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7]
诸神之和平
团结罗马社会的最后一个关键要素是宗教。在古罗马人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操控的诸多力量所塑造的不定世界中，对神的信念提供了一个抚慰心灵和保障的方式。回首过去，历史学家李维认为，与其说罗马的崛起得益于共和国独特的宪政制度和军事力量，不如说更多是来自神灵的庇佑，而后者正是靠罗马先辈们的虔诚和高贵品德获得的。然而，不管共和时期罗马人的信仰在当代人眼中看上去多么怪异，宗教都是罗马人生活各个方面最为核心的一部分。罗马人在家中会举行一些小型敬神仪式，因为这些神看护着整个家庭。此外还有大型的祭祀和游行，以此来向守护国家的最高神明表达敬意。通过观察鸟类的飞行以及分析献祭动物的内脏来寻求神谕。如果没有得到神灵的许可，是不可以进行选举和对外宣战的。
关于宗教生活，就像其他领域一样，罗马人也从许多地方获取灵感。罗马最高的神灵是由朱庇特（宙斯）统治的奥林匹亚众神。当罗马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宙斯的祭拜就已经在罗马牢固地建立起来。与奥林匹亚诸神并排站立的是意大利本土神祇，从奎里努斯到雅努斯。前者和被神化的罗慕路斯有关，后者是一个双面门神，其神庙位于罗马广场附近，只有当和平完全到来之时，雅努斯门才会关闭（据说在皇帝奥古斯都统治之前，这个仪式在罗马历史上只举行过两次）。罗马“自身”也享有一个人格化的形象，即“罗马神”。在更个人的层面，罗马人家中还有两座神龛，分别供奉的是拉雷斯和皮那特斯，二者是家庭的守护之神。
这个多元化的万神系统对新来者一直敞开大门。能够将外国神明吸收进来是罗马更强大的一个标志，同时它也在罗马人及其他被战胜的敌人之间建立了纽带。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罗马人引入了脏卜师，即通过观察献祭动物的内脏来占卜的人。斯普利那，也就是曾警告尤利乌斯·凯撒要“留意三月十五日”这一天的那名预言者就是一个脏卜师。罗马最有名的神谕是西比拉预言书。它是由罗马最后一名国王塔克文·苏佩布从库迈的女预言家西比尔那里获得的。西比尔提供给塔克文共九卷的预言集，但塔克文拒绝支付她金钱。于是西比尔焚毁了三卷，把剩下的六卷以同样的价钱卖给了他。当再次遭到拒绝后，她又烧掉三卷，直到塔克文花钱买下了仅存的三卷。它们被放在了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内，只有当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关头才能取出查阅。正是在西比拉预言书的命令下，罗马人在和汉尼拔战争期间将对大母神库柏勒的崇拜从小亚细亚引入罗马。作为战胜意大利的外来侵入者的保护神，她的形象（一个陨石）被安放在帕拉丁山上一座新落成的神庙中得到崇拜，尽管罗马公民被禁止参与祭拜库柏勒的狂欢仪式。
因此，罗马宗教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罗马人并不会把自己的神灵强加到那些被征服者头上，但他们将被战胜之敌的习俗引入到自己的祭拜中去。但我们也应该避免在同某些一神化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比较时，将罗马宗教形容得更具宽容性。宽容意味着一个定义明确的事实，即其他对象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罗马多神教既不宽容，也非狭隘。它只是从他者中吸收某些宗教化的行为，同时不会出于某种特定的宗教目的对对方进行镇压。的确，在公元前186年，祭拜狄俄尼索斯的酒神节由于元老院出台的命令而遭到暂时性镇压。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法令，被用来管控那些狄俄尼索斯的追随者因喝酒狂欢而造成的骚乱。此后，酒神崇拜以更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继续存在。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因其特殊的宗教认同给罗马带来威胁，但犹太教团体直到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才在罗马站稳脚跟。只有到了帝国时代，罗马人和犹太人之间，以及这两个群体同新产生的基督徒之间，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才爆发出来。
罗马五花八门的宗教崇拜各有其传统的形式及仪式。不要指望它们之间有一致性，也没有一个由所有罗马人共同维护的神圣典籍或教义存在。将这些不同元素凝聚在一起的力量是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之中，人类寻求指引和安全的普世性需求。而这一需要通过罗马宗教中的一条根本准则表达出来，那就是“诸神之和平”。众神是强大的，同时也是令人畏惧的。通过正确的仪式和祷告，罗马人试图将神的青睐留在身边，同时平息神的愤怒。在得病和生育期间，人们会寻求神的庇护，而处在险境下的个体也会向神灵寻求安全和昌盛。家内祭祀中奉献的祭品是为了一个家庭的福祉，在公共节日上这么做同样出于国家利益。对于像李维这样的罗马人而言，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灾难只能归咎于道德以及让罗马变得强大的“虔诚”（pietas）的缺失。
图5 狄俄尼索斯崇拜，秘仪别墅（庞贝）
相信“诸神之和平”以及人神之间关系的至关重要性是理解罗马宗教所具备的几点独特之处的基础。和更看重个体虔诚和祷告的基督教相比，罗马宗教具有更强的公共性。从私人家庭典礼到城邦节日，公众参与到这类共同仪式中去，为集体福祉向神发出呼唤，这要比信仰的个体表达更为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能够完美地呈现所有仪式而避免错误和中断也被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是微小的失误，比如在祷告中结巴，或献祭动物的异常举动，都会让整个仪式重新进行。这种对程式和演示的痴迷反映了罗马人更看重正确的行为（orthopraxy）而非正确的信仰（orthodoxy）。在当代人看来这似乎有点缺乏人情，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罗马人对宗教的态度都是真诚的。罗马传统中有大量故事讲的是那些怠慢神灵的人的遭遇。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是德雷帕拿的罗马舰队司令，时值公元前249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和迦太基人作战期间，在进入战场前，这位司令官忽视了神的不祥预言。当他得知圣鸡拒绝吃食时，他一把将这些小鸡扔进了海里，嚷嚷着说“那就让它们喝水吧”。这次战役的惨败也终结了普尔喀的政治生涯。对那些遭受神灵惩罚的人来说，这种命运是适得其所的。
仪式的举办是为了公众福祉，因此那些主持宗教典礼的人都是其所在社区的领导者，他们主导着社会及政治事件。家内的宗教仪式是由父家长主持。国家祭祀则由政府官员主持，这些人也往往担任祭祀类的职务。不像许多其他古代文化，罗马没有专门的宗教职位，仅有少量祭司和女祭司（维斯塔贞女）是全职的。绝大多数罗马祭司都是来自元老精英中的男性公民，对他们而言，宗教职责和政治生涯是不可分割的。罗马有许多不同的神职团体，从负责占卜神谕的卜鸟官到应元老院要求查阅西比拉预言书的十人圣仪团。地位最高的祭司是大祭司长。他是大祭司团的头领，其首要职责是监察宗教法律，确保“诸神之和平”。从公元前63年直至公元前44年死去，尤利乌斯·凯撒一直担任大祭司长职务。共和国灭亡后，这个头衔被皇帝继承，在诸神和人类面前，代表了整个国家。
在罗马，宗教和政治的紧密结合让那些认为“国家”和“教会”之间应有清晰界限的现代观察者们深感忧虑。罗马贵族当然也出于政治目的而操纵宗教。公元前59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卡普尔尼乌斯·比布鲁斯为反对他的政敌兼同僚尤利乌斯·凯撒，声称他一直在“观察神谕”。从技术层面而言，这一宗教理由可以让凯撒的所有举动无效化。但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操控宗教只能适可而止，因为此类问题关系重大。像西塞罗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信仰可能持有怀疑论的观点，但他依然对众神和“诸神之和平”抱有敬意。在现代人眼中，罗马人对宗教持有的态度可能是非个人化的或是政治化的。但这更多是来自我们而非罗马人的期待。数不胜数的神灵、庙宇、仪式和节日组成了罗马宗教的多元世界，数个世纪来满足着人们极为真实的需求，并在共和国消失许久之后依然发挥着作用。
第四章 迦太基必须毁灭
到公元前275年，定义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既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又疏导了贵族的野心。公民大会和选举给了罗马公民一个发声的渠道，而农业经济又为罗马军队提供了人力支持。罗马的同盟网络从周边的拉丁民族一直延展到大希腊地区的城市。这让罗马的资源储备更为雄厚，进而实现了对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控制。
但罗马仍然只是一方霸主。其影响力仅存在于意大利半岛内，而对于更广阔的地中海事务，罗马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然而，到公元前3世纪，这一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罗马人的视线拓展到意大利以外，这让罗马和北非城邦迦太基之间爆发了直接冲突，而后者是罗马共和国建立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从公元前264年到前146年间，两大强国之间的霸权争夺战差点让罗马倒在了迦太基脚下。这场战争也让罗马拥有了一段最为跌宕起伏的故事，并造就了一批英雄。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罗马最终击败了迦太基，从此成为地中海上真正的霸主。
地图4 迦太基帝国和布匿战争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古迦太基几乎没有什么遗迹保留下来，也没有布匿文字记录他们和罗马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对迦太基和布匿战争的了解主要来自李维所写的罗马史，以及出生于迈加洛波利斯的亲罗马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阿的记载。因此，实际上关于迦太基人，我们知之甚少。同时，我们对迦太基人动机和行为的观察是透过罗马敌人带有偏见的镜片进行的。尽管如此，对定义了迦太基并使其成为罗马崛起途中一个可怕对手的那些基本特征，依然存在重构的可能性。
迦太基建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由来自东方城市提尔（今黎巴嫩）的殖民者所造。建城者是腓尼基人（拉丁名为punici），这是一个靠海上贸易生存的民族。迦太基就坐落在今天的突尼斯城岬角处一个极佳的天然港口之上。所处的理想地理位置让它控制着西部地中海的贸易，迦太基因而发展成一个商业帝国，其触角穿越北非，延及西班牙、撒丁尼亚和西西里地区。在古代，迦太基的富饶无人不知。波利比阿称其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和罗马这个农业国相比，迦太基有大量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口。这一特征能够从迦太基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中体现出来。迦太基是寡头政体，由最富裕的几个家庭进行统治。它的军队基本上是由迦太基军官指挥下的雇佣兵组成，其中包括来自努米底亚的精装骑兵，以及虽然并非全然可靠，但令人胆寒的可作武器的北非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