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美国国会 [15]
宪法规定，总统“根据并凭借参议院的意见和同意，经三分之二在场参议员批准，有权缔结条约”（宪法第二条第二款）。“同意”一词含义明确，但“意见”一词含混不清。国会议员抱怨道，总统几乎不会在达成重塑国家政策的条约之前向他们征询意见，而总是宁愿在即将公开宣布前才通知他们。他们表示更希望在飞机起飞而不是坠落时在场。
第一届国会期间，参议员们希望华盛顿总统在做出提名及要求批准条约时，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同意前往参议院议事大厅。华盛顿表示反对，理由是提名为数众多使此举不切实际。他会派人将提名送到参议院，但同意亲自携条约前往议事大厅。这在1789年8月22日得到落实，他将有关同南方印第安部落（当时将其作为独立国家对待）达成条约的一连串问题摆在参议院面前。华盛顿形象威严，这导致有他在场的情况下展开辩论着实尴尬，从街道传入的车辆噪声也致使正在宣读的问题难以听清。于是参议员们将该项事务提交到委员会。华盛顿抗议称，“这破坏了我前来这里的所有目标”，边说边由议事大厅夺门而出。当他冷静下来后，回到议场接受参议院的建议，但这次事件之后，他再未重返参议院。多数其他总统始终保持着距离，他们派信差前往参议院递交条约，唯有伍德罗·威尔逊亲自前往国会大厦恳请批准《凡尔赛和约》以及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成员国地位，参议院则两次予以否决。
国会曾在1812年、1846年及1898年正式向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宣战，于1917年向德国和奥匈帝国正式宣战，又在1941年正式向日本和德国宣战。其他时期，总统单独作为军队最高统帅采取行动。1801年，巴巴里海盗在地中海袭扰美国船只，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绕过立法者，命令海军执行既已同北非达成的诸项条约，并通过不经宣战的警察行动摧毁船只以“严惩”海盗。1950年，共产主义朝鲜攻入韩国，联合国安理会号召成员国击退入侵者。国会正值休会期间，哈里·杜鲁门总统自认为无须等待国会宣战即可以军队最高统帅的权力单方面支持联合国决议并派出美国作战部队。国会反过来拨款资助此次军事行动，但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提醒其他议员，他们接受杜鲁门篡夺国会宣战权将面临这一权力的永久丧失。当随后舆论转向反对战争时，公众的不满首先冲击到杜鲁门而不是国会。不过，杜鲁门还是开创了一种先例，二战以后任何一位总统都从未正式寻求宣战。
国会可以运用钱袋子的权力通过切断资助约束军事行动，但这也使议员们面临将美国士兵弃于战场这种具有政治风险的指责。尽管人们经常称，国会通过切断资金结束了越南战争，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1969年，在经历为期五年的战斗且美方死难者达到2.5万人时，一项《国防拨款法》修正案阻止美国将地面战争蔓延到老挝或泰国。1970年《库珀–邱奇修正案》意在阻止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将资金用于在柬埔寨开展军事行动，但在美军离开柬埔寨后，该项修正案才成为法律。1971—1973年期间，国会围绕其他几项旨在切断经费并将全部美军撤出东南亚的修正案展开辩论，但没有采纳其中任何一项。直至1973年6月达成和平协议并撤出美国作战部队后，国会才禁止为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1974年，《对外援助法》规定在越南的美国平民及军事人员不得超过4000人，并在一年内削减至3000人。1975年，国会拒绝杰拉尔德·福特提出的向南越政府提供应急资金的要求，该政府不久之后即遭北越推翻。
经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及众议员查尔斯·范尼克（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发起，国会向1974年《贸易法》添加了一项《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为使持有不同政见的犹太人离开苏联，该项修正案规定不与限制人口外迁的国家开展正常贸易关系，称限制人口外迁是对基本人权的一种侵犯。尽管修正案与福特政府试图同苏联实现缓和背道而驰，但福特总统意识到国会的广泛支持，还是签署了这项法案。苏联虽表示抗议但最终甘拜下风，该项修正案使百万俄罗斯人移民到以色列，另有50万人移居美国。
1982年，由众议员爱德华·博兰（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提出、附加在一项国防拨款法案中的《博兰修正案》，禁止里根政府资助尼加拉瓜反共的反对派武装。但政府绕过法律向中东出售武器并将所得收入输送给中美地区的反抗军，这一情况被发现后，是修正案推动了伊朗门事件调查。1993年，国会切断了对索马里开展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资助，1994年又禁止美军在卢旺达采取行动。但美国在军事上陷入伊拉克泥潭后，国会没能削减资金或为撤军制定时间表。甚至当公众在情感上反对战争时，缓解冲突最为可行的选择通常都是由国会安排一场公开辩论，为寻求和平向政府施加压力。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会在总统背后团结起来，通过一项决议授权乔治·W.布什“利用所有必要且恰当的力量应对那些”计划或已经开展袭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次年，国会支持布什总统通过预防性战争推翻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国会决议授权以“必要且恰当”的方式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并执行联合国决议，同时鼓励总统在发动进攻前寻求外交上的解决途径。批评意见当中包括参议员罗伯特·C.伯德（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指责国会“将不受制衡的权力赋予总统”。但众多议员感到，在国会选举前一个月无法就国家安全事务反对总统，在此情况下众议院以296票对133票、参议院以77票对23票对决议表示赞同。
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对于行政分支不向国会通报进展心怀不安，他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9·11”之后的这几年时，会将其视为“行政权不受约束而国会不起作用的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曾长年为总统的种种特权作辩护并认为国会在拖累对外政策，但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这些主观想法。越战期间，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总结道，他们对于“强而有力的总统职权的热衷”乃是基于他们认同强势的总统所实行的政策。当面对可能会导致灾难的总统政策时，学者们便开始重新评估国会的作用。但施莱辛格承认，对于总统迫切要求扩大战争，国会将很难阻止，原因在于“投票否决军事拨款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自掘坟墓”。
国会调查
在国会的军火库中，应对“帝王式总统”最为有效的武器是调查外交、军事或国内政策上不法行为的权力。在“麦克兰诉多尔蒂案”（1927）中，最高法院确认国会委员会有权传讯政府内外的所有人；在“辛克莱诉合众国案”（1929）中，最高法院声明国会调查无须囿于待立法案，而是可以处理对于理解已通过法律之效力确有必要的任何事务。然而，在1940和1950年代大量反共调查后，法院在“瓦特金斯诉合众国案”（1957）中附加声明指出，证人在国会作证时，享有《权利法案》（包括拒绝证明本人有罪的权利）赋予的宪法保护。
国会的首次调查发生在1792年，是时美洲印第安人挫败阿瑟·圣克莱尔指挥的军事远征，致使600名美军士兵战死沙场。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召集证人并对政府档案展开审查。而总统首次行使“行政特权”便是乔治·华盛顿规定委员会只能在陆军部审查档案。委员会最终认定圣克莱尔将军无罪，但指责陆军部没有向军队提供充足补给。内战期间，国会对联邦军队中的行为失当问题展开调查，并设法支配林肯政府的军事政策，包括任命军队将领。内战后，国会又对一系列丑闻展开调查，最引人注目的是1872年莫比利埃信托公司丑闻，调查揭露出两位副总统及多名国会议员曾接受正在以联邦补贴修筑的一条铁路的股份。
20世纪早期，一些备受瞩目的国会调查是在参、众两院办公楼中建成的宽敞的党团会议室中展开的。这些壮观的大理石会议室使听证会呈现出一派大歌剧的景象：背景宏伟、阵容强大、情节复杂，每个人都对证人的唱词翘首以盼。调查是美国分权制度的缩影，独立的立法机构可以借此审查那些行政机构倾向于加以隐瞒的问题，并揭发政府所有层面的不法行为。
调查可以使不法行为得到曝光并予以惩治。1923年，当参议院对怀俄明州茶壶丘（Teapot Dome）石油储备地可疑的租约展开调查时，媒体的反应是有所保留的。记者们已经见过太多以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开始但随后不了了之的国会调查。但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沃尔什（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地询问证人，直至他们暗示沃伦·哈定总统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福尔卷入一项受贿案。福尔遂成为首位入狱的内阁成员。
调查可能会引起立法部门的响应。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且国家陷入大萧条之后，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对华尔街银行和经纪业务展开高度公开化调查，促成新政标志性的规制银行与证券的立法。
调查也有可能影响政治生涯。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密苏里州民主党人）曾全力调查二战期间的国防生产情况，这使他在1944年被提名为副总统。1951年，电视播放了国会对美国境内有组织犯罪进行的调查，主席埃斯蒂斯·基福弗（田纳西州民主党人）参议员得以成为总统竞选人。相反，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及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针对共产主义颠覆及间谍活动威胁，在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主持下召开的喧闹的听证会，引起有关调查人员侵犯公民自由的担忧。麦卡锡恃强凌弱，声誉尽毁却没有证明他的多项指控。当麦卡锡本人所属委员会介入他与美国陆军之间的指控和反诉时，他随心所欲的调查才宣告结束。1954年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后，参议院两党多数广泛谴责麦卡锡所作所为与参议员身份不符。
越战期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民主党人）于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