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6]
计票时，落后方可能会对结果提出异议。宪法准许国会任何一院决定候选人是否获得席位。即使委员会对指控展开调查，具有争议的获胜方也可能“不受歧视”地被安排到议席上。两次有争议的选举彰显了国会两院不同的运作方式。1974年选举后，参议院规则委员会用数月时间试图重新统计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该州的两位候选人都宣称本人获胜。因双方无法就哪一方实际取胜达成一致意见，参议员们将这一选举退回该州，1975年9月民主党人在一场新的选举中赢得议席。相比之下，在1984年选举中，在任议员弗兰克·迈克洛斯基（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起初以72票差额获胜。重新计票后，其共和党对手理查德·麦金太尔却领先34票。印第安纳州证明麦金太尔得胜。随后作为众议院多数党的民主党单独重新计票，并宣称迈克洛斯基以4票差额取胜。众议院共和党试图宣布议席空缺并迫使进行重新选举，但民主党投票表决迈克洛斯基获得议席。联邦法院裁定该项选任成立，愤怒的共和党作为少数党则将这场有争议的选举作为斗争口号，从此众议院政党纷争愈演愈烈。
国会只是偶尔拒绝接纳议员。1865年，国会中的北方议员将前南部邦联选举的所有议员拒之门外，直至这些州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进而废除奴隶制。参、众两院也曾以公民资格、渎职、叛国和宗教信仰问题为由将一些议员排斥在外。1919年，众议院拒绝维克托·伯格尔获得议席，这位威斯康星州社会党人因发表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被判违反1917年《间谍法》。然而，最高法院推翻其定罪后，伯格尔在众议院担任了三届议员。1967年，众议院以不认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纽约州民主党人）放纵的生活作风为由将其逐出。最高法院在1969年推翻了这项决定，理由是众议院固然凭借宪法授权通过三分之二赞成票逐出鲍威尔，但鲍威尔的任职符合所有宪法要求，因此必须获得议席。
各州不能决定国会议员的任职期限，也不能通过请愿或州内投票将其召回。有人认为，既然其所在州的宪法准许对州政府官员采取这类做法，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参议员和众议员。但所有国会议员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被召回，除非通过宪法修正案予以批准。法院已经裁定，议员仅有的资格限制乃宪法明确规定的那些条件：年龄、公民身份以及居住地。
新议员群体
那些刚刚取胜的议员乃首次当选，踏入国会时怀着全新的想法想诉诸立法，他们经常对缓慢的立法步伐急不可耐。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分权意味着议会大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而并非全部。一项在众议院顺利通过的法案可能在参议院石沉大海。立法者们必须将他们的想法包装得不仅能说服他们的领导班子，还要能获得另一院、总统以及法院的认可。一场关键性选举之后，一个全新的或经过扩充的多数党可能发起首轮大规模立法活动，但假以时日，制衡机制会对急剧的变化构成阻碍。新任议员也会抱怨工作要求、无法确定个人日程、长时间远离家人以及大量筹款工作带来的压力，但他们都会竞选连任。
一些新议员在试图改革制度的过程中下定决心削减联邦开支并废止分肥政治，以致他们会投票反对将联邦资金划拨到本人所在选区。（“分肥”这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内战前的种植园时期，当时的农业工人会从一大桶腌猪肉中捞取食物；与此相似，当立法者们为其所在选区的特定项目取得联邦资金时，他们也就“将腌猪肉带回家乡”。）在选民中间，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做法。在激烈角逐中取胜的议员可以说是“训练有素”地回到国会，他们更愿意为了迎合选民的需要做出妥协。那些研究国会投票模式的人观察发现，在国会中任期越长的议员越倾向于“回归中庸”，他们会调整思想观念以提高连选连任的概率。
面对国家和地方之间常见的利益矛盾，英国政治理论家兼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在1774年向其选民表示，立法者必须表达“全国普遍意见”而不是“地区偏见”。伯克断言，议员必须敢于“在经过判断并确定选民有错时抵制他们的意愿”。然而，正是这高尚的情操使伯克在投票时与所属地区的利益唱反调，以致在1780年再次参选时落败。
国家需要、政党团结以及总统施加的压力，经常迫使议员面临艰难的投票。资深参议员威廉·纳彻（肯塔基州民主党人）曾经常建议新议员“做正确的事，然后回乡向当地民众解释为何如此行事……一些表决会使你遍体鳞伤。如果你做出解释，家乡父老将使你安适如常”。政治学家们在研究代表制的过程中将国会议员分为代理人（遵循选民意愿）和受托人（坚守个人原则）两类，他们发现多数议员会根据议题融合这两种倾向。越是对选民有直接影响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政策，他们越期待议员担当选区公仆。越是国家防御和对外政策之类事不关己的议题，议员对其采取的独立态度越常会得到选民的宽容。
在众议院，少数党议员发现他们相对容易冲破层级，在本党必然失败的问题上“投票支持其所属选区”。在参议院，为避免遭遇终止辩论规则，少数党领袖需要至少握有41票，并且要提醒政党大会，他们的力量有赖于团结一致。政党也将寻求各种方法使人微言轻的新任议员取得立法胜利，这将增加他们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在2008年补缺选举中，一位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虽取得胜利却颇感失意，他既没有被委任到能源委员会，也没有获得情报委员会任命，但政党领袖允许他提出《国家能源安全情报法》，该法案以414票对0票获得通过。但事实证明，这场胜利不足以使他赢得另一个任期。
新议员群体对人种、族裔和性别都已经更加开放包容。地位日益提升的国会妇女党团使女议员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以推动对女性意义重大的议题，尤其是健康、教育及职场平等问题。国会黑人党团同样在促进民权和经济机会。伴随一些议员成长为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最初的国会小团体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均有拓展。女性和少数族裔国会议员使立法分支得以更好地代表国民，但其数量依然无法企及他们的实际人口比例。这已经成为州立法机构划分国会选区边界的一个难题。“不问肤色”的决定忽视种族因素，有将少数族裔选民划分到几个选区的风险，降低了少数族裔议员赢得选举的概率。但以人种或族群为中心保证其当选的选区划分方式，被最高法院视为一种“政治隔离”，这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证的同等法律保护。国会少数族裔代表人数不足也要归咎于划分选区的各州、提名候选人的政党、投票的选民以及没有参加竞选的潜在候选人。
服务选民
1934年，堪萨斯城政治大亨汤姆·彭德格斯特建议新任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多做、少说、答复信件”。参、众两院议员的基本职责是立法、传达和提出主张。他们的立法职能包括举行听证会并交回法案以进行投票表决，传达工作需要向选民通报议题并解释他们采取的立场。提出主张包括在国家事务上为选民的利益和看法作辩护，并提供选民服务。
参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曾说，国会议员候选人可能意外当选，但“很少意外连任”。连任有赖于使选民持续相信他们能最好地代表选民利益。响应选民需求如同任何立法成就一样有助于保证议员任职，因此社会工作占用了所有国会办公室的大量工作时间。议员办公室被表达选民意见的信件、邮件和电话淹没，办公室还通过派发调查问卷和召开城镇会议征求意见。他们认识到是选民使他们留在任上，从而形成一种顾客至上的态度。甚至具有国际视野、才高识远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民主党人）都曾在日内瓦为反对欧洲限制进口美国鸡肉，打断一场有关北约核武器供应的讨论。保护阿肯色州鸡肉生产商使富布赖特得以留在参议院。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因此支持或反对某项事务，又或者是寻求援助的请愿书在国会堆积如山，从长篇大论到措辞相同的大量明信片不一而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半数立法成果都是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设计的个人法案，要么是赔偿战时个人财产损失，要么是提供抚恤金，又或者是通过移民使家庭成员得以团聚。这之后，国会普遍通过大型法案处理这类问题，个人法案的数量由此减少。如今，大多数选民服务都是为了解决社会保障或退伍军人报酬相关问题、使子女进入某所军事院校就读、加快护照签发，或者其他一些由国会干预官僚机构的问题。议员直面重大国家事务，但也以处理那些对某个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个别事务为荣。
使用互联网以前，很大一部分国会来信都通过电报传送。一位工作人员回忆他所效力的议员如何交给他一叠关于某项事务的电报，要求他将电报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摞。这位议员没有阅读电报即投票支持议案，原因在于“支持”的一摞更高。另一位议员收到上万封来信反对他支持的一项议案，他却对此置之不理，原因是使他当选的民众为数更多。
电子邮件于1990年代问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占到全部国会通信的80%。电子邮件使议员与其选民的交流更加便捷，特别是2001年炭疽事件发生之后，邮寄信件不得不交予放射消毒以致信件遭到拖延。一些宣传团体和协会发现，很容易推动各类组织利用互联网联络立法者。一些民间团体，如工会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连同支持和反对堕胎权组织，对两党议员均产生影响。潮水般的邮件可能使议员们难以应对，而迟于答复或未予答复的留言可能在希望即刻获得满足的网络用户中引燃怒火。民意调查表明，尽管国会议员做过一些努力，大部分美国民众却认为议员对他们说的话并不感兴趣，民众的这种看法是一些城镇会议曾爆发愤怒的原因所在。
议员们对于新技术的采用如同技术更新换代一样迅速，年轻议员和少数党议员尤其如此。参、众两院议员如今利用网络开展调查，并已将个人网站变成电子的时事通讯。他们通过互联网参加城镇会议，同时邀请本州居民参加与立法者通话的电话会议。一通典型的电话会吸引数倍于参加一场当地现场城镇会议的民众。相应地，当某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