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3]
在雷吉鲁斯湖畔战役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罗马人和拉丁人打造的同盟网络是在崛起途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对罗马的同盟国来说，每个拉丁城市不必缴纳贡品，却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在罗马将军的带领下于罗马军中服役。拉丁人有资格公平地分享战争中获得的任何战利品，同时当外敌进犯时也会得到罗马的保护。此外，拉丁同盟城邦更紧密地和罗马社会融合在一起。罗马人和拉丁人之间可以签订有效经济协议，其在法律上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双方可以通婚，孩子是婚姻的合法产物。
以古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很难说罗马—拉丁同盟多么具有革命性。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正处在个体城邦的统治下。这些城邦极具独立性，同时又彼此嫉妒对方所享有的权利。从这方面看，罗马共和国和拉丁同盟间的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性。在罗马的带领下，拉丁人的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这也使罗马突破了城邦国家的局限，而这一点正是像雅典和斯巴达这类城邦从未做到过的。罗马给予拉丁同盟的特权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它的强大建立在齐心协力而非暴力镇压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虽然面临着扩张和汉尼拔入侵意大利带来的压力，拉丁同盟的大部分成员依然做到了对罗马保持忠诚。但是，因为罗马并不向同盟者索取财力上的支持，因此只有在战争阶段，拉丁同盟成员被征召入伍之时，罗马的优势才清楚地体现出来。罗马人需要维护这种优越性，同时也需要履行保护拉丁同盟的义务，这进而促使罗马在整个共和国时期保持其侵略性。
即便有拉丁同盟的协助，在初期阶段，罗马共和国仍难以将统治力施加到拉丁姆之外的其他地区。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罗马才逐渐在意大利中部站稳脚跟。然而，灾难接踵而至。公元前390年（据传统记载），更可能在前387年，来自北部的一批高卢入侵者席卷而下。这支部队首先越过伊特鲁里亚，在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后，逼近罗马城。罗马最后一批守军守住了卡匹托尔山，但城池落入敌军之手。此后，直到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攻入基督教化的罗马为止，这座城市八个世纪以来始终未被外敌攻破。
高卢人攻陷罗马成为罗马早期历史上最著名的片段之一，和这场灾难有关的故事逐渐变为传说。据李维记载，当高卢人侵入罗马城时，罗马元老坐在家中，如雕像一般镇定自若。直到一个好奇的高卢人触摸了一名罗马贵族的胡须，后者摸起一个象牙制品砸到了这个野蛮人头上，元老们就地遭到屠杀。若非朱诺女神的圣鹅鸣起警报，卡匹托尔山上的堡垒在某天夜里就被攻陷了。元老院甚至讨论了放弃罗马城的可能性，直到据说附近的一个高卢百人队队长告诉他的手下“我们也应就此收手”，此话被当作神谕传至罗马。
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罗马遭劫一事被夸大了。这场灾难毫无疑问引发的是一场心理效应，这体现在直到300多年后，在凯撒发动的高卢战争中，罗马对高卢人的恨意依然十分明显。但考古证据表明罗马城因高卢人入侵而遭到破坏的痕迹很少。另外，此次劫难似乎并未使罗马的实力受损。罗马共和国迅速复苏，并在塞尔维乌斯城墙（这座城墙的修建后来被记在罗马倒数第二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名下）的防护下阻止了之后入侵者对罗马城的再次进犯。在公元前4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罗马继续向外扩张，尤其是把矛头对准了意大利南部地区。正是在此时，罗马遇到了他们在意大利最强的敌手—萨莫奈人。
萨莫奈人是活跃于亚平宁山脊地带的一个强悍的山地民族。公元前5世纪他们就已迁徙到坎帕尼亚平原，并攻占了伊特鲁里亚人建立的城市卡普阿。罗马人向南部的坎帕尼亚进军加剧了双方的冲突，并引发了三次萨莫奈战争。第一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43—前341）虽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公元前338年，卡普阿和罗马之间签订协约，这标志着罗马人的同盟网络已蔓延至拉丁姆以外地区。他们从罗马得到的权利和罗马赋予拉丁人的权利略有不同。卡普阿和其他意大利同盟者同样都需向罗马提供士兵以换取保护并分享战利品。另外，他们还要向罗马缴纳一份年贡，其享有的民事特权也比拉丁人要少。和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罗马的资源储备和军事实力，尽管同时给意大利人施加的限制也造成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这最终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引发了战争。
图2 描绘罗马将军法比乌斯会见萨莫奈人头领凡尼乌斯的埃斯奎林历史残片
罗马和萨莫奈人的竞争在第二次萨莫奈战争中（公元前327—前304）达到白热化。公元前321年，罗马的出击致使他们在卡夫丁峡谷遭到一次耻辱性的失败。落败的罗马士兵被迫从象征屈服的牛轭下钻过。然而，失败只能让罗马人变得更加坚韧。罗马成功的奥秘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或许更是由于罗马人对自身命运的坚定信念和拒绝放弃的精神。正如将来反复上演的那样，罗马再一次重整旗鼓，回到原地，期待复仇。萨莫奈人无法单枪匹马对抗罗马，于是他们联合了高卢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意大利民族，为阻止罗马霸权的扩张而做出最后一次尝试。在公元前295年的森提乌姆一役中，罗马及其同盟者完胜萨莫奈联军。此次战役确立了罗马共和国作为意大利半岛头号霸主的地位。
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罗马面临的最后一个敌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南意大利的扩张让罗马人进一步接触到了“大希腊”地区的希腊城市。其中某些城市欢迎罗马的到来，但随着与罗马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塔兰托城将目光转向东部地区，期待能从中获得援助将罗马人赶走。塔兰托人的呼吁在公元前280年得到了伊庇鲁斯国王（今阿尔巴尼亚）皮洛士的回应。皮洛士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死后，为数不多的几个统治着分裂的东地中海希腊语区的国王之一。皮洛士既野心勃勃，又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率领着一支由20000名步兵、3000名骑兵，以及约20头大象组成的强大军队来到意大利。这阵仗是罗马人此前从未见过的。
皮洛士指挥的职业军队比罗马以往所经历的任何对手都要强大。在头两次战役中，也就是公元前280年的赫拉克利亚之战及次年的阿斯库鲁姆之战，罗马均遭遇惨败。但这两场胜利也让皮洛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阿斯库鲁姆战役令皮洛士的精装步兵伤亡惨重，以至于他沮丧地评论道：“如果对罗马人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将被彻底击垮。”最终，罗马顽强的抵抗迫使皮洛士退往西西里。他在公元前275年再次登陆意大利，并最终被罗马人击败于贝内文托。皮洛士放弃了意大利（后来，当他在进攻希腊阿尔戈斯城时，被一名老妪扔来的屋瓦击中头部身亡），塔兰托投降。到公元前270年，整个大希腊地区都被纳入罗马人的同盟网络。罗马毫无争议地成了意大利的霸主。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在征服意大利途中，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断完善。在王制衰落后，罗马的贵族统治集团最初仅由一定数量的大家族构成，合起来被称为“贵族”（patres，“父老们”）。只有贵族家族—比如克洛狄家族、尤利家族和科尔涅利家族—出身的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宗教或政治领域内的职务。世袭贵族以外的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平民”。因此，尽管平民中包含了那些最贫穷的公民，但不能将平民简单地看作“穷人”从而将之和贵族出身的“富人”对立起来。一些富裕的平民拥有和贵族一样多的土地，但由于他们并非来自贵族家族，因此不能担任公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避免。双方最早的纷争来自贵族对平民的剥削。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富裕的平民成员便动员广泛的平民群体，希望从中寻求支持以获取平等的政治权力。平民派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漫长斗争被称为“阶层斗争”。
如果史料中的编年无误的话，那么“阶层斗争”开始于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0年。在公元前494年，反对的声音出现了，起因是不满贵族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平民采取的举措。较为贫困的平民为共和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兵员，而与此同时在军中他们又在为维持生计的来源，即一块田地而挣扎。许多人转向贵族寻求支援，这却让他们受到虐待，甚至沦为债主的奴隶。随着贵族控制了罗马政坛，平民们在现存体制下愈加感到无助。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举行罢工。公元前494年，当军队受命出征之时，平民们却聚集在罗马城外拒绝行动，直到贵族做出一定的表态。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贵族被迫让步，他们给予平民参加其自行组织的公民大会，即平民议事会（Concilium Plebis）的权利。与此同时，平民可以选举自己的官员—平民保民官，来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犯。
阶层斗争的第二个爆发点源自贵族对法律的控制。早期罗马没有成文法典，司法问题取决于习俗性质的非成文法，裁决权掌握在贵族手中。比如，即便有保民官的保护，债务奴隶制同样让平民很容易受到贵族的欺凌。约公元前450年，对专制性贵族司法体系的抗争使得《十二铜表法》出炉。这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此后，平民至少可以了解这部法律，他们的地位也逐渐得以巩固。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罗马公民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制度被废除。与此同时，所有公民都拥有了向罗马人民上诉来反抗罗马官员之决定的权利。这一抗争的顶点是公元前287年《霍腾西阿法》的出台。根据此法，在平民议事会中通过的法案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罗马人民都具有约束力。
在阶层斗争过程中，罗马人民有了一定的保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然而，平民阶层中那些较为富裕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向贵族垄断权力提出挑战。贵族再一次被迫做出让步。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冲突后，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法律允许平民参与执政官的竞选，次年就产生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