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6]
父母与子女，丈夫和妻子
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一样，在罗马共和国的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正如一个微型的罗马社会，罗马家庭所反映出的准则塑造了共和国的历史。罗马人的名字是认同感的体现，对于元老阶层的贵族来说尤其如此。而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传统家庭角色则反映了罗马社会中的父权制理想。现实则显得更加复杂一些，其受到诸如寿命、儿童死亡率及婚姻期待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外在环境也起到一定作用。罗马房屋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融合在一起，为居住其中的人设立目标或期待。
在一个将祖先和尊威视作社会地位的重要标签的世界中，姓名显得极为重要。罗马共和国男性贵族的三段式名字强调的是家庭而非个人认同。对一名男性来说，像盖乌斯或马尔库斯这样的居首位的名字（praenomen）并不起眼。只有在对话中，和他关系最亲密的人才会用到这个名字。仅有不超过20个首名被保留下来。通常长子和父亲的首名是相同的。更为重要的是位于中间的那个名字（nomen gentile），它是一个人的家族或氏族名（gens）。从该名字上可以断定此人是出身贵族（如尤利乌斯、法比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还是平民（如森普罗尼乌斯、庞培乌斯、图利乌斯），因此它对定义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至关重要。而属于同一个家族中的不同家庭通过第三个名字（cognomen）来区分，它往往来源于一个人的绰号。比如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第三个名字的含义最初是“鹰嘴豆”。而大名鼎鼎的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可能会为他的第三个名字感到尴尬（“凯撒”明显暗示了一头茂密的头发，而这位独裁者却是个秃顶）。
和男性相比，女人的名字则要简洁得多。女性不需要首名，同时她们也很少有第三个名字。罗马妇女的名字是其父亲所属家族名的阴性形式。所以凯撒的女儿叫作尤利娅，西塞罗的女儿叫图利娅。年长和年幼的女儿则通过额外添加表示大小的数字来加以区分，比如老大（prima）、老二（secunda）等。因此，从一个罗马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她）的社会地位、家族史，甚至他（她）是否为家中最年长的子女。而这些又给他们为达到家族祖先为其设定的标准增加了压力。
根据理想化的罗马家庭模型，一家之长被称为“父家长”，也就是家中还活着的最年长的男性。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中，父家长拥有支配妻子、子女及子孙后代的父权。至少从理论上说，他在法律上所拥有的权力是绝对的。他可以统筹安排所有婚姻，决定生下的婴儿是抚养还是遗弃。他甚至可以下令处死成年的子女，或者不经审判将其变卖为奴。事实上，父亲杀死自己儿子的做法极其罕见，我们听到的此类事迹仅来自早在共和国时代就已恶声远扬的那些例子。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罗马人家庭生活一瞥的少数材料则显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甚至友爱的环境，这些材料中较为著名的是西塞罗的书信。他的妻子特雷提娅是一名公认的颇为强势的女性，她管理着家内一切事务，并且安排了他们的女儿图利娅的婚事。西塞罗和特雷提娅的关系紧张，并最终以离婚收场，但西塞罗却深爱着图利娅。在罗马父家长冷峻的理想化形象背后，西塞罗父女的例子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罗马父母和子女的那一丝温情。
寿命和儿童死亡率所体现出的严峻事实同样对罗马人的家庭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罗马共和国处在前工业化社会，人口出生率非常高，大约每年1000个人之中有35—40个是新生儿。但这个社会死亡率也很高。罗马人出生后的平均寿命低于30岁，甚至只有25岁。然而，这个数字是被儿童超高的死亡率拉低的，差不多约有半数的儿童在10岁前死去。遗弃女婴同样提高了死亡率，尽管这一现象在古罗马究竟有多普遍还不是很清楚。一旦一个人活到了二十多岁的年龄，那么这些成人的平均寿命在55岁左右。女孩首次婚嫁的年龄往往是在青春期末段，而男性则通常选择在25到30岁这个年龄段结婚。
由于寿命短，再加上男性比女性晚婚，这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相比年长许多的丈夫，女方更可能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不过男人也可能因妻子死于生产而成为鳏夫。此外，贵族间的婚姻通常出于政治目的，离婚和再婚较为普遍。罗马家庭成员间在年龄上的较大差距，以及一户家庭中的子女拥有不同父母的现象，使得罗马家庭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公元前59年，作为“三头”协议的一部分，庞培娶了“三头”中另一成员尤利乌斯·凯撒的女儿尤利娅为妻。当时的庞培年近五十，比他的新岳父还大六岁。同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尤利娅则成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当时，尤利娅可能还是个少女，此前从未结过婚。尽管困难重重，这个婚姻最终证明了两人是真爱。同时该联姻又使庞培和凯撒联合在一起，直到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因难产而死为止。
共和国上层阶级的家庭生活的成功和失败均在独属于罗马人的环境中才能发生。罗马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都居住在被叫作“因苏拉”（insulae）的多层公寓里面，这类建筑至今只有几所保留下来。而那些极其富有奢华的乡间别墅直到共和国晚期才开始出现，并于帝国时代开始流行起来。但罗马共和国精英们居住的典型房屋被称作“道慕斯”（domus）。接待客人的中庭及与此衔接的几个房间是宅邸主人会见门客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存放着家庭档案，伟大祖先们的面具在此处俯视着后代，为家庭守护神奉献的祭品也放于此处。房屋的后部是宴会厅和卧室，女性在这些房间中拥有主导权。但罗马房屋并不存在按性别划分的特定区域，同时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也没有严格界限。尤其是中庭，它既是特权的实体化象征，同时又体现了罗马精英们的职责所在。
地图3 罗马房屋复原及平面图
除了女儿和妻子，我们对于占罗马人口半数的女性所扮演的其他角色知之甚少。书写历史的男性更关心政治和战争。以父权制的视角看待罗马社会，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是卢克雷提娅，一边在家中纺织一边等待丈夫归来。在遭到强暴后，卢克雷提娅的自杀将家庭荣誉置于个人生命之上。四个半世纪之后，尤利乌斯·凯撒，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奸夫之一，在一个可疑的宴会后休掉了他清白的妻子，因为他坚称“凯撒之妻不容怀疑”。在这些故事中，女性被牢固地设置在家内的环境中。对她们的评价，往往是根据其行为对丈夫带来的影响，而不太围绕其个人。
在共和国时代，允许罗马妇女抛头露面的机会非常少。她们不能担任公职，在公民大会中也没有投票权。女性涉足政治的情况只在某些危机时刻才会发生，比如在传说时代，劫掠萨宾妇女就是一例。宗教几乎是妇女在公共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唯一场所。罗马最负盛名的女祭司被称为维斯塔贞女，其诞生甚至早于罗马城建立的年代，因为据说罗慕路斯的母亲瑞娅·西尔维娅就是一名维斯塔贞女。这些女祭司敬奉灶神维斯塔，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看守维斯塔祭坛中永恒不熄的圣火。这些祭司从出身罗马的贵族家庭，年龄在6—10岁的女孩里选出，需要服侍至少30年的时间。有些人选择终生服侍，但退了休的女祭司可以结婚，并广受尊敬。在服侍期间，其必须严格遵守所立誓言。如果圣火熄灭，维斯塔贞女要接受鞭罚。若是在任期间失掉贞操，则会遭到活埋的酷刑。当城邦出现危机的时候，人们往往怀疑是维斯塔贞女的堕落引起了神祇的愤怒。在坎尼会战惨败给汉尼拔后，两名维斯塔贞女就被下令坑杀（其中一人在遭此惩处前自杀）。
但罗马妇女不只是被简化了的少数贞女祭司和英雄原型的形象。女性在家中操持家务和其他经济事务，包括做饭、制衣以及哺育孩子等。精英群体以外的妇女还可以帮着丈夫开店、管理庄园，尤其是当男人们离家外出，在遥远的他乡经年累月参加战争的时候。元老们的妻子可能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她们同样需要维护贵族的尊威，而且要效法先人，让子孙具备一个标准的罗马人所应有的举止规范。据说汉尼拔的征服者，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经常鞭策她的两个儿子提比略·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强调罗马人还未称其为格拉古兄弟之母，以此催促二人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在格拉古兄弟死后，前来造访科尔涅利娅的贵宾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既有罗马贵族，又有在职的外国国王。普鲁塔克记载道：“最令他们钦佩的是，当她谈起两个儿子事迹的时候，她脸上既无悲伤之情也无泪水流出。她仅仅是向前来探听的人追忆格拉古兄弟的功绩和命运，似乎在叙述着那些发生在上古罗马的故事一般。”
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晚期，被称为“图利娅颂词”的一篇匿名墓志铭，记录了共和国时期所有那些被遗忘了的罗马女性。在这个仅有残篇留存于世的铭文中，某个丈夫颂扬了他那在结婚四十余载后过世的妻子（可能名叫图利娅）。在公元前1世纪内战期间，当丈夫遭到流放，她依然不离不弃，并代表丈夫从凯撒·奥古斯都那里获得“仁慈”的美名。她因具有忠贞、顺从、勤劳和谦逊等美德而受到赞誉。她极其恪守一名罗马妇女应有的本分，以至于当她无法在婚姻生活中为丈夫生育子女之时，她主动提出离婚的请求，以便丈夫可以寻找一位能够帮他传宗接代的伴侣。对此，这位丈夫做出如下回应：
想想在命中注定之事发生前，我们就应考虑到总有分开的那一天，想想你可能怀有这样的念头，即当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便离我而去。然而当我遭受流放甚至在死去以后，你依然对我充满忠诚！拥有孩子的需求和渴望是有多么强烈，才让我因此破坏这份忠诚，为未来的不定改变已然确定的事实？但再也不会这样了！作为妻子你与我长相厮守，因为假如没有为我本人带来的耻辱和发生在二人之间的不幸，我本不该向你屈服……你配得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