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5]
图4 辛辛那提的辛辛那图斯雕像（现代作品）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一窥罗马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祖先及其自身的。传统认为早期罗马正处在黄金时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过着一种未被过量奢侈物腐蚀的简单生活。从这种有德行的生活中，他们获得了诸神的青睐，并在逆境中积蓄力量，从而令其超越周围其他民族。后世的罗马人学着模仿并超越他们的英雄祖先。正是这种模仿促使罗马共和国不断扩张，给罗马带来了前世所无法想象的财富。伴随着共和国在混乱和内战中坍塌，罗马人将这一结果归咎为道德的衰退和祖先品格的丧失，以此来解释自身的命运。
共和国早期那些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多来自罗马社会的最上层，即元老院精英阶层。随着王制的灭亡，在罗马，能够跻身元老院成为一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首要标志。那些最古老的门第，如尤利家族、费边家族、科尔涅利家族均将他们的血统上溯至国王时代甚至更远古的岁月，在共和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世袭显贵集团。但元老精英并非一个封闭的排他性群体，而是对新鲜血液保持开放。“阶层斗争”见证了富裕的平民获得与古老显贵同等的权利，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一些外来者也慢慢地获得了元老的地位。这些个人被称为“新人”，也就是一个家庭中第一个进入元老院或第一个达到执政官级别的人，其中包含了共和国历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老加图、盖乌斯·马略和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理论上，罗马元老院是一个由平等人组成的机构。但在精英集团内部，荣誉也是分等级的。当元老院开会辩论之时，首先发言的人是主持会议的两名执政官。随后的发言者依次是资历最深的前执政官、法务官和前法务官，直至资深元老中的最后一位。青年元老通常不会说话，而那些发言者又几乎总听从年长者的指挥。因此，元老院是个保守性质的团体，其中最年长者和资历最高者拥有强大的权力。元老院的领袖，也就是排在执政官后发言的那一位，叫“首席元老”，是元老院诸平等者之第一人。后来的奥古斯都采用了这一头衔，作为和罗马首位皇帝相匹配的一个称呼。
一个人在元老院中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尊威”（dignitas）。这是个较复杂的概念，它和英文单词dignity（尊严）在含义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尊威体现的是个人价值及其家庭价值的总和。那些曾担任过高级官职尤其是执政官的人，要比没有担任过这些官职的人拥有更多的尊威。那些名门之后继承更多的尊威，而个人的行为也能提升（或损坏）本人及其家庭的尊威。总之，一名男性提高尊威的最重要途径就是获取“荣耀”（gloria）。在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最高形式的荣耀是通过战争获得的，也就是通过率领军队获胜来赢取。每一名罗马贵族都会通过追求荣耀来增添尊威，进而超越元老等级化体系中的其他对手。
辛辛那图斯的故事就是元老们对这一理想渴慕以求的一个集中体现。当他被召唤来担任独裁官之时，辛辛那图斯就已获得了尊威，因为无人能对这一任命提出挑战。随后，通过战场上的胜利，他进一步获得了荣耀，这在元老院授予他举行凯旋式一事上得到认可。举行凯旋式是一名在战场上获胜的罗马将领能获得的最高形式的荣誉。将军率领胜利之师穿罗马城而游行，展示着那些在战争中缴获的俘虏和战利品。凯旋队伍从位于城外的马尔斯校场出发，从那里沿路进入罗马城，再南下至大竞技场，然后向北拐进神圣大道，再穿越罗马广场。当将领抵达位于卡匹托尔山上的至尊至大朱庇特神庙后，将领要举行谢神祭来感谢诸神的支持，凯旋仪式也在此刻达到高潮。
历史上英雄们的传说故事，以及和他们的事迹相关的各类纪念品，自童年起就萦绕在每一代元老精英的周围。即便在家内，著名祖先也会注视着他们的后代。生活于罗马帝国早期的老普林尼曾对安放于共和国时期罗马贵族家中的那些塑像做了这样的描述：
它们并不是由外国艺人制作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像，而是家族成员的蜡制面具（imagines），被展放在逝者的骨灰瓮上。这样，这些遗容就会被抬着出现在家庭葬礼的游行中。因为每当家中有人去世，所有仍在世的抑或死去的家庭成员都必须到场。家谱用线串在一起追根溯源，还连着许多手绘的肖像。存放祖先档案的屋子里堆满了书籍、记录以及他们担任公职期间有关其功绩的文字资料。房外和屋门—过梁处摆放着这些著名人物的其他肖像制品。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战利品被系在了他们曾居住过的房门之上。即便是后来买了这家房子的人，也被禁止将之从门上取下来。因此，随着主人不断变更，房子像是在举行一个未曾中断的凯旋式。
获得尊威和荣耀的需求给元老精英带来压力，这对罗马共和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罗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导者们从一出生就被鼓励为获得荣誉而彼此竞争，效仿并超越祖先们取得的功业。其结果是促进了罗马共和国的军事拓展，并成为罗马崛起的关键因素。但精英间的竞争也为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埋下伏笔。对尊威和荣耀的渴望激励了共和国历史上的所有佼佼者们，从战胜汉尼拔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到“伟大者”庞培再到尤利乌斯·凯撒。随着某些贵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竞争不仅在彼此之间展开，同时也将元老院的集体权力牵扯进来。个人尊威的重要性超越了为国家服务的宗旨，直到一人最终获得大权，让整个罗马屈从于其个人意志之下。
地图2 穿罗马城而入的凯旋式路线图
农民、商人和奴隶
在元老贵族阶层之下，罗马人的社会分化并不太清晰。在共和国晚期，仅次于元老院精英的另一群体被称为“骑士”。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量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等活动，而这两个领域在共和国早期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罗马自由民中的大部分是小农，他们平时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战时应征从军。他们通过“庇护人和门客”这一纽带和罗马精英群体团结在一起，这种关系对维持罗马社会的和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庇护人为门客提供保护和经济援助。反过来，门客要为庇护人提供人力和政治上的支持，尤其是在投票和公共事务方面。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正式的，不受法律约束。因此，这种关系有遭到滥用的危险，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则较为少见。拥有来自众多且忠诚的门客支持，对于一个贵族庇护人的尊威非常重要。而庇护人—门客关系也是较贫穷的罗马人所能得到的少数福利之一。
在海外征服的光辉岁月中，小农是罗马军队的中坚力量。罗马共和国早期并没有一支常备或职业化军队。在战争爆发时应召为兵，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情况。不打仗的时候，他们还要返乡务农。无产者不能够服兵役，起初是因为一名士兵需自带武器参战。随着罗马军事需求的逐渐增加，国家开始给士兵支付薪水，同时负责提供武器和装备。这进一步确保了罗马士兵着装和战场上战术的统一化。但只有具备一定财产的人才可从军打仗的惯例依然没有改变，符合这一条件的人被叫作农民兵（assidui），也就是拥有服兵役资格的人。这一点到了共和国晚期危机频发时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灭亡。
罗马人口中还包含数量庞大的非罗马公民，随着罗马霸权的扩张，这一人数也进一步增加。显然，其中数量最多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是奴隶，这一群体对罗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奴隶制在古代世界极为常见。在《十二铜表法》于大约公元前450年出台之时，奴隶制就已经在罗马牢固确立起来了。男性和女性家内奴隶在贵族家庭生活中承担了许多职责，从餐饮到清洁到教育再到娱乐领域无所不包。在乡下，奴隶在贵族的庄园和国有矿场中劳动。罗马共和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奴隶多来自意大利战争中的战俘。但随着罗马霸权扩张到地中海地区，奴隶的数量激增。比如仅仅是公元前167年的马其顿战争，从伊庇鲁斯获得的奴隶就有15万人。在尤利乌斯·凯撒征服高卢期间，共有50万人沦为奴隶。
和近代的奴隶制相比，种族问题似乎没有给罗马人的生活造成多大影响。晚近历史上黑奴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故事在罗马时期没有先例。相比之下，某些民族因其充当的特定角色反而受到重视。罗马人因希腊盛产教师和家仆而对之赞赏有加，而高卢人和其他“野蛮人”则被认为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那些在家内从事劳动的人或许比田地里的劳动者待遇更好，而更不幸的奴隶则被送往矿场。尽管他们可能会受到非常粗暴的对待，但罗马奴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和希腊人不同，罗马允许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尝到拥有一定（并非全部）罗马公民权的甜头。这些被释奴（liberti）需要对原主人保持忠诚。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些出色的被释奴有机会获得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在向外扩张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罗马经济的基础依然是农业。对绝大多数罗马人来说，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仍然只是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养活自己。甚至对贵族来说，对土地的占有依然是财富的基础。然而，罗马向地中海霸权帝国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对其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集中体现在罗马货币的诞生上。早期罗马社会没有铸币，所有剩余农产品都要拿到临时市场上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才铸造出具有固定重量的铜锭来充当唯一的“货币”。在和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逐渐接触后，罗马人采用了较为复杂的货币形式。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第一次铸造出了自己的铜币和银币，包括阿斯（as）、塞斯特尔提乌斯（sestertius）和第纳里乌斯（denarius）。公元前2世纪以后，随着贵金属的大量涌入，尤其是罗马人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西班牙的银矿，罗马铸币数量成倍增加。到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罗马货币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得到广泛流通。
对货币经济的需求反映了人们对罗马政府不断提高的期许，以及贸易日渐增长的重要性。这两者都需要比物物交换更便捷的交易方式的出现。国家需要用货币为出征士兵支付薪水，而随着帝国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