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19]
日积月累的立法工作量以及潮水般涌入的选民信件，都导致国会工作人员数量与日俱增。参、众两院分别在1909年和1908年启用国会大厦北侧及南侧的第一处办公楼。办公楼为越来越多的公开听证会和工作人员提供了空间，也为议员与选民见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第一处众议院办公楼建成后以议长约瑟夫·坎农的名字命名，设计上沿用古典风格，与国会大厦相得益彰。这处办公楼由通道连接国会大厦，最初有397间办公室，议员人均一间，另有14间委员会室。第二处众议院办公楼建成于1933年，以议长尼古拉斯·朗沃斯（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的名字命名，于1965年启用的第三处办公楼以议长山姆·雷伯恩的名字命名，为每位议员日益扩充的工作班子提供了办公套间。
第一处参议院办公楼（以窘困的缩写名称SOB[18]为人熟知）采用众议院办公楼的外观设计，稍晚以理查德·拉塞尔的名字命名，因容纳较少的议员，室内更显宽敞典雅。众议院办公室采用的木质墙板在参议院办公室中改为大理石，栏杆由铁质改为铜质，饰面薄板换成了实心红木。参议院办公室最初由两个房间组成，一间供议员使用，另一间供工作人员使用。第二处参议院办公楼于1958年建成，以参议员埃弗里特·M.德克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命名，第三处建于1983年，以参议员菲利普·哈特（密歇根州民主党人）命名。在每一处增建的办公楼中，分配给每位参议员的房间数量都在急剧增加。如今一处典型的办公室连接起来的空间，曾经能容纳六名参议员及其工作人员。
参、众两院办公楼位于国会大厦对面，曾需要议员不断从办公室前往议事大厅投票再原路返回。1890年代，国会大厦在托马斯·爱迪生的监理下完成供电布线，并安装了召集议员投票的电铃。1912年，参议院在其办公楼和国会大厦之间铺设了第一批地下轨道电车[19]作为水平运输工具。如同学校课间换教室，标志投票的长铃声催促参议员由办公室和委员会室迅速拥入电车。参议员诺里斯·科顿（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曾津津有味地讲述一名新任侍从陪同一位老妇人进入旁听席的故事。她想要知道为何许多电铃一直在响。侍从答道：“我不大确定……也许是有人逃跑了。”
游说人员和其他访问者
除议员和工作人员之外，定期前往国会山的其他人员还包括游说人员和新闻记者。“游说人员”一词——因办公室高度集中在K街，有时也称为“K街游说人员”——已经与特殊利益集团和令人生疑的秘密交易密不可分，但游说人员乃立法程序的合法组成部分。立法者们在19世纪这个人们手持火把参加游行及选举竞争紧张激烈的年代，很大程度上从他们所属的政党当中获取讯息。选民投票率在1896年达到顶峰，但从20世纪起持续减少，是时民众开始结为私人利益集团以寻求更为直接的方式向立法者施加影响。这些团体向立法者们提供信息，立法者则依靠这些信息起草法律或竞选连任。
游说人员或许曾经担任立法者或国会工作人员，他们因此了解国会，可以就特定问题提供专业意见。他们可能代表公司、工会、地方政府、大学、教师、医院、老兵、农场主、牧场主、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消费者或不计其数的其他群体。其中一些相比于其他游说人员资金来源更为充裕，但他们都在筹集竞选经费供议员竞选连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反过来增强了他们对立法者和立法进程的影响。众议员罗曼·马佐利（肯塔基州民主党人）曾指出，提供资金的人能得到议员和工作人员的关注，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他们有渠道，而渠道就是一切。渠道就是权力。渠道就是影响力。”
游说人员有种“铁三角”理论，即当三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时，立法获得成功的机会最大：相关委员会的主席站在他们一边；相关行政机构中有高级别官员关注该项事务的立法及其实施；拥有可以从国会以外为该项事务动员起来的一批强有力的选民。游说人员也会向议员和工作人员提供详细的背景信息，他们与正在制定法律的这一领域的领袖们建立联系，以使国会及时了解游说人员所谓的“经济和政治现实”。
每年用于华盛顿游说活动的经费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游说人员的数量也已经增加到数千名。2006年，围绕杰克·阿布拉莫夫的游说丑闻遭到曝光，他所代表的印第安部落急于阻止国会向印第安赌场营业收入征税。阿布拉莫夫拉拢国会和政府要员，为他们前往苏格兰打高尔夫球支付旅费，以体育赛事豪华包厢款待他们，并为他们参加竞选注入资金，以此换取他们的立法支持。他向客户收取高额费用，用以支付他与高层人士的接触。政府进行了调查，阿布拉莫夫承认犯有欺诈及逃税罪。同他有联系的几位议员失去竞选资格，国会也立即对游说人员的合法活动做出严格限制。
议员们坚持认为，最能起到实际作用的游说人员是“身在家乡的那一部分”。几乎没有哪些事务是足够强硬地向国会提出的，以致民众不大会就某一观点踊跃发声，而民意调查专家表示，风平浪静是难以测到风向的。如果公众看起来漠不关心，游说人员将设法掀起基层运动，立法者们却因这种“人造草根”游说活动的人为特征而对其不屑一顾。议员们意识到，游说人员乃“雇佣枪手”，他们收取报酬，通过精心策划公共宣传并同国会议员碰面来支持或反对某项事务。但为了构建可行的公共政策，他们必须同国会之外的群体和利益集团合作。通过游说人员听取各种群体意见，有助于那些起草法律的人们了解可能发生的后果，并调整法案以避免灾难。
一些国会议员通过“与华盛顿唱反调”竞选连任，但他们当中大量议员在退休时还是留了下来，这种情况被归因于“波托马克热”[20]。许多议员成年时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首都，他们习得的知识技能在这里比在家乡更能有效发挥作用。据一项研究统计，1998—2004年，全部退休国会议员中有43%与他们的高级工作人员一样参与到游说活动中。道德改革禁止他们在离任后两年内游说国会，但他们将这段强制的冷静期用来提供咨询而非进行任何直接游说。游说披露法规也要求，为影响立法而联系国会议员之人须就其雇主、报酬及做出的贡献向政府官员提交一份公开报告。
成为游说人员的前议员享有同国会老友之间的开放政策，尽管他们也发现国会中的朋友会收取竞选献金。正如一位国防游说人员的解释，这样的献金被视为一种投资，用来“以非正式的方式”将更多时间用于顾客的代表身上。有鉴于此，游说团体会为议员连任竞选组织筹款活动。游说人员时常试图使议员帮助他们为家乡的项目争取专项拨款，而议员随后可以在连任竞选期间将这类项目作为政绩，这对于在任者而言则是锦上添花。
游说人员当中包括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的一些联络人员。他们引导要员跨越国会的重重障碍，协助他们准备证言并为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收集信息以做出回应。军队联络人员负责回答国会议员发送给他们的成千上万的选民询问，通常涉及调任、奖励及薪资问题。联络官会陪同议员参与实地调查任务，甚至随同他们深入战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同国会之间的良好关系，从而使他们的所属部门持续获得足够的拨款。
其他一些以国会身份徽章为傲的人还包括在记者席外工作的大批记者、播音员及摄影师。他们的身份证明使他们得以聚集在走廊上采访从会场上走出来或前往议事大厅投票的议员。一些记者常驻国会大厦，在这里形成对国会运转方式的深刻认识，但他们需要培养固定的信息来源，这有时会损害他们对信息源秉笔直书的能力。其他一些记者只在某些新闻得到披露之际前往国会山，他们因此可以更加独立，但对于这一机构的把握却可能相对薄弱。渴望正面报道的参、众两院议员会雇用经验丰富的记者担任媒体秘书，这有助于促进同记者团的关系。国会议员们会消费大量纸质或广播报道，包括三份分发给所有国会办公室的私人出版的专业性报纸：《点名报》（Roll Call）、《国会山报》（The Hill）以及《政治报》（Politico）。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也会密切关注问题导向的《国会日报》（Congress Daily）和《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
研究人员是国会山群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政治学学会从1953年开启一项年度国会研究项目，将政治学者、记者、博士学位获得者及国外学者送往参、众两院办公室，使他们作为国会工作人员亲身了解立法程序。美国政治学学会最为杰出的成员迪克·切尼曾于1968年作为研究人员来到华盛顿。他与众议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建立起联络，后者帮助他在七年时间内迅速升任白宫幕僚长。切尼继而担任众议员、国防部长和美国副总统，但他再未返回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国会黑人党团发起的一项奖励计划旨在促进国会雇用更多非洲裔美国人担任工作人员。妇女研究与教育学会向作为国会工作人员参与妇女相关政策事务的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向美国科学促进会争取奖金，在决策过程中提供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美国心理学会招募研究人员推动政府更加有效地利用心理学知识。大学教员也利用学术休假担任国会研究人员，他们起草法案，卷入立法和政治浪潮，最终作为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在国会山常驻数十载。
一些学者也会参与国会竞选。戴维·普莱斯（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曾在杜克大学担任过20年政治学教授并撰写了几部有关国会的著作，随后通过竞选获得众议院议席（他的电视广告以教室为背景拍摄特写）。在他看来，长年教学工作及国会山暑期实习帮助他为这项工作不寻常的要求做好了准备。普莱斯被任命到适合他的委员会，但他已经对国会诸多委员会做过研究并撰写相关著作，积累之久足以使他将目光投向拨款委员会，该委员会掌握资金，使其“权力远超任何其他委员会”。参议院的杰出学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纽约州民主党人）曾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在担任三届参议员并任金融委员会主席前，曾主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城市研究中心。
除此之外，每天还有来自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大量参观者。美国公民一生中平均两次参观美国国会，一次在孩提时与家人或班级同行，另一次作为父母带家人前来。直至197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