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5]
政治家们更看重亲身接触，但他们认识到，在全州范围内或在拥有成百上千选民的地区，他们可能开展的那种面对面的竞选活动将无法触及广大民众。他们为出现在镜头中使出了浑身解数，将最大一部分竞选经费花在电视宣传上。早在1930年代，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便评论道，政治事务已经昂贵到“即使被打败都需要一大笔钞票”。每一位议员在筹集竞选资金上消耗的时间都是不同寻常的，这也致使国会工作日缩短到周二至周四。由于资金筹集活动也为游说人员提供了渠道，这也成为一项政治事务。如今，竞选财务改革要求国会议员候选人披露其资金收支数额及资助人姓名。但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1976）中，最高法院推翻了旨在限制竞选开支的立法。大法官们裁定，候选人用于其竞选的个人资金不得受限。反对者将这类约束称为限制言论自由，而支持者认为，不受限制的个人开支是对富人的偏袒。金钱可以开口讲话，而那些越富有的人，讲话声调也越高。
图3 竞选活动既可能充满欢乐，也可能困难重重。图为1968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M.德克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和查尔斯·马赛厄斯（马里兰州共和党人）在国会大厦庆祝首次启用竞选巴士
尽管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努力，竞选开支依然持续攀升。国会议员候选人越来越离不开数量猛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其募捐方。政治行动委员会得到特殊利益集团、单一事务集团以及国会中的热心领袖们的资助，它们将资金分拨给多个候选人，从而为他们的事业获取支持。竞选结束后，政治行动委员会经常会帮助获胜者偿还竞选债务并为下一次角逐作准备。为某位特定候选人筹集的资金称为“硬钱”，为一般性动员拉票（get-out-the-vote）活动而非特定候选人筹集的资金称为“软钱”，其管理不如硬钱严密。在筹集软钱的过程中，全国性政党组织会创造广泛机会使捐赠人私下同最具影响力的委员会主席会面。反过来，一些全国性协会则会为委员会主席处理他们希望获得通过的法案接待募捐者。2002年《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试图禁止使用“软钱”，但反对者们创造性地寻找到了规避这项法规的途径。
一旦上任，两次选举之间的时间转瞬即逝。由于众议院中上至议长、下至新人所有议员的任期都会在两年后期满，议员们会在落选、退休或离世前不间断地忙于竞选。在众议院议员各自的选区之中，他们会坚持不懈地在临街铺面、集市和社区集会中发展选民。众议员吉恩·斯奈德（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形成了一种惯例，他会沿着穿越其选区的42号公路驱车，随机停在咖啡馆和理发店旁，去了解人们在想些什么。即便任期更长的参议员也遵循着相似的惯例。尽管政治家们高度依赖民意调查专家去监控民意，国会议员却时常发现，在本州做定期巡访可以无须再进行昂贵的民意调查，原因在于他们在周末可以与之交谈的民众数量会超过民调对象。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佐治亚州民主党人）过去常说，六年任期使参议员们用两年时间做政治家、两年做政客、两年做煽动家。但参议员弗莱彻·汤普森（佐治亚州共和党人）评论道，“参议员可以去做政治家，但作为政治家之奢侈”是众议员无法承担的。“众议员每两年竞选一次。他不能远离所在选区的基础民意，否则他不会再次当选。”
在任者们称，要竞选连任，只有两条路：要么畏缩不前，要么所向披靡。即使面对反对者，众议员重新当选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这部分是由于担任公职带来的较高的知名度，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州立法机构中其所属政党会圈定国会选区边界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政党在选区中的实力。多数选区都是稳定的民主党或共和党选区。一些边缘选区则摇摆不定，总统选举年尤其如此。稳定的议席有时会鼓励议员在华盛顿保持低调。他们几乎不会联合发起修正案或在议场发言，而是会致力于增进其选区的需求并回应选民的需要。不断连任使他们得以悄然地层层攀升以影响政策。
然而，稳定的议席也有可能丧失。一些选区可能在人口普查后予以合并，迫使同僚在初选中相互角逐以占领新选区。尽管连任率达到96%，众议院的议员构成却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世、退休、角逐其他职位以及落选，使每次选举后众议院议员队伍出现10%到20%的平均调整率。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众议院半数议员任职都不超过十一年。
国会中的政党
宪法没有提及政党，原因在于一些制宪者曾祈盼避免形成引起纷争的“派别”。但政党还是在共和国早期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国会制定政策的一股关键力量。参、众两院议会大厅正中的过道将两个主要政党分隔开来。两个政党有各自的休息室，各自选举本党领袖，并各自召开本党大会。政党各自选择本党成员任命到委员会中。政党领袖、委员会主席以及少数党资深议员会在议会大厅中处理立法事务。多数党筹划并推动立法议程，少数党则抓住每一个时机重塑议程。无论在委员会还是在议场，立法都无一例外地彰显着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在各分支间的制约与平衡之中掺入了政治因素。
早在1788年宪法交予批准之际，政党便初露端倪，是时宪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大体上分立为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联邦党人主导着前三届国会，直至1795年其对手（当时作为民主共和党人为人所知）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在1800年选举中，联邦党人在参、众两院均告失利，从此再未重获权力。经历了几十年的一党治国即所谓“感觉良好的时代”后，1830年代，国会在政治上划分为支持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及其反对者辉格党人。两党都结合了南北两派。准州地区一触即发的奴隶制问题随后最终削弱了辉格党，该党北方成员与反奴隶制的民主党人及其他党派将组成共和党。1857年后，国会便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
考虑到美国的疆域和多样性，国会中两党制的长期延续非同寻常。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之一在于宪法要求通过选举人团选举总统。政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多数选民，这鼓励其形成广泛的基础并具有包容性，同时阻碍了专注于意识形态的第三党和地区性政党。比如，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主要依靠个人资金参加1992年竞选并获得1970万张大众选票，但没有赢得一张选举人票，致使其改革党销声匿迹。各州都由选区（选区并非宪法所定）而不是在全州范围内选举众议员，这进一步巩固了两党制。第三党偶尔会占有国会议席，但为时甚短。入选国会的独立议员需加入某一主要党团才能合情合理地获得委员会任命。在两院中都曾加入民主党党团的独立议员伯尼·桑德斯（佛蒙特州独立议员）评论道：“即使不是政治天才也知道，如果孤军奋战，成就必定有限。”
然而，在两党制的庞大营帐中潜藏着对立的观念，这在政党的国会大会中时常显而易见。内战之后，民主党成为南方乡村白人和北方城市移民的混合体。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仍然势不可挡，各种改革运动偶尔从西部地区推举出国会议员。因此，在整个20世纪，国会事实上在四党制下运行，保守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联合投票反对两党中的自由派人士。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作为进步党人竞选总统，致使共和党走向分裂。共和党在几十年当中分化为东部自由派和中西部保守派。与此同时，保守的南方人在民主党内部构成重要的少数派，逐渐积累起来的资历使他们获得了多数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之职。1964年《民权法》的通过见证了“南方阵地”（Solid South）的解体，深刻地改变了国会选举模式。在一个世纪当中，国会版图曾一度遵循《密苏里妥协案》确定的旧有界限，民主党人大体上代表界限以南的选区，共和党人则代表界限以北的选区（一些较大的城市除外），这恰好自东向西将国家一分为二。至20世纪末，国会版图却近似于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伴随所有地区政治竞争性的增强，参、众两院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内部越发团结，愿意为两党合作而跨越界限的中间派议员越来越罕见。以往政党内部分化时期，国会很少严格依据政党阵线投票，如今却司空见惯。
每四年，国会议员候选人就要与其所属政党的总统提名人选列入同一张竞选选举票。若双方同时获胜，总统候选人在相应州或选区的声望将会时常影响到他们在任上的关系。若总统候选人在某州或选区恰巧不受欢迎，国会议员候选人就会避开全国选举票而参加地区竞选，也会在总统候选人前往当地时，避开公众视线。如果某位国会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差额票数超过总统，白宫将很难说服他投票赞成那些在其家乡不得人心的法案。如果一位取胜的候选人认为其当选应归功于总统的政治威望，他将出于感激和自保而支持总统。不受欢迎的总统可能在国会中对其政党造成严重打击。1977年，吉米·卡特在民主党保有参、众两院绝对多数席位时担任总统，但他疏远了那些原来的支持者以致遭遇一系列立法挫折。当卡特在1980年竞选失败时，他在傍晚早些时间甘拜下风的举动压低了西部地区的选民投票率，这些地区依旧剩余几个小时的投票时间，由此牺牲掉一些杰出民主党人的议席和参议院多数党地位。1994年，比尔·克林顿雄心勃勃的医疗保险计划一败涂地，使其政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丧失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共和党从此主导国会，直至2006年中期选举时，乔治·W.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及卡特里娜飓风救援处理失当使民主党得以重获多数党地位。
在提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初选制度产生之前，通常由政党领袖选拔那些层层脱颖而出的人作为候选人。进步主义改革者们推动举行初选，将决定权交予民众，这时常导致被选出的候选人要么是独立企业家，要么可以个人出资参加竞选，又或者较少响应党纪。在国会中，政党也尽其所能影响结果。在参、众两院，政党大会会指派国会竞选委员会招募候选人、为民意测验提供资源、筹集资金并为如何支出这些经费提供建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将全国竞选委员会比作主要为委员们存在的俱乐部。迪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