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4]
官员每年从这一新贵阶层被选出以负责政府日常事务的运转。位居首席的官员是两名执政官，他们拥有最高治权（imperium）—这是罗马国王曾经拥有的权力。在任期间，执政官是国家行政和军事上的首脑。他们主持元老院，根据需求提出法律议案，同时在战场上指挥军队。获得执政官席位通常象征一个罗马贵族在仕途上的顶峰。罗马历法就是按照当年担任这一最高官职的人的名字来纪年的。对独裁制度的痛恨导致塔克文·苏佩布被逐，这一仇恨至此仍未消除。两名执政官当选可以阻止其中一人掌握过多权力，而执政官职位的任期只有一年。
位于执政官职位之下的是较次级别的官员，也是每年选举更换。主要的官职是法务官、营造官、财务官和平民保民官。法务官是除执政官外唯一握有最高治权的官员，也就是拥有统帅军队和主持元老院会议的权力。法务官的权力次于执政官，其主要职责集中在民事以及后来的行省司法领域。在法务官之下是营造官，他们主要负责罗马市政维护，体现在道路、供水、食物以及竞赛等方面。位次最低的官员是财务官，主要负责财政和法律方面的事务。随着国力增强导致罗马政府负担的加重，位于执政官以下的三个官职的具体数量和职责也不断增加。
保民官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官员。保民官职位产生于公元前494年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后，最初它是对富裕平民阶层开放的唯一的官职。每年有10名保民官当选，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平民利益不受贵族官员不当行为的侵犯。出于这一原因，保民官拥有较广泛的权力，包括有权为被政府官员逮捕的公民提供支持，宣布另一名官员的行为无效，以及在平民议事会提出立法议案等。理论上，保民官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这并不能对那些试图利用该职务提出激进政策的人加以保护。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公元前2世纪的格拉古兄弟。
另外一个稍不寻常的官职是监察官。关于这一职位，大约每五年进行一次选举，每次选出两名监察官。但在卸任前他们必须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其主要职责是校订公民名单，并对公民财产和道德做出评估。这其中包括对元老院进行重新审定，如为元老院招募新成员，同时从元老院名单中剔除那些行为不端者。因此，监察官是一个极富声望的官职，因此几乎总是由前执政官出任。罗马共和国时期最著名的监察官是老加图（也被叫作监察官加图），他在公元前184年上任。加图坚定地认为，同祖先们相比，在他所处的时代罗马公民持有的道德标准已经退化了。作为监察官，他将那些对罗马传统嗤之以鼻的人逐出元老院。他还曾严厉斥责在白天当着女儿的面和妻子拥抱的某名元老。
以上这些官职共同组成了所谓的“荣誉阶梯”（cursus honorum）。这是一名优秀的罗马贵族需要担任的一个官职序列。根据传统仕途标准，一个人首次担任公职也就是财务官的最低年龄是28岁左右。然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营造官或一名平民保民官。在这之后，他才能谋求法务官的职位。那些已经积累了足够声望的人或许会首先竞选执政官席位，此后再担任监察官。每一职位之间的空窗期通常是两年。在公元前1世纪，对那些重要官职规定了就职者的最低年龄标准，法务官是39岁，执政官则是42岁。但这些规定未必总能得到严格执行。精英群体之间对官位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某些个人又不断对现状做出挑战。然而，只有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中，握有充分权力的个人才出现，他们控制了那些最高职位，进而对共和国制度的根基造成威胁。
图3 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祭坛”（实际是一个塑像底座）上呈现的人口普查场景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所有官职都存在一定的关键共性，体现在罗马人希望对个人权力加以约束。官位需要通过竞选获得，且任期有限，还需要和一个或多个同僚共同分享治权。当然，以上规则也有例外之处。根据情况需要，一名执政官或法务官在其一年任期的最后可以延长他们手中的最高治权，此后成为前执政官和前法务官，尽管这种延长权力的做法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变得较为普遍。另一个较不寻常的例外是独裁官职位。尽管敌视专制制度，当处在某些形势下，国家需要一名单独的领导者时，罗马对此也是认可的。在紧急状况下，一名独裁者被授予超级治权来监管国家。他的任期只有6个月或仅限于危急期内，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期限都更短。共和国后期，尤利乌斯·凯撒持有的“终身独裁官”职位在罗马人看来无疑是有悖于这一传统的，这也成了他被刺身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官员是罗马共和国宪政制度的执行者，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担当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角色。但在共和国早期，真正的权力并不掌握在某些官员手中，而在权力集体化的元老院。自成年后的一生中，一名罗马贵族的政治生涯很短暂，需要进行年度选举的传统也让他们在任期间积累的经验有限。这在某些时候暴露了共和国体制的弱点，尤其是执政官衔的将领面对诸如皮洛士和汉尼拔这样的职业军人的时候。因此，官员需要遵循元老院的指导，后者早在王政时代就已成为给国王提供建议的贵族议事机构。一名官员本身就是元老院的一分子。卸职后，他又成了一名普通的元老。重大决定总是先在元老院进行辩论，尤其是有关对外政策、市政管理以及财政方面的事务必须置于元老院的监管之下。所以，元老院才是共和国政府的真正基石。
决策由元老院提出，但还要经过共和国体制中的第三个要素即公民大会的确认后方可实施。公民大会负责法律的批准及所有官员的年度选举。罗马有几个不同形式的公民大会，但共和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分别是百人大会（Comitia Centuriata）和平民议事会。百人大会选举产生执政官、法务官以及负责对外宣战。平民议事会选举产生平民保民官，并负责通过由保民官提出的平民决议。尽管这些公民大会在理论上是罗马最高权力机构，但现实中依然要服从元老院指导。召集大会的官员只将那些已在元老院讨论过的议案拿到公民大会上去表决，而公民大会也几乎总会批准元老院的决定。这一复杂的体制既认可每名公民在政府事务上的发言权，而在实践中又将一切控制在贵族群体手中。罗马共和国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进行统治，非常符合这一次序。
共和国宪政制度是罗马人民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罗马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罗马又不是一个民主国家，面对来自人民的各种刁难，它要比古典时代的雅典强大得多。统治罗马的古老氏族门第以及平民新贵有清晰的界定，但同时也会接纳新鲜血液。另外这种体制所拥有的现实灵活性又是同样军国主义化的斯巴达人所欠缺的。在任的官员拥有执政权，但年度选举造成的限制以及元老院的集体领导制又能阻止任一个体攫取独裁权力。罗马共和国是一个稳定、保守却又不失变通的政府形态，它是成就罗马伟大的平台。在富有竞争和尚武精神的元老院精英的驱使下，罗马在意大利建立了霸权，并最终成为广袤的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这是共和国的胜利，但同时也造成了它的毁灭。因为通向帝国的征途中产生的巨大压力给共和国肌体带来了无法承受之重。
第三章 男人、女人和诸神
罗马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一个复杂而有活力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又总能保持鲜明的罗马人特色。它的社会结构呈等级化的金字塔状，从位居顶端的元老院贵族到小农和手工业者，再到提供大量劳动力的众多奴隶。但这一结构绝不僵化，处于世袭精英阶层外的优秀人士总能够获得提升自身地位的渠道，这是罗马强大优势的体现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若非必然从实践层面而言，理论上的家庭由父权性质下的“父家长”（paterfamilias）所支配。女人在家庭中起到的作用大多是从属性的，不过她们在罗马历史上的地位很难从主要由男性书写的文献资料中获得公正的评价。在罗马社会的所有层面，公私领域并非截然分开，而是通过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粘合在一起，塑造了罗马人的自身认同。
尊威和荣耀
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羽翼未丰的罗马共和国发现自身正处在意大利中部地区周边民族的进攻之下。形势十分危急，因此罗马任命了一名独裁官，即卢修斯·昆克提乌斯·辛辛那图斯。李维讲到了这个故事：
辛辛那图斯—罗马将其生存的全部希望所托付的那个人，当时正在台伯河西岸的三亩农田（今天的昆克提草场）里进行劳作，那里正对着今天造船厂的那个位置。从城中赶来的一个使团发现他正在自家田地里劳动：挖一个沟渠或犁地之类。彼此问候之后，他为自己和祖国做了祈求神灵祝福的祷告。随后被要求穿上托迦长袍，听取元老院指示。使者们带来的消息自然让他感到吃惊。在询问了一切是否安然无恙之后，他让妻子拉西里娅跑回茅舍取来托迦长袍。妻子把托迦拿来，在擦干他满是泥垢和汗水的双手和面颊后，他穿上了托迦。从城内赶来的代表立即向他敬礼，并祝贺其成为独裁官。他们邀请他进入罗马城，并告知了他面临的严峻困难。
辛辛那图斯进入罗马城，接受了独裁官一职。他号召所有符合入伍年龄的男性公民带着武器集合起来，带队出征，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在这之后，他返回罗马举行了凯旋式。被俘敌军将领走在他的战车前面，战车后则跟着他的士兵以及缴获的战利品。在这之后，辛辛那图斯卸任独裁官。他在任仅15天。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卢修斯·昆克提乌斯·辛辛那图斯作为理想罗马人的典范而被人怀念。在他生活的年代，这个首屈一指的人物是个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在薄田里辛苦劳作。在和来自罗马元老院的使团接洽后，并在听取代表们的指示之前，他穿上托迦袍。同时，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前，他擦干了手上的汗水。通过战场上的胜利，他获得了荣耀，举行了凯旋仪式。随后他放下权力，因为他对国家福祉的关心要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