，促使每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去维护网络站点。
图4 记者招待会是国会大厦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新闻机构、代表各类新闻媒体的5000余名记者，都持有国会记者席记者证，尽管其中只有数十名每天都会待在国会大厦记者席。国会诚然在拉拢逢迎记者团，但议员对偏见和误解的抱怨，连同记者对政客试图操纵新闻报道的抗议，都挫伤了国会和媒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不论议员们有多么抱怨新闻报道，他们都认识到媒体为他们与公众建起了最佳的联络渠道。新闻报道会影响他们使立法获得通过、重返下一任期及升迁到更高职位的机会。这种认识使国会成为记者们最易走近的政府分支。对于国会为何如此开放地运作，华盛顿资深记者詹姆斯·赖斯顿解释道：“议员们认为媒体的良好意见对他们连选连任颇为重要，他们的大部分想法都基于这一点；他们因此会同记者见面，其中一些人甚至能读懂我们的想法。”
第三章 委员会其内
一旦赢得选举进入众议院或参议院，新任议员会即刻争取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将塑造他们的立法履历，会帮助他们创造纪录、吸引媒体关注并筹集竞选资金。1987年，南希·佩洛西刚刚进入众议院便去争取拨款委员会的职位，并一直为此敦促民主党领导层。直至连选连任成功，她都没有获得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议员们有时获得的任命会与期望相去甚远。李·汉密尔顿（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曾要求进入众议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但最终失望地进入外交委员会。这之后不久，汉密尔顿对外交政策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回绝强势的筹款委员会职位，而继续主持外交事务。
伍德罗·威尔逊于1885年写成博士论文《国会政体》（Congressional Government），他令人难忘地将处于会期之中的国会描述为公开展览的国会，而召开委员会会议的国会则是工作中的国会。法律法规更多地在委员会而不是两院议会大厅的议场上制定出来。因此，相比于委员会之外的席位，委员会当中的席位使议员更有机会影响有关某项事务的立法工作。议员们将大量注意力投注到委员会工作当中，或盘问证人，或审核（修订）议案。
服务于多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但逢会议同时举行，便不得不在其中做出选择或往来穿梭（也更依赖委员会工作人员）。逢立法日，议员们便会同时关注委员会和议场活动。当铃声召唤他们前往议会大厅投票时，他们或许正在听取有关某项紧急国家事务的听证会，进而要迫使重要证人在此期间空等。不论日程如何混乱繁忙，委员会始终是立法程序的核心。
新一届国会召开之际，政党指导委员会将新任议员任命到委员会，一些资深议员则转到更有吸引力的委员会以填补空缺。每个政党可以获得的委员会席位数与其在整个议会大厅中的政党席位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政党大会也会限制议员可以为之效力的委员会数量。委员会接受来自不同层面的运作资金用以雇用工作人员，这些资源由多数党把控，但会与少数党分享其中的一部分。
参、众两院的规则界定了每个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在它们之间分配政府主要事务。委员会又再细分为小组委员会以进一步实现专业化，并由它们承担绝大多数工作。小组委员会对已经提交的众多法案进行拣选，排除大多数，而只关注一小部分。工作人员会为听证会收集资料，听证会将邀请专家证人，会吸引媒体关注，并构建一个案例以使立法获得通过。小组委员会随后向全体委员会做汇报，全体委员会也将召开听证会。一些“声名显赫的委员会”其听证会不时制造新闻，其他一些则更趋向于以政策为导向，不那么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其成员始终安于制定法律而非制造新闻头条。资深议员劝告年轻议员埋头苦干而不是张扬其事，但雄心勃勃的新议员前来国会的愿景依然是效力于引人瞩目的委员会，希望进入具有“明星般魅力和政治筹谋”的那一个。
变法案为法律
立法始于提出法案（bill，源于中世纪的“bulla”一词，即带有封印的文书）。众议员要将法案投入法案投置箱（hopper）——议长演讲台上的红木箱，参议员会将法案交予议会大厅演讲台上的书记员。书记员给法案编上号码，法规专家则根据规则的要求将法案提交给适当的委员会。在参议院，法案将提交给唯一一个委员会；在众议院，法案全文或其中的某些部分会提交给多个委员会。
作为供职十年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曾总结道，立法者最大的成就是阻止糟糕的想法获得通过，而大多数法案的确被扼杀在委员会中。第110届国会期间（2007—2009）提交的法案达到1.4万项，只有3.3%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某些议员在一届国会中提交上百项法案，却并不奢望它们获得通过。相反，他们将这些法案视为一种手段，用以了解思想观念，促进个人利益和理想抱负，帮助某位选民或捐助人，又或增进对本州意义重大的经济利益。
为了从每年提交的大量法案中区别出重要的一些，议员们会留下象征性数字，如S1或HR1776。他们也会用适合作为新闻标题的缩写字母精心设计名称，如《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表示“为拦截或阻挡恐怖主义提供其所需恰当手段以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